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变革

写于邓小平诞时辰一百周年

（一）

1997年2月20日。早晨起来，所有的电视和广播里传出了同样的声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困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抡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我下楼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邓小平走了。”她没有悲伤，还是平日的那种表情。

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三十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

平静。这是邓小平逝世时的特点。和毛泽东离开人世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没有全民的哭泣，没有过度的紧张和过度轻松，军队没有进入紧急状态，机关照常工作．．．．．．，股市只有18日下跌，以后连续几天一直呈上升趋势。

邓小平逝世没有什么震动，这正他自已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在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本来可以明正言顺地担任党政一把手。但他却把比他年轻的人推上台，这其中就有他逝世时不引起震动的考虑。以后，他逐步卸下了身上的担子，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但是，在1989年春天的北京风波中，他发挥了别人无法发挥的作用，使他的份量显得很重。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特地召见了杨尚昆、万里和新组成的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他说：

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来，我的份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美国对华政策现在下注就下在我是否是病倒了或者死了上面，国际上好多国家都把对华政策下注下在我的生命上。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

1989年11月9日，在辞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两年以后，邓小平又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天，他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代表道别。但是，他并没有真正退出政治舞台。由于当时形势所迫，1992年，他以一名普通公民、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刮起了一阵政治旋风，扫除了左的干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路线。

以江泽民为首的的领导集体在1994年就完全挑起了领导中国的重担。应当说，邓小平时代到1994年就已经结束。当然，他的影响远没有结束，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上淡出以后，平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已的历史使命必须抓住六个字：“站住脚，做好事”。这六个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即“掌好权”）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都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国”）。新领导人能否站住脚与人选有关，如果选的人各方面不能接受，就很难站住了。这一点邓小平等几位老人做好了。江泽民是各方面能接受的。但仅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新领导人还必须使自已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江泽民领导集体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江泽民领导集体逐渐显出了自已的特色和风格。在邓以后没有出现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最高领导人身体健康的时候自觉主动交权是少有的，权力交接过程如此平稳也是少有的。

有了邓小平开创的交班模式，在他逝世五年之后，中国又一次完成了最高权力交接，以胡锦涛为首的一批年轻而亲民的面孔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邓小平逝世没有出现社会震动并不表示他的份量不重。恰恰相反，邓小平是二十世纪后期，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世界舆论对他逝世的反映确认了这一点：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邓小平在中国这个朝气蓬勃的时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国际社会，他将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美国总统克林顿同马萨诸州的政界领导人在东波士顿的一家餐馆里得到邓逝世消息。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他说：“中国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他推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计划，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活水平并使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现代化。”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

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邓小平是“他的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他在致江泽民的唁电中说：“邓小平将作为中国过去20年发生变革的主要设计师载入史册。”

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邓小平使中国向世界开放，并给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了现代化和繁荣。这些成就使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突出位置。”

韩国总统金泳三对邓小平逝世感到悲痛，说邓是“谱写世界历史新篇章的杰出政治领导人。”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是这样赞扬邓小平的：“他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其作用超过了其它任何人。”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说邓小平是“打开中国未来希望之门的领导人。”“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将会永远怀念这位非常杰出的人物。”

一些国际新闻机构也给邓小平以很高的评价。共同社说“邓小平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同建国之父的毛泽东并列的‘中兴始祖’肯定将名垂青史。”德新社称赞邓小平“把中国带出了落后和孤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

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他逝世时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七年零三个月。他是一位普通中国公民。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的所在的国际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情况。作为一位实际上的国家元首来说，他是长寿冠军。国家元首能活到93岁，在中国历史上少见，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

邓小平，这位二十年来中国最响亮的名字就这样载入了史册。邓小平的名字其所以响亮，是因为和中国这场深刻的变革联在一起。

今年８月２２日，是邓小平百年诞辰。我们是在后邓小平时代纪念他的百年诞辰的。后邓小平时代始自邓小平淡出政治舞台，至今还没有终结。后邓小平时代有几个特点：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是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２０多年来形成的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第三，中国还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位置，但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人们既享受邓小平时代的繁荣，也承受着诸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的折磨。第四，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ＷＴＯ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人们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不得不用更加深邃的眼光审视邓小平这个历史人物，用更加深刻的思想反思中国的改革。

（二）

邓小平是幸运的。他有机会面临一个变革的时代。

当全世界的成千上万个智慧的头脑在反思二十世纪时，谁也不会忽视一个伟大而深刻的事实：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个世纪末最后的二十多年里进行了一场发人深思的探索：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

在二十世纪这短短的一百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上个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本世纪初，人们多方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这个历史的难题在１９世纪就提出来了。那时就出现了种种解决危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其中之一。到二十世纪初，各种解决危机的理论都寻求付诸实践。当时相当多的人认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财产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论是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抑或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都致力于摆脱自由市场的弊端，强调政府的主观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凯恩斯则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革命”。这两方面同时进行实践。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凯恩斯从内部挽救了资本主义，马克思从外部“挽救”了资本主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疾病”进行了诊断，这一诊断对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无疑是有益的。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在多种社会试验之外，在二十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静悄悄地发生了热衷于冷战的政治家们所忽略了的重大事件：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这两件大事对资本主义的拯救，比任何制度改革的作用更为深远。当然，技术进步如此之快，现代金融制度得以建立，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竞争和社会需要的结果。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市场机制的弊端时，却完全放弃了市场机制。他们相信经济的计划者和组织者能够及时地、正确地认识经济运行规律，并能够根据这种认识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他们提出一个全新的理想：用人们自觉的经济计划来代替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要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就必须把财富完全掌握在计划者（国家）的手中，消灭私有制是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这一理想在苏联、在东欧、在中国进行的社会试验初期还有成效，但是，随着这一试验的深入，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于是，在抛弃市场机制几十年之后，只好回过头来再寻找市场机制。当然不是回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而是在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这就是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探索，一种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探索。这种探索在俄国，在东欧也同时进行，但从二十世纪有限的年代来看，中国比其它国家更有成绩。

邓小平时代是改革时代。对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来说，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事求是地说，在改革之初中国的改革者，包括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内，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不是很清楚的。也不可能清楚。但中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作法。这一作法是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逼出来的。这一作法的生动表述是中国领导人的两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和“草鞋没样，越编越象”。确切的表述是，在不放弃国家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在旧体制的个别环节中引入市场因素，然后逐步展开。这就必然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的局面。

中国的改革过程实际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过程。制度创新也包括政府机构自身的创新。政府机构，既是改革的组织者，又是改革的对象。没有政府的组织，改革无法进行。体制转型期间失去政府控制，就会出现乱局。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政府机构也是由人组成的，这部分人也有自已的利益。从某种意义来说，政府机构的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改革对象怎样去改革自已呢？外科大夫能为自已开刀吗？中国的改革恰恰就是这样。

制度创新不是任意的，任何创新者要受初始条件的约束。这种初始条件对改革的过程、改革的战略选择、改革的目标模式都要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有中国社会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的民族意识，以及以人口众多为特点的物质条件。

１９９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能否成功或者说制度变迁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两个因素共同制约：一是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二是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报酬递增。在前一个因素的制约下，制度变迁不可能完全按照初始阶段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事件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就后一种因素而言，当报酬递增普遍产生时，制度变迁就能得到支持和巩固，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环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迹发展。当报酬递增不能普遍产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无效的方向发展，就会在痛苦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中国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的改革策略。这一策略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诺斯说的报酬递增，从而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撑着改革继续深入；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经济繁荣再支持改革。这种良性循环是中国改革避免出现苏东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有非良性循环，例如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后邓小平时代，良性循环逐渐少于非良性循环，这是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难题。

历史赋与邓小平的任务是把中国引出计划经济的死胡同，并探索一种能容纳市场机制的新体制。就这一历史任务而言，他对得起历史。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只能在历史所给定的条件下完成有限的任务。理论家应当超越历史，不超越历史就没有理论创新；政治家不可能超越历史，超越历史政治家就不能生存。邓小平作为政治家也同样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他掌权时已七十五岁。历史给他的时间是如此短暂。他能把中国引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死胡同，就算做得很多了。再期望他做得更多，那是不切实际的。

（三）

对普通人对说，盖棺就可以定论。因为他的作为的影响在他生前已经显示出来。对于政治伟人来说，盖棺还不能定论。他做的事情还要影响更长的时间，他做的事的效果要在更长的时间才能看清。在他生前，人们对他所做的事就有不同的看法，但不便于争论；他死后，这些不同的看法可能成为公开的争论，也许争论相当长的时间。

任何时代的社会改革，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在斗争。这种斗争也可能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也可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认识是，追求理想的纯洁性，批判各种有可能玷污理想的思潮，抵制各种有可能玷污理想的变革。另一种认识是，发展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并为发展经济，突破某些传统教条的限制。在中国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和理欲问题争论了两千多年。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有类似的争辩。在邓小平时代，所要维护的理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价值体系。所面对的现实是经济落后，人民贫困，国力不强。这也是毛泽东的遗产。于是，在这个时代，就出现了两种不同认识的斗争：是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还是放弃某些束缚手脚的原则以求经济的发展？这种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尖锐的存在。毛泽东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不肖门徒把他的看法极端到荒谬地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在中国的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两种认识的斗争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两种思想派别的极端互相指责，前者说后者是“右”，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后者说前者是“极左”，或“四人帮思想”。邓小平企图把这两方面调和起来。他一方面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继续高举共产党人理想的旗帜，另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非标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力，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两个不同的思想派别，各取所需地拿起邓小平的一个方面作为武器，互相攻击。邓小平本人则像一位钢琴大师，为保持音调和谐适时地敲击不同的乐键。他依据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一会儿强调这一方面，一会儿强调另一方面。

实事求是地说，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过于贫穷。持这两种不同的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的。邓小平两者兼有的想法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原来作为共同理想的价值体系在毛泽东晚年就开始崩溃了。崩溃的物质大厦可以按原样重建，崩溃的精神大厦是不能按原样重建的。只能根据新时代的情况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在邓小平时代，一些人在寻找、在构筑新的价值体系，在另一些人当中出现了两种极端情况：一些希望保持理想“纯洁”的人，由于理想大厦业已崩溃，只好处于抱残守缺的地位。一些致力于发展经济的人，由于缺乏理想之光，又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

中国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价值体系的突破，对原有道德准则的突破，对原有是非界限的突破。由于新的是非界限、新的道德准则、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傍惶，增加一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又为卫道者提供了攻击务实者的武器。卫道者的每一次进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论体系的残缺，为又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条件。

上述两种不同认识的斗争构成了邓小平时代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线。

进入后邓小平时代，由于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争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两侧，现出了两种思想倾向：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对２０多年改革造就的中国社会现状的评判、对社会公正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对策、对效率优先还是平等优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着不同的看法。新的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四）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使中国从贫困中走了出来，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这一点是不用置疑的。他使政治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今后还会继续宽松，这一点也是不必置疑的。有了这两点，中国的大多数人就有理由得出满意的结论。但是，邓小平也留下了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六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也是一个无序的社会；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造就了一个思想比较自由的社会，也是一个思想彷徨的社会；造就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也是一个罪犯横行的社会。出现这些矛盾有多种原因，而邓小平1986年就道出了最本质的原因。他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是当今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所在。

邓小平把成就和难题都留给他的继任者。成就是继任者施政的基础，难题是继任者取得新政绩的空间。解决这些难题的途径是深化和完善改革，而不是改革逆转。邓小平以后的两代领导人都再三强调要坚持邓小平理论，要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坚持下去，正是表明，改革开放不会逆转。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矫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恩格斯在描述英国历史时说过：“在这种过分的革命行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由此，有人得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时代矫往，有“过正”的情况，认为历史时钟的摆锤向右偏多了一些。对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跨度上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强调效率的时候，有点顾及不到平等；强调发展物质文明的时候，精神文明建设不够有力。这种看法多数人可以接受。这不要紧，摆锤“过正”的幅度正是他的继任者施展才能、取得政绩的空间。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跨度上看，邓小平时代历史时钟的摆锤很难说是“过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经济的残余在不少经济领域还起作用，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怎么能说“过正”了呢？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封闭系统内部，熵是不断增加的。“增熵”使这个系统混乱。对社会系统而言，熵是社会流弊的积累，是腐败和混乱，也是建立新秩序的催生婆。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政时，充满了活力。它的各种机构都按照既定的目标高效率地运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种社会流弊开始产生：冗员不断增加，机构不断膨胀，法律日渐失效，权威日益丧失，道德日益沦落，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流弊（熵）是时间的函数。如果没有“负熵”的加入，政权建立的时间越长，社会流弊就积累得越多，国家机构就变成一架生了锈的机器。社会混乱的程度就越越严重。结果，这个系统就从有序变为无序。改革和开放，就是向这个系统注入“负熵”。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就是一个“增熵”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进入了困难时期。这时，各种“中兴”的理想就出来了，各种“中兴”的历史人物也重新为人们所注意。“曾国藩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曾国藩是晚清的“中兴”大臣。

“中兴”就是给社会注入“负熵”。要“中兴”，不仅仅搞经济改革，还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在邓小平时代，初步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扫除了障碍。政治改革的停滞阻碍了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深入要求深入的政治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难进展下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认识很不一致，各种思想斗争激烈。邓小平时代种种政治风波都是因政治改革引起的。胡耀邦、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崛起，在政治改革中垮台。邓小平一开始提出了自已的政治改革设想，后来又打了退堂鼓。他年纪太大了。在他看来，政治改革的风险比经济改革的风险要大得多。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面临两种选择：冒着风险进行政治改革，可能造成社会动乱；回避政治改革的风险，可能社会问题丛生。他选择了后者：宁可留下一个问题丛生的社会，也不能留下动乱的社会。这是老年人通常的选择。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留给继任者，这是给继任者以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长期压抑的社会活力就会释放出来，传统政治体制下的种种社会矛盾就会化解。政治改革的成功，会使中国出现空前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生产力会更加蓬勃发展。因此，人们把中国政治改革看成是“一座还没有开采的富矿”。当然，这是一个布有地雷的富矿。邓小平把这座富矿留了继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