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转败局的历史教训
逆境形成的历史图景
当一个皇朝走过开基、守成阶段后，一般迎来如日中天的盛世。盛世之君继承了开国皇帝的壮志、守成之主的浑厚基业，自己也励精图治，顺势把事业推向巅峰。由于前期的成功，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并想继续扩大这种成就感，并极力想与开国君主比肩。如此一来，穷兵黩武消耗了国力，专断独行湮灭了清明，好大喜功助长了奢华，皇朝在不经意间由盛转危。当他们自我意识到局面转危，试图挽回时，已是垂暮之年，精力已然不济，财力已然不济，时运已然不济。
政事荒芜、吏风颓废、财力贫乏、清谈盛行，既无任事干才又无严肃官风。就是之后的继承者接管的“家当”。名为盛世基业，实乃隐忧危局。当政者都想使一个日渐衰落但曾经强大的帝国重新焕发出活力，也就是扭转颓废之势，成就“中兴”之局，但整个皇朝史往往令人失望，原因恐怕在于执政者、改革者在重重压力的逆境下未做出适时的抉择。
未于时代激流中体察局势锁住关键
以转折时期最长、形势最为复杂的唐王朝为例。唐朝由盛转衰，起因虽是唐明皇，但宦官掌权、任意废黜皇帝、倾轧朝臣将帅的祸根，却是种自肃宗李亨。其子代宗李豫成长于战乱年代，他在位时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但是李豫并没有汲取玄宗朝外强中干、尾大不掉以致藩镇割据、叛乱四起的教训，安史之乱平息后，仍就地任命了十几州节度使。明是维持局势，暗是潜伏危机。
德宗李适即位时正年富力强，一心想做个中兴之主。但是他志大才疏，缺乏沉稳冷静的政治素质和锁住时势主要矛盾的洞察力，施政过急又处理失当，导致了想改变藩镇割据却引起更多动乱的糟糕形势。再往下的顺宗李诵，于宦官、藩镇、朝臣三种政治势力纠缠不休中，断然启动永贞革新，并同意先拿皇亲官僚京兆尹李实开局，既争得了民心又造成了声势。接着颁发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措施，继而他任用的王叔文集团开始准备和宦官集团作斗争，以争夺下一步改革所必须的军权、财权和用人权。然而随着顺宗李诵的身体日益败坏，以及改革操之过急，改革派所承担的压力与日俱增，太子即位后，代表改革的“二王八司马”或死或贬，全部倒台。
宪宗李纯是在宦官、外朝和藩镇势力的联合“逼宫”下，取代父亲顺宗登上皇位的。李纯本人倒是不负“众”望，面对宦官专权、朝臣结党、藩镇林立的局面，顺势而为，刚毅果敢，虔诚地学习祖宗创业、治理之道，国家财力大大增加，政局也趋于稳定。宪宗审时度势，采取了较为主动的策略，一举打击了藩镇的嚣张气焰，使得各镇基本受命于朝廷约束，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终成唐朝中后期的中兴局面。然而，宪宗对宦官最有可能专权以及宦官专权后的后患估计不足。在大臣李绛劝说局面尚可挽回、及早根除宦官专权之祸时，宪宗却自信地对李绛说：“宦官不过是家奴罢了，他们若敢有不轨之举，我消灭宦官就如同拔除一根毫毛那样容易。”正是这个如此自信的皇帝被宦官“去一毛”般杀死，也正是从此，“家奴”当政屡见不鲜。
未于秩序重构中坚持变革一以贯之
明代元而立，历太祖、成祖两朝而兴，直至成就“仁宣之治”。之后，朝政开始走向混乱。世宗、穆宗朝形势略有好转，也有改革在各地逐渐试行，但终究没得到皇权的有力支持，再加上严嵩首辅二十来年，舞弄权柄，造成“纪纲不肃、法度不行”的混乱局面。直至年方十岁的万历皇帝继位，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场深入而广泛的改革才铺展开来。
透视张居正改革的全过程，一切改革举措都是在小皇帝及两宫太后的支持下进行的，还有宦官冯保的配合，当然还有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专权，使得改革得以强势施行。然而张居正忽视了改革十年来一个最为重大的条件变化，那就是万历已经成长为青年，不再是昔日的小孩子了。张居正生前依靠皇权的权威和个人的才华，代皇帝启动变法，驾驭改革，面对层层阻力始终把握着改革的方向，并且韧性地坚持下去。然而，改革也因张居正的病逝和皇权的独立而戛然终止。在皇帝不再坚持改革、无意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没有出现任何一股主张继续改革的势力，除一条鞭法保留了下来，所有企图的改革措施盖被废除，造成了真正的人亡政息。明王朝不仅无以中兴，反而自此走向了没落的尽头。
未于利益对冲中善于任事敢于担当
因先帝临终托孤、两宫太后信任、内廷太监支持，张居正在皇权较弱的情况下，大权在握，代皇帝施政，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然而致命的是，张居正纵横政坛十余年，历经风雨沧桑，不知是没有意识到，还是“曲高者和寡”，始终没有在权力中枢安排志同道合的政治事业接班人，以致根本不敢离京返乡为父丁忧。由此也反映出，改革不仅要有最高权力作为依靠，更要凭借政治势力来支撑。张居正去世后，按理说改革的使命就轮到了万历皇帝和首辅继任者身上，但是万历皇帝因全盘否定张居正本人而全盘否定了张居正改革，万历皇帝把清算张居正视为自己亲政的基础，也便不再推行在张居正名下进行的改革。张居正的首辅继任者张四维、申时行，他们本就不是张居正事业的承继人，再加上目睹张居正生前宠荣和身死之辱，自然再不敢像张居正那样勇于任事，因为皇帝没有担当，臣下又怎敢而且也不愿冒险行事了。
就是与宋神宗政治理想相同的王安石，也经历了两次拜相两次罢相。变法筹备和前期施行基本顺利，只是随着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势力的诘难逐渐增多，宋神宗出现了动摇，变法最终也以神宗的去世而告终。失败的原因固然与政策设计有关，与王安石的政治艺术有关，但宋神宗从勇于担当到失去担当、遇难而退，不能不说是保守势力反弹、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看，主张改革者的失败则在于：清议多于实干，意气甚于周全，莽撞胜于谋略，急功又近利，专政又擅权，自以为是，得意忘形，却在魄力与能力之间失却了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