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随想录》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①。《大公报》历史上形成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文革”后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作为“政治窗口”的媒体角色构成了《大公报》新时期的言论环境，这对于《随想录》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从“文人论政”到获得“新生”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创办于天津，民间集股出资，属民营性质。在当日创刊号刊载的《大公报序》中将“大公”二字解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并称要“扩大公无我之怀”“移风易俗，民富国强”“该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可见，《大公报》从创刊之日起就以“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相号召。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军阀混战频繁、政事扰攘，政党政治崛起。在这种情势下，1926年9月1日，曾一度被安福系军阀、政客掌控（1916—1925）而失去民间报刊传统的《大公报》续刊，恢复民间报纸的社会身份。由张季鸾撰稿、署名“记者”的《本社同人之志趣》阐发了《大公报》续刊后的办报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原则中，所谓“不党”，即：“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人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所谓“不卖”，即：“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情感，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②“四不”方针强调的是“文人论政”要持论公正、言论独立，体现了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理想和社会责任意识。但是应该看到，“四不”方针实行起来可谓困难重重，即或报人自身能够“不私”“不盲”，但在当时要做到“不党”“不卖”又谈何容易？！

从1926年到1949年，《大公报》人尽其所能追求言论自由、职业独立，把《大公报》经营成为民国期间有着广泛影响的一家报纸。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将最佳外国报纸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当日，报社总编辑张季鸾在为此撰写的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写道：“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照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③显然，“文人论政”的前提是“文人办报”，中国近现代报刊经历了“洋人办报”到“国人办报”再到国人中的“文人办报”的发展。文人办报决定了报纸的民营性质，从而也决定了“论政”所秉持的是民间立场。有学者指出：“遍观百年新闻史，‘文人论证’传统的产生、存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④我以为，上述第一点最为关键，“民间报刊的空间”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民主空间的大小和言论自由程度的高低，所以，民主政治是民间报刊生存的根本前提。

20世纪中叶，在政权更迭、时局动荡中，上海《大公报》于6月17日刊出了由王芸生代表报馆同人撰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宣言以《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共产党舆论宣传为言论依据，盛赞了上海解放的历史意义，检讨了《大公报》五十年历史中种种“反动表现”，最后宣称：“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大公报》人渴盼的“新生”须在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实现。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私营报纸采取了两种改造措施：私营公助和公私合营。到1953年，私营公助报纸都被改造为公私合营的经营模式，私营报纸彻底消失了。后来公私合营报纸逐渐清退了私人股份，转化为国营，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共和国建立初期有‘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的提法，自1953年起皆称为‘党的新闻事业’。”⑤限定语的不同，表明了新闻事业本质的转化。不管是主动寻求“新生”还是被动接受改造，《大公报》都不得不走上这样一条路。1949年11月31日，亦即《大公报》“新生宣言”发表半年后，中宣部致电华东局宣传部要求其扶助经营困难的上海《大公报》：“拨给适当数目纸张，作为公股投入该报。”⑥国家参股使报纸的产权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1950年7月，该报实行公私合营的经营模式，实际上，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对《大公报》的私人股份做了适当处理后，报纸已经收归国有了。此前的1949年2月27日，天津《大公报》已更名为《进步日报》，它虽然号称是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家民营报纸，但在实际的编辑方针上采取的是彻底的“人民”立场。此后的1951年12月，重庆《大公报》先行公私合营，之后更名《重庆日报》，直接改造为党报。1950年代初，内地《大公报》在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全部加入到“党的新闻事业”的行列。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报纸的物资供应仰给予政府，销售依靠财政支付的单位订阅，邮递发行由邮局垄断，民间报纸在经济上失去了独立的可能。所以，对《大公报》而言，最初的“四不”原则从此不复存在了。

二、政治“窗口”与言论中介

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执政党对《大公报》的改造政策与对其他私营报纸有着微妙的差别。对于1950年的《大公报》改造，当时新闻总署指示，不正式对外宣布也不故意否认这一事实；1954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下发的《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说：“现在《大公报》实际已是党领导的公私合营的报纸，但为适应国内外的政治情况，目前对外仍保持私营的面目。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的党组织应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对待《大公报》，并予以应得的协助。”⑦很显然，中共有意对（国）外保持该报的私营面目，是为了保留一扇向外打开的舆论宣传的“政治窗口”。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内地（北京）《大公报》没能成为向外打开的“窗口”，而仅仅成了一家以国际新闻和财经报道为主、政治倾向鲜明的国有报纸，最终于“文革”爆发伊始即告终刊。

对于执政党而言，1949年后真正起到“政治窗口”作用的媒体是香港《大公报》，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该报担当的主要是这一舆论角色。1949年后，香港成为国共两党舆论斗争的前沿，新生的中共政权需要在香港拥有自己的舆论力量，以与败走台湾的国民党抗衡。1950年代的香港报业格局有着明显的左、中、右的分野，由于港英政府对言论的宽容，当时出现了左右皆旺的舆论态势。左派报纸以《大公报》和《文汇报》影响最大，二者在内容上有所分工，但均以民营报纸面目出现，与国内政治需要相呼应，向世界介绍社会主义中国，甚至在经营模式上也与内地新闻机构相近，而与商业化的香港本土报纸系统格格不入。虽然如此，在1960年代末以前，由于中国政治因素在香港舆论中的重要地位，也由于读者了解中国情况的需要，《大公报》等左派报纸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文革”期间，香港左派报纸随内地极左政治相俯仰，加之香港新生代读者政治感淡化，本土意识增强，所以这些报纸全赖中国政府扶助才能勉强生存，《大公报》的销量甚至曾经下降到“可耻的程度”⑧。即便如此，在当时意识形态阻隔的情况下，《大公报》和其他左派报纸仍是外界了解封闭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可或缺的“窗口”。因此，新闻史家指出：“《大公报》不仅是一张报纸，而且是一个窗口，一个联络站，一个联结内地和海外的纽带。”⑨

“文革”后，《大公报》的“政治窗口”性质仍然没有改变，执政党要求它向世界宣传改革开放的中国，但是希望它仅以爱国主义（爱“社会主义”中国）的面目出现，而不是执政党和政府声音的代表。由于与党报拉开了距离，《大公报》形成了左向偏中的风格，这样，更容易使读者产生信任感，加以是中共“有意”向外打开的“窗口”，读者除了通过它了解内地情况外，还可以窥测大陆的政治情势。

新时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公报》在内地的发行逐渐恢复，对于内地读者而言，它是一份较内地媒体思想更为解放的报纸，通过它可以较为真实地了解外面世界的真相，看到更为自由大胆的言论。

《随想录》就是在这样的言论环境中在香港《大公报》连续刊出的。

巴金对于香港左派报纸的言论环境和它们能够提供的言论自由度是了解的，实际上他利用了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这样的言论平台。他在《大公报》刊载随想，从文章内容着[，一定程度上接续了该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在《文汇报》发表“创作回忆录”，这些文章的写作旨趣，一是回顾作品创作过程，为读者提供材料；二是“我写这小书倒是替几位朋友雪冤，洗掉污泥浊水，让那些清白的名字重见天日”⑩。与《随想录》写作相呼应。作者对自己这些文章内容方面的“敏感度”有明确意识，如1979年2月，他曾在致萧乾信中说：“但我最近写文章，每一篇里常有两三句不合‘长官意志’的话，麻烦编辑同志费神删改，因此不一定写出来就用得上。”{11}同时，他也知道有些文章可以在香港报纸发表，但却不可在内地报刊特别是党报登出。实际上，中共也部分默许思想较为解放的言论在香港左派媒体出现，“文人论政”既可表明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向世人树立开放中国的形象，同时也可收到外界对于大陆言论自由的积极评价。但是，中共对它领导下的香港左派报纸言论自由的默许是有政治限度的。巴金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有限度的言说终究胜过彻底的无言，这是他不得不然的选择。

以巴金的身份而言，在《大公报》刊出内容上多为反思“文革”、指摘时政的批判性随想，必然产生影响。对于政权来说，接受这种不同的声音是为了在“向外打开的窗口”中展示政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在巴金心中，他希望的是这扇窗口不仅仅向外洞开，而且它应该成为向内影响的“中介”，因为他的随想所论者，虽能够引起香港及海外读者的“同情的理解”，但毕竟隔膜；而对于内地读者，这些随想也许更有意义，因为它们讨论的正是大陆民众有着切肤之痛的经验和事关国家、民族群体命运的话题。因此，《大公报》的“大公园”实则成了巴金随想“出口转内销”的“中转站”。

三、文人论政的“窗口效应”

“文革”之后，大陆很多知名文化人给《大公园》撰稿，除巴金外，还有冰心、夏衍、萧乾、聂绀弩、黄裳、季羡林、杨绛、王元化等等，从刊出作品的内容看，有山水名胜的游记，有怀人纪事的小品，有谈文论艺的随笔，也有针砭时弊的杂文。巴金“归来”后在《大公园》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家〉法译本序》，该文1979年12月9日刊出。此前的12月7日，该报即刊登“致读者”，预告该文的刊出消息；12月8日再登出“启事”为文章发表预热。由此可见编者对巴金及其作品的重视。在《随想录》第一篇《谈〈望乡〉》刊出前的1978年12月15日，《大公园》又登出“致读者”预告17日该文将与读者见面，并于16日先行在唐琼（潘际坰）开设的专栏“京华小记”登出《怀念巴金》一文的第一部分；次日，《怀念巴金》（二）与巴金的《谈〈望乡〉》同时见报；18日《怀念巴金》（三）在“京华小记”专栏刊毕。其实，第一篇随想完成，巴金就产生了写一本小书的想法，并写成《随想录》“总序”与《谈〈望乡〉》一同发表。1978年12月18日，巴金致信潘际坰，表示将以后的随想均交《大公园》发表，实则是在《大公园》开设了个人的“随想录”专栏。

巴金没有辜负编者的期待，他的随想以思想解放、敢讲真话赢得了读者的喜爱。《随想录》在《大公园》发表之初，正值人们的“文革”经验开始逐渐转化为文学表现资源。在《大公园》中有唐琼的“京华小记”专栏，多写“文革”逸事，以人事沉浮写出“文革”世态之乖谬浇离。以《随想录》开篇的1978年12月为例，副刊中就有很多篇章涉及“文革”，如夏衍《忆阿英》（12月10日）、黄裳的《催眠术》（12月10日）、《周信芳之死》（12月22日）、韩尚义的《想到君里》（12月24、25日）等。《大公园》附和国内反思“文革”（后来扩展为1949年后政治）的思潮，为作者创造了宽松的言论氛围。但是就总体而言，巴金的随想在思想锋芒、现实针对性方面要胜出《大公园》中的同类作品。《大公园》发表谈论电影《望乡》的随笔，最早有黄裳的《妓院里的爱情》（12月4日），之后才有巴金的两篇随想。同是谈论一部电影，但巴金与黄裳的落脚点显然不同。黄裳在文中首先叙述了关于电影的争论，以辛辣的语句讽刺了“二十世纪道学家”，之后文章便转入“妓女与负心郎”的细节论述中。由阿琦被他的“意中人”抛弃，谈到古典文学和旧戏中的李娃、焦桂英甚至崔莺莺的“悲剧”，最后用较大篇幅品鉴了川剧《情探》对焦桂英与王魁故事的精彩]绎。黄裳虽然也论今，但重在说古，“旧戏新谈”是他的拿手戏；巴金谈《望乡》则是把它作为话题，目的是结合个人经验讨论现实问题。他从关于《望乡》的争论看到某些人观念的愚顽，提出要相信青年、尊重人性，甚至论及刚刚平反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认为参加运动的青年是国家的希望{12}；他还由《望乡》的摄制谈到艺术家“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可以说从《谈〈望乡〉》起，巴金就确定了《随想录》的言论方式，以个人经验思考现实问题，叙述中直陈（至少不隐瞒）个人看法。《随想录》涉及的主要是文艺与政治问题，在当时，文艺问题其实也就是政治问题，所以《随想录》带有强烈的“文人论政”的色彩，并且每每涉及历史与现实政治的敏感话题，这一点不仅在《大公园》同类作品中，即使就整个文坛而言，都是相当突出的。

当然，由个人经验得出的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或许缺乏理论的深度，但这不是巴金所追求的；他不认为自己的思考是问题的最终结论，他只想以自己的思考引发公众的思考，因此，《随想录》能够为更多读者阅读、产生它的效应，才是他的最终追求。《随想录》效应是逐渐形成的，最初在《大公园》发表过程中，它的影响范围并不大。首先，《大公报》的主要发行区域在香港，《随想录》的话题显然较难引起香港读者的阅读兴趣。改革开放后，《大公报》在“文革”中一度受到冲击的内地发行缓慢恢复，但是由于发行政策限制，以及拒收人民币等做法，报纸多为单位订户，读者以中高级知识分子居多。此外，《大公报》的内地赠阅对象主要是有关领导和外宣部门。从这些因素综合来看，《随想录》的最初受众范围小、层次高，较难达到普通读者层次{13}。其次，《随想录》在《大公报》刊出过程中，内地报刊做了转载（或同步刊载），这是最初扩大随想影响的主要途径。笔者据李存光先生编《巴金研究资料》（中卷）统计，《随想录》第一集30篇中有17篇作品被内地报刊转载计18次，《探索集》被内地报刊转载计10篇12次，《真话集》有10篇随想被内地报刊转载计12次。因为第一集中的“访法散记”系列随想有7篇被《当代》文学双月刊集中转载，所以其转载量较大，但我们综合考察三集随想的转载情况发现，通过转载能够在内地传播的随想占总数的1/3左右，数量不能算多。这些转载刊物的发行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读者对象多为文学工作者或文学青年，虽然可认为是一般读者，但本质上还是属于知识者群体。因此，《随想录》在内地的转载只能说扩大了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在陆续发表、转载过程中，《随想录》相继在香港和内地结集出版。初版单行本印量虽然不大，但是读者可以陆续看到完整的《随想录》文本，一方面为广泛的阅读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为文本的批评、研究以及进入各种选本提供了方便。例如，第一集结集出版后，在香港及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评论界的热情关注。1980年5月20日，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拜访巴金时说：“您的《随想录》在香港出版以后，海外读者反响热烈极了。”{14}聂华苓此言或许有礼貌的成分，但不可能是无根之谈。黄裳1980年3月26日致杨苡信中说：“《开卷》巴金专号，有一读者提出，大大批评了一顿《随想录》的封面，说莫名其妙，特别是把巴金签名用了红字，是一种不尊敬云云。可笑得很，我倒觉得够漂亮了，由此可见，巴公在海外地位高，已非我们想像所及。”{15}1980年初开始，《开卷》《八方文艺丛刊》《明报》《三联通讯》《百姓》《广角镜》等香港报刊对《随想录》第一集的出版给予了热情关注，组织“专号”和访谈，并展开了对巴金随想的讨论。此外，从《随想录》第一集“访法散记”透露的信息，也可看出巴金随想在法国的影响{16}。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断定《随想录》海外影响之大。巴金随想在内地的社会反响同样不可小觑，他在1984年致潘际坰信中曾谈到《〈茅盾谈话录〉》发表后的一个小插曲：“作者也曾把原稿抄了一份寄给我，并到我家向我妹妹哭诉一番，说我的文章对她压力很大等等。我叫国煣代笔回了一封短信说我只是讲讲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在批评她。”{17}从这件小事足可以一斑窥豹，至少证明巴金随想受到广泛关注的事实。1981年郭志刚主编、集体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简单评述了《怀念萧珊》一文，这是《随想录》第一次进入国家组编的高校当代文学史教材；同时，《随想录》的写作也开始与作者周边的话题进行互动，例如，由朋友的议论引发思考，回应对《随想录》的批评，从《大公报》文章获得启示，以及被请求写怀人随想等等{18}。总之，《随想录》文本在内地的影响在不断扩大，青年学生、一般读者至少有机会了解或阅读它，但是也应该看到，《随想录》文本意义的认可还局限在较小的“圈子”。

1986年9月28日，《随想录》在《大公报》刊载完毕。之后各种版本的《随想录》大量发行，其影响范围更趋扩大，开始突破“圈子”状态，受到读书界普遍关注。巴金1986年12月致潘际坰信中说：“《随想录》突然受人注意，这倒出乎我的意外。本来我估计，过五六年它才有可能走运，没有料到这样快就开始发生作用。北京‘人文’全部重排，本月底出书。上海也在赶印选本。对‘文革’能多揭露、多批判总是好事。”{19}知识界、文学界（也可归入知识界）、读书界对《随想录》给与了积极评价，它部分地代表了这一群体久被压抑的声音。

但是，中共宣传部门和意识形态的领导者们对《随想录》的态度却较为复杂，一方面认可文本在《大公报》发表的“窗口效应”，另一方面又希望《随想录》的思想解放幅度在中共政治划定的范围内。实际上，后一方面几乎无法实现，进入写作过程，巴金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和言论方式进行，除了考虑可否传播之外，他只追求对现实发出自己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去遵守政治律令。因此，在发表、传播过程中，双方矛盾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巴金随想写作在政治层面招致的非议、遭受的批评、引发的“风波”，可从文献中寻觅线索的前后计有6次：

1.1979年3月，遭遇第一波“叽叽喳喳”的议论。

2.1980年7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师黎活仁和他的七名学生在《开卷》杂志撰文批评《随想录》第一集。

3.1980年末1981年初，社会上流传巴金因写作《随想录》被某领导同志点名批评。

4.1981年10月，《怀念鲁迅先生》一文所有与“文革”有关联的字句均被《大公报》编辑删改，“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

5.1982年10月，胡乔木提出让巴金“以后不要再写了”。

6.1986年8月，第144—148则随想原稿“意外”遗失{20}。

这些事件或许有轻重程度的不同，但都从反面证明了巴金随想伴随发表而在政治层面和一般读者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所以，出乎作者意外的不应该是“受人注意”，而是“这样快”地受到“如此热烈”的注意。《随想录》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发生作用是巴金所乐见的，尤其是在反思“文革”这一点上，因为在新时期经历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波折后，他感到封建主义仍像幽灵一般在人们的身边徘徊，只有让人们认清“文革”真相，才能阻止意识形态之争滑向极左政治运动，所以，反思“文革”历史正是出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他以文学干预生活所要达到的目的。

尽管有矛盾，但《随想录》的写作却不是可以任意由政治强力中止的，因为“窗口”既然已经打开，就不能再随意关闭，其实，这也符合国家政权的利益。此外，巴金的批判性言论已经在海内外，特别是海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果贸然强令禁止，必然产生消极的舆论后果和海外对大陆政治动向的猜测，将有损政权的改革开放形象，这也是执政党不愿看到的。这就是《随想录》虽度尽劫波但终能完成的原因。在1981年的“删稿”风波中，巴金确实感到了写作被“腰斩”的危险，他在致编辑潘际坰信中多次谈到这一心情，如1982年1月13日信中说：“《随想录》我还要续写，为了实践出满五册的诺言。现在寄上续稿一篇，能发表就发表。不便发表就转给承勋兄，他答应过我。如他不发就退回吧。但我并未搁笔。”{21}可以说是“窗口效应”和巴金的决心保护了《随想录》不至中辍，因为对政治而言，与其封杀但却不能阻止写作和文本通过其他途径流传，还不如“忍痛”在“窗口”邀点声名。

在“文革”后，《随想录》作为文学写作确实有它不可替代之处，写作本身受到了政治高层的关注。在一般读者无法读到巴金随想的时候，《大公报》使其直达有关领导和外宣部门，作者身份的特殊、话题的敏感度以及观点的异端性使《随想录》刊登不久便引起议论。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中说：“我就很佩服巴金同志，他今年八十一岁了，经常讲作家要集中精力搞创作。如果大家都这样办，流言蜚语、闲言碎语就没有市场了，团结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我觉得他这个话确实很有道理。”{22}这里讲的虽然主要是团结问题，但从中我们也可推断胡耀邦对巴金的创作是很关注的。另外，新时期曾经一度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对《随想录》写作表现了更大的“热情”，甚至亲自赴上海进行劝阻，希望巴金停止写作；社会上还曾出现某高层领导点名批评巴金的传言。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断定《随想录》写作为执政党高层所特别注意，当然，这种特别注意可以同时产生两种效果，一是因文本的批判性而受到政治的压抑，二是文本中的知识分子的也是民间的思想被部分吸纳，从而影响高层政治，这是文本对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推动。我倾向于认为，这两种效果在《随想录》写作中事实上都已经发生，只不过前者有迹可循，而后者无法确证而已。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认为，《随想录》文本在没有到达普通读者层之前，就凭借其在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政治高层的影响，直接参与了思想史进程，这种文本效应是任何作品所难以产生的。

注释：

①其中，《随想录》第一集“后记”、《探索集》附录《我和文学》（载《钟山》文艺丛刊1980年第4期）、《探索集》“后记”（载《羊城晚报》1980年11月9日）、《怀念鲁迅先生》（载《收获》1981年第5期）、《“鹰的歌”》《〈真话集〉后记》（载《读书》1982年第9期）、《病中集》附录《答井上靖先生》（载《人民日报》1982年9月12日）、《病中集》“后记”（载《羊城晚报》1984年3月10日）、《无题集》附录《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载《文汇报》1986年5月16日）、《无题集》“后记”等10篇作品首刊于其他报刊或直接收入《随想录》各集的单行本。

②参见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转引自《大公报历史人物》第47页，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③张季鸾：《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26页，大公报馆1947年版。

④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5期。

⑤施喆：“建国初期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载《新闻大学》2002年第1期。

⑥转引自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⑦转引自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344-34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参见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4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据现有的公开文献看，中国政府以何种方式扶助香港《大公报》仍是无法确证的问题。50年代，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管理港澳事务，对香港的左派宣传多有指导。1952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国家通讯社地位得到港英政府承认，具体负责管理在港的左派报刊。据相关资料显示，1950年代，新华分社与左派报纸基本是共同协作关系；至“文革”期间，则发展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许家屯高调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新华分社走向香港政治前台，成为中共在港的代表机构，对左派报刊影响更为直接。但是，除了政治指导、舆论声援、协助经营等之外，中国政府是否还给《大公报》以经济支持，至今仍是个多方避讳的话题，不过从种种线索推断，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大公报》一直以民营报纸的面目出现，以私人持股的形式运作，至今仍如此，那么，中央政府的经济扶助方式是持有股份还是直接财政拨款，抑或是间接注资就不得而知了。

⑨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4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⑩巴金：《致树基（代跋）一》，载《巴金全集》（第20卷）第7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巴金：《致萧乾（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载《巴金全集》（第24卷）第3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布题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消息，至此，中共正式为天安门运动平反。距巴金写作《谈〈望乡〉》一文仅有半个月时间。

{13}《大公报》在内地面向普通读者发行是1992年才开始的，当年的7月3日在哈尔滨举行首发式，同年稍后在东北三省发行。目前该报在内地的发行量也仅有4万份左右。

{14}谷苇：《巴金与聂华苓》，载《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第23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1版。

{15}黄裳：《来燕榭书札》第66-67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16}关于《随想录》第一集在法国的影响，还可参见法国汉学家贝罗贝博士1981年9月对巴金做的访谈，访谈记录题为《访巴金谈文学、论国事》，刊于香港《百姓》月刊1981年第11期。后此文收入陈思和、周立民选编的《解读巴金》一书，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7}巴金：《致潘际坰（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载《巴金全集》第24卷（书信编、下）第5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在《随想录》中，由朋友的议论引发思考写成的有《说真话》《写真话》《我和读者》《怀念满涛同志》《解剖自己》《“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紧箍咒”》《再说“创作自由”》等篇。回应对《随想录》的批评的有对《开卷》杂志批评的反批评《再论说真话》《我和文学》《〈探索机〉后记》《〈随想录〉日译本序》《合订本新记》，以及《幸福》《老化》等。从《大公报》文章获得启示写成的有《探索》《“思想复杂”》《可怕的现实主义》等篇。被请求写怀人随想的情况上文已述。

{19}巴金：《致潘际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载《巴金全集》第24卷（书信编、下）第538—5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20}参见潘际坰：《〈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载陈思和、周立民选编：《解读巴金》第128—12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巴金于1986年6月20日寄《大公报》广州办事处转香港本部随想两篇，即144则《官气》和145则《“文革”博物馆》，至8月不见刊出，8日即致信潘际坰询问，并于8月19日并144和145两则随想及后写的《二十年前》《怀念非英兄》和《三说端端》三篇共五篇再寄《大公报》广州办事处转港，此五则随想一并丢失。一则作者稿件两次“意外”遗失不太可能，再则五则随想中《官气》《“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谈论的是政治敏感话题，因此，巴金在1986年8月20日致潘际坰信中说：“六月二十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见《巴金全集》第24卷书信编下，第534—535页）我认为，巴金的判断是合理的，《大公报》在政治压力下试图中止随想发表，或者至少压下敏感篇目。

{21}见《巴金全集》第24卷（书信编、下）第4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22}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4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