陈平原：走过历史的苍凉

解读“后三届”系列（6）

     “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心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

——鲁迅《坟》

若干年后，已成为一代文学史大师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追忆悠悠逝水流年，常用鲁迅《坟》中的这句话自比：“埋葬过去、但不无留恋”，人生即是在这种不断的清理与反省中达成自我蜕变，直至成为今天的这个“新我”。

“人非草木，不会无情，我们还会怀念自己的过去，还会纪念我们走过的路，包括艰辛，包括欢乐。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坟的话，你不会长进。”

其实，这不只是他，也是一代历经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77、78级学子的典型人生历程。

青涩年代

1969年秋冬之际，陈平原到了潮州老家。跟别的知青有点不一样，他们是下乡，陈平原则是回乡。

他还记得第一天出工的情景。一大队人带着锄头，挑着肥料，到离住处三四公里外的田里去，中间要翻过一个山岭。年仅15岁的陈平原得到队长特殊照顾，被要求“只管给人家扛锄头就好了”。他扛着两把锄头，走了三公里，累得就不行了。

一年后，乡亲们安排他去教小学。陈平原形容那时的自己特别像阿城笔下的孩子王。

“我需要耐心地告诉那些孩子，在上课的40分钟内，不能随地小便，不要去厕所。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有时候正在上课，突然就有孩子举起手来：‘老师，我要尿尿’，‘老师，我尿裤子啦’”。

这段经历让后来的陈平原颇为得意，因为，他可能是北大唯一一个“这辈子从小学一直教到博士班”的学者。

然而，彼时的他并不能体会到这样的心情。困苦生活中不知路在何方的苦闷，紧紧缠绕着陈平原的整个少年时期，构成他日后 “惨淡人生”记忆中最黑色的部分。不难理解，这位乡村教师渴望走出闭塞山沟沟、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心情，是怎样的迫切。

8年后，他等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不久，陈平原收到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人生新的一页真正打开。

这是1978年，正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大学里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思想，什么都是新鲜的。但是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前两届大学生，“七七、七八级”学子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

后人很难想象，当时中文系学生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

陈平原自嘲：幸亏还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

至今，他仍记得代表他们这一代学子大学风貌的典型片段：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命运争得“脸红耳赤”……

这些片断虽则苦涩，却也弥足珍贵。它是一代人思想解放的印记。那段时间有了重印经典，中文系学生都开始拼命读十九世纪西方文学名著。陈平原笑称，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罗曼·罗兰小说，“三种不同性质的东西，搅和在一起”，构成了他的思想启蒙。

和他一样，无数学子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都经历了一个清洗历史垃圾，“上吐下泻再重新进补”的思想重建过程。

重构“文学史”

1983年深秋，即将硕士毕业的陈平原跨长江过黄河，目的是为后来进京工作探路。当时联系的单位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他进燕园拜会黄子平，被劝知“一定得见见老钱(钱理群)”。

他们在钱理群那间十平米的小屋里聊了一个下午。临别时陈平原呈上自己刚完成的《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当晚十点多，读过文章后，老钱就急匆匆跑到勺园，找黄子平商量如何劝陈平原转投北大。

事后，老钱真的说服王瑶先生出面，要求北大破例接纳陈平原这位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功亏一篑后，王先生毅然决定把他收为自己的第一个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读博士的时候，陈平原每周到王瑶先生家里去一两次，跟王先生聊天。王先生是喝茶抽烟的，总说自己经过几十年“水深火热”(指抽烟喝茶)的煎熬，“颠倒黑白”(指牙齿变黑，头发变白)，终于成了这样一个学者。陈平原也就这样在王先生烟雾缭绕的“熏陶”下度过了三年。

王瑶先生经常也会让他去找其他的老师，比如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但是也没有课程，只是私下聊天。所以，无论是在硕士阶段还是博士阶段，陈平原都没有受过系统课程训练，却充分享受了自由选择、思考和阅读的读书生活，这也奠定了他后来注重学术趣味、不拘一格的治学风格。

陈平原正式拜在王瑶门下念书后，钱理群就成了陈平原的师兄。陈初入燕园时，人地生疏，钱、黄两家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聊天场所。开始是两人两人聊，后来发展到三人一起聊，且越聊越专业化，居然聊出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来。

当时正值1985年前后，整个学术界走过最初的“拨乱反正”，开始思考一些深层问题，京城文化界掀起一股文化热，全国性“创新座谈会”由之召开，年轻学者成为主角。会上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在日常聊天的基础上联合作了一个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报告，陈平原被推为代表发言，反响很好。

不久，《读书》编辑部在这个报告基础上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为题，连发了6期，陈平原一时在学术界名声大噪。三人谈话方式强调“思想的草稿”，是一种新的尝试；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在文学史论述中打通了此前追随政治史的近代、现代与当代文学分野，用“现代化叙事”取代了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叙事框架，顺应了当时的学术潮流。到今天为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基本上被学界广为接受。

学之大者

记者面前的陈平原是一个温润儒雅的学者，给人神闲气定的感觉。所谓人如其名，一些师友尊称他为平原君。他自己曾多次在不同的演讲和文章中提及他的博导王瑶先生对他的告诫——有才华是好事，横溢就可惜了。

一位学生这样描述：“平原先生说话时语轻意深，大气而又平淡；儒雅是学者，随意却像学生，形是朴厚书生，神是淡泊君子；虽然貌不惊人，但很是迷人。”

在他身上，有着很多读书人所倾慕的轶事，包括早年与导师王瑶教授的“小鱼随大鱼觅食”的经典师生范式；也包括他与夫人夏晓虹教授夫唱妇随的经典夫妻模式。陈平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喜好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于学术的天地中，在京城学术界有“独行侠”之称。

他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的小引中写道：“编学术集刊，我强调‘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写学术随笔，则希望是‘有专业背景的挥洒才情’”。

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学术著述和散文随笔两种文体的严格区分，自认在专业治学基础上，有些人生感慨和社会思考能通过小品文字略为宣泄，借此保持一种人间情怀。

也因此，陈平原把很多目光投入到北大精神和大学教育上。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他编了《北大旧事》，写了《老北大的故事》，将北大和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很符合大众阅读口味，一时引领了出版时尚。

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他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致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

从78级大学生一路走来，陈平原从未离开大学，目睹三十年学院沧海桑田巨变，也自有百般滋味在心头。他总结他们这代人是“一生而历两世”，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如屡薄冰，“意识到自己在治学方面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总有一种历史的苍凉感。”

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回过头来看，他们这代人是幸福的，因为历经各种苦难，深知人世维艰，所以对社会和人生也就有了特别通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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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看你1978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有恍若隔世之感，那是一段怎样的记忆？

陈平原：我们自己总结是：生在红旗下，长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该读书了，碰到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等到结婚的时候，又碰到独生子女政策，各种各样的辛酸苦辣，我们都经历过来了……

跟我们的长辈很多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酷打击或迫害相比，五十年代生人还是比较顺利的，但绝大多数也都曾经有过心灵的创伤，体会到人生的冷暖，在这种寂寞人生的苦难中逐渐成长起来。所以，这些人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抗打击能力比较强。

我们的成长过程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一路走来，一步步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然，我们也参予到推动这个时代变化的努力中。

《小康》：有人认为上山下乡对国家是灾难，但对个人是因祸得福，它使得你们这代人躲过了小学、中学、大学的现代格式化教育过程。对此你回过头来看又是怎样感受?

陈平原：这是后世追认的。人生不能重新假定和设计。但是我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中的痛苦，那时候日常生活中对未来的迷惘和绝望是很多后面的人无法领会的。

我之前在乡下8年，后来人可以想象说有了这8年的社会经验我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有多少人熬不过这8年？77年考试的时候多少人没上来？按照那年的录取比例，一个人上来了，二十几个人没上来。多少人根本就没有熬过文化大革命，在乡村里自杀了，或者日后没有考上大学，一辈子几乎就荒废了。

《小康》：如果没考上大学的人会是怎样的命运？

陈平原：文化大革命的中学生，如果后来没能上大学，你可以想象，回城以后，第一件事是在大城市的边缘搭一个小棚子，然后就开始做一些零杂工。因为你没有技术，没有学问，将来提干你轮不倒，经商你没本钱，只能提早下岗。即使没下岗，现在也该退休了。

我们是幸运儿。尽管我承认我也很努力过，但我承认很多靠的是机遇。有了上大学这个机遇，你后面走得很顺。我也在不断地弥补，不断地纠正，不断地使自己走得顺一点，但是我知道“四人帮”迫害的时光是补不回来的。

《小康》：学习的热情、理想主义的气质、心怀天下的责任感，这是否可以说是七七、七八级的普遍精神特质？

陈平原：相对来说，我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高调的理想主义和低调的理想主义不一样。我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像胡适所说的，“只要耕耘，必有收获”，或者“只求耕耘，不问收获”，这些都是低调的理想主义。你还看得见，有那种气质或者追求在后面，但是对于收获本身，并不抱特别大的期望。

《小康》：这种低调的理想主义骨子里是一种悲观？

陈平原：不是悲观主义。过去宣传“小车不倒只管推”，现在我反过来说，只要你我肯推，小车可能就不倒。中国的独轮车，是很难掌握平衡的，你要是停下来，它可能就倒了。所以，只要你肯推的话，它就能够一直往前。尽管歪歪扭扭，但还是往前。

所以，有时候他们说得特别特别悲观，但问题是我们还必须生活。如果把中国想象得一无是处的话，比如说环境不好、人心不好、道德不好，国家形象有问题，政治体制也有瑕疵……我们怎么办？我知道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直面惨淡的人生”，就是这个意思。

首先要相信中国这辆小车，只要不倒，就能往前，一点一点改革，或者说改进。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希望这个小车不倒的，只不过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途径来维持它不倒，而且还要往前，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小康》：人文学越来越不能够像当年那样影响当下社会，您认为原因出在何处？人文学是回到了它本该有的位置还是日渐式微？

陈平原：相对那个时代，现在人文学的地位确实是今非昔比。但现代化本身要求合理化、科程化，讲求工作效率和实用理性等，这些都会导致传统的人文地位下降。骂也好，感叹也好，时代已经走到这一步，回不去的。人文学者很容易怀念起当年的谈笑风生、指挥若定，现在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人文学者在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念的同时，必须努力理解这个时代，调整好自家心态以及工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