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四军”讲过去的故事

抗战后期，我参加了新四军，又很快入了党，对当时军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作风印象很深刻。

那时，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北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有一阵子布匹非常紧缺。于是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决定，1944年冬天，实在困难的部队和地区，一律穿苏北民间木制织布机自产的粗布制作的棉衣。连这种粗布也要求节约，棉袄领口的翻领和下面的两个大兜兜也没有了。黄克诚自己也和大家一样，不讲任何特殊。当时我在文工团，还能穿上细布棉衣，这是对文艺兵的特别优待。只有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穿着皮夹克，不知是缴获日寇的还是自己买的，怪刺眼的，不以为然的背后“怪话”很多。但就是这样出洋相的人，也有好的一面。那时在阜宁县公安局当局长的丁兆甲同志来谈事，吴法宪知道后特别叫保卫部的同志多弄了几个菜，他自己也参与接待和陪同共餐，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这给大家留下了颇好的印象。

1946年春天，在苏皖边区政府和中共华中局领导机关所在地淮阴，举行了“华中宣传教育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华中局负责人邓子恢、张鼎丞，宣传部部长冯定，华中《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华中总分社正副社长范长江、恽逸群，文化名人阿英、黄源等都和大家一样，坐在会场上，会议司仪说到请谁上台讲话，谁就顺着边角上的小梯子走上舞台，在台角向会场内的同志们讲话，很少站在台前中央打着手势高声发言的；在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四八”遇难烈士的奠堂上，领导也和大家一样，左臂套着黑纱、左胸戴着白花，哀痛地排在会场上共同悼念；表演期间，有些文艺团体发生了争论，双方在大会会刊和《新华日报》上刊发文章，各抒见解。其中有些同志只有十几岁，但并没有因年轻、级别低而被剥夺应有的发言权，反而受到了照顾和尊重。

但后来，这种风气慢慢淡化了，尤其近年来，似乎消失得纹丝不见了。现在即使是个很小的会，都有个“主席团”，似乎比排排坐在会场上的代表、委员们“高人一等”；很多盛大宴会，在宴会厅中间或靠近舞台的地方，都有二三十人围着坐的大桌子，似乎也比那些十人一桌的小圆桌上的人“高人一等”——既然都是开会的代表、委员和同餐共饮的宴会参与者，何必另搞一套？

对这类现象，像我这样的“老保守”是看不顺眼的。这种现象是从何处来的？革命时期可没有。但从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的夫人沈容同志晚年写的回忆文章中得知，解放前就有类似现象。那时常常在农家广场举办周末舞会，广场的东侧有一排桌子和坐椅，桌子上有茶水、香烟，还有水果，是专给领导人坐的；南、西、北三面有一溜长凳，供参加舞会的一般男女坐下来歇脚。沈容回忆：跳舞时，新华社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常常故意跳到东侧那排桌子跟前，快速地从桌上的烟盒中抽出一两支烟藏在衣袋里，准备“慰劳”自己的夫君。

不过，上述某些现象只是看得不那么顺眼而已，还有令“老保守们”义愤填膺的事：2008年10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披露国企高管的年薪问题，其中说到4年前被称为“打工皇帝”的陈久霖，年薪约合人民币2350万元；前一阵，平安保险CEO马明哲6600多万元的年薪更是引起广泛争论。有些高管还是共产党员，却一个劲地要向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高管看齐，却丝毫不想想：2006年，中国人均收入刚刚超过2000美元，仅为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5%。（《林毅夫算账——203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建材》2007年第7期）而马明哲的年薪等于两万多农民一年的收入。这种贫富悬殊到了群众难以忍受的地步。

革命战争时期，我亲眼目睹个别贪占几十块银元的连队伙食事务长和苏北军区副司令员的马夫都被公审枪毙了；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也对华尔街高管的所得屡屡发怒发话；英国也开始查处“顶风”自肥犯众怒的银行高管；但在中国，虽然舆论界议论颇多，但对年薪几百万、几千万的国企高管如何查处却没有下文。

改革开放30年确实取得了不可否认的业绩。“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纠正了以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只有把“反腐倡廉”的口号落到实处，从领导作风抓起，才能得民心，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和进步。

（作者系新华社原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