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36天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依然杳无音讯。

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

而就在同一时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今天，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

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

这次会议之前，邓小平提出全党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要从根本上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不仅意味着运动的结束，更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意味着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对于华国锋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思想认识上，都很难接受。

11月10日下午4时，华国锋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

第一天，会议气氛波澜不惊。第二天，11月11日，分组讨论。但是，历史在这时候拐弯了。

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在东北组发言。陈云的发言是一口气讲下来的。他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各组发言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

万里：“陈云提出的问题要解决，不然人民心里不舒服。”

聂荣臻：“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丕显：“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应该弄清楚。”

从这时开始，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一版报纸的下方，还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评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此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也特别提到了这出戏。

1978年5月，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利用病休的时间，花了二十多天写下了那部推动历史的话剧剧本《于无声处》。

在1976年那个特殊清明节里，宗福先同样感受到了千里之外天安门广场的悲壮气氛，直至两年后他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诗句作为自己话剧的名字，这是1934年鲁迅在中国最黑暗的暗夜里写下的诗句。

1978年9月23日，《于无声处》上演，那时候的上海真的是一票难求。《文汇报》很快发表了长篇通讯，题目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1978年11月13日，《于无声处》剧组接到即刻进京演出的调演令。

宗福先后来转述马达的回忆：最后决定调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马达，时任《文汇报》总编辑。

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首都举行了首演仪式，那天许多人哭着、抽泣着，拥上舞台，拥住了台上的演员们，他们中大多数是“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甚至还有一些是刚刚从大狱中出来的。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他们还谈到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从这一天开始，会议的进程已不可能再像华国锋会前安排的那样转入讨论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在陈云发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

11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午4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三、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

代表们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气氛，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代表们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

这天晚上，胡耀邦离开会场，难得回了趟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家人谈起了会场的情形。这一天，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激动难耐，他在日记本上记下了父亲的感言：

……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会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1月26日，至此会议已经开了整整16天,这原本应该是会议结束的日子，但是会场上荡漾的活跃、兴奋和畅所欲言的空气，让会议毫无悬念地往下延伸着。

于光远回忆说：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说：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曾任卫生部部长）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于光远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他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

从这以后，不少人也打消了顾虑，与他们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语言还很尖锐。”于光远说。

但形势的推进并非那么平滑。25日后，当看到华国锋讲话中并未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下结论，“凡是派”的声音也渐渐响起。

在那个会场上，作为“凡是派”代表发言的大致有：李鑫，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熊复，时任《红旗》杂志社社长；张平化，时任中宣部部长。

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指责，认为这样的讨论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

对于他们的发言，很多人不满意，纷纷予以反击。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应予以处理或调离。对此，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不妥！”

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讨论中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时，邓小平又强调说：

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

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3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

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要回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水平很高。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汪东兴在会上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大会，华国锋也作了检查。就此，叶剑英说：“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标题也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13日，大会举行了闭幕会，会议本该到此结束了，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

又过了三天，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飞舞。上午10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此次会议仅仅开了5天。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撰文说：

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1978年由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发的历史的涟漪，越过30年的岁月，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