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秋：红崖湾搞起了包产到户

说明：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实行包产到户起步的。大家知道，1978年12月18日，安徽小岗村十八农户签字画押，秘密地搞起了“大包干”，即包产到户。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甘肃陇西的红崖湾生产队，早在1978年秋，就在县委书记支持下，秘密实行包产到户。这个材料翔实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有价值资料。这个材料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当如何处理对上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推进思想解放。
此文原载中共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调查与研究》2009年第1期，原题为《陇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
沈宝祥
2009年6月4日

甘肃定西历史上曾经是称之为“苦瘠甲于天下”的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里的贫困面依然高达75%以上，农民群众“穿着黄衣裳，吃着救济粮，喝着拉运水，住着茅草房，睡着无席炕”。改革开放以来，在弹指一挥的三十年间，定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农村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08年11月8日下午，就改革开放初期，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特向时任陇西县委书记张自强进行了专访。
听了我们的来意，头发花白、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张自强书记掷地有声地说：陇西县的包产到户是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党委、政府领导百法无奈的情况下，于1978年秋季首先在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秘密搞的。红崖湾的包产到户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不同的是，小岗村是当地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而红崖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自始至终是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的。从现在看起来这没有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人们的思想仍然被极“左”思想禁锢、社会公认搞包产到户就是搞单干走资本主义、政治形势难以判明，是冒着被叩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冒着进大牢蹲监狱的政治风险干的，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呀。记得当时老伴儿鼓励我说：“只要群众能吃饱肚子，你就大胆去搞。万一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蹲大牢，我给你送饭带娃娃”！
做了这样的开场后，经过稍加停顿的思考，张老有条不紊的娓娓道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陇西县农村改革，虽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由于当时我也没有留下更为详细的记载，现在手头也没有足够的档案资料，所知我知道的情况可能不太完整，尤其是时间也不是完全准确，但上年与下年大体差不多。按照你们的提纲，先简单谈一下去陇西以前我的大体工作情况，然后再谈1977年4月至1982年3月在陇西县做的几件有关农村包产到户的事情。

（一）

我这个人与农村有缘，生于长于甘谷县通安驿阳赛村这样一个农村，1949年4月5日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一开始工作，就干上农村这一行了，与农民打上交道了，好像也与搞试点的事情有缘，先后试办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生产合作社。    
1951年至1952年试办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一期土改结束以后，于1951年11月，我当了甘谷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当区委书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怎么样把“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组织起来?大体是在五一年十一、二月，我就在甘谷县的巩家石滩开始试搞全县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当时，我的老伴是区上的工作人员, 她也参与，重点蹲点搞这个互助组,就在互助组里。由于搞互助组只是劳力上的互助，不存在生产资料的调整，土改以后农民的热情在互助组里发挥得相当好,一年之后得到了农业丰收的结果，所以，群众普遍欢迎搞互助组。
紧接着于1953年春季，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搞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全省先后在陇西县的赵家沟、永昌县的焦家庄、甘谷县的巩家石滩三个地方搞试点，其中赵家沟和巩家石滩是全省的两个重点。自然，巩家石滩搞的试点就是甘谷县搞的第一个试点，也是天水地区的第一个试点。巩家石滩搞的试点是由我组织进行的。初级社时期，农村经济依然发展得很好，比互助组时期还好，农民群众拥护初级社。
1954年又试办甘谷县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当初级社在全县范围内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快就开始搞高级农业合作社。这时候，我在县委当了生产合作部部长，我又试办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试办高级社就有了变化了，生产资料都入股，把这个牲口、土地等折价、入股、分红。这时期，农民群众对农业生产依然还有点生产积极性。但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得时间很短。
试点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中央号召全国搞人民公社。搞人民公社，不同于搞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不再发动群众，不再做具体工作，只是以命令的方式号召农民群众入社。这一下，在很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全县全省都实现了高级社，都人民公社化了。简单的说，人民公社化就是一切归公所有，对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一平二调”。人民公社远远超过了农民群众的要求和觉悟水平，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利益，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就导致劳动组织混乱。为什么呢？生产资料全部归公了，农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群众各个户在集体经济里面既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自由的条件，没有任何他自己的土地、牲口、 农具，也无股份、不分红，所有的人完全就成了一个样子，而且在人民公社里面，社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于是乎社长喊大家就上地、社长督促大家就糊弄劳动，就成了一片混乱。搞人民公社的过程里，我也在里面搞试点。如果说1958年这时候的人民公社还算不错的话，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年不如一年，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尤其是在很短时间就开始出现饿死人的问题了。到了1960年，全省范围以内的就出现大量的死亡人的问题，其实全国普遍挨饿，把人饿得浮肿、干瘦。在甘肃，把缺乏营养导致的浮肿叫浮肿病，把人没有营养导致的干瘦叫干瘦病，出现了两个特殊的疾病名词。我是1959年10月至1963年7月先后任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甘谷县委副书记的，知道甘谷县在当时是个死人大县。据当时统计，武山、甘谷、漳县有50万人口，死亡的有名有姓的人就有六万多人。当时我就亲自处理过人吃人的事情。那时候，我才是个29岁的年轻人，处理这些事情真是让人惊心动魄、欲哭无泪呀。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实际已经是崩溃了。那时候，十分讲究干部群众“四同”，干部作风很好，没有特殊之处，与群众一样，都在挨饿。那个时候，连我们在县上工作的干部，都饿得翻倒在办公室，要人打针抢救。你说老百姓能相信把县委书记都饿得跌倒在地的事情吗，没有人相信，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你想到灶上吃饭、可灶上也没有能吃的东西嘛。中央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出台抢救人命的政策。1961年，中央中央西北局召开了兰州会议，提出以“先安后整、抢救人命”的方针，开始叫抢救人命工作。这时候我们甘肃省就开始出现回转，政策开始放松。在甘谷县，我们赶紧趁开展抢救人命工作这个机会，在划小生产社、生产大队的规模，放松公社对下级的管理的同时，给老百姓一点自由，搞放宽小自由，很积极的搞包产到户，允许社员开荒地，给社员增划自留地，再一个就是给社员借地，这个借地就是解决吃饱饭的好办法，你说是给社员借一亩，其实给社员借了两亩。这些政策一落实，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马上就调动起来了，到了1963年、1964年，农业就一下子翻身了，收成一下子就好的很了，老百姓就有吃有喝了，政府就好过日子了、威信又高了。
1963年生产恢复了以后，大体是夏收的时候，我从甘谷的县委副书记调到省委农村部当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打成走资派，做了三年“右”倾，并于1966年10月接受审查。原因就是我在甘谷工作的时候对那里搞了放宽小自由，允许群众开荒、给群众借地。审查束以后，1969年11月，我到省景泰川提灌工程部工作。为什么要去景泰川搞提灌工程呢？当时，新政权规定旧省委的干部即汪锋时期的干部不能留在兰州，必须在兰州以外。我作为旧省委的干部，不符合条件，就去了景泰川，这一去就是五年。五年时间干了一些事情，干得非常有意思。那时的景泰县城就在现在的县城所在地，很小，记得景泰川提灌工程部设在火车站，火车站大概有几排平房，每一排就五六间房子，其余一片荒滩，什么也没有，搭的帐篷，每天晚上狼都跑到帐篷周围，什么都没有。在这五年时间里，我们在工地上的地窝子里睡了三年。第一线指挥部分三个工区，我是第二工区的负责人。以后，第一线指挥部变成五个工区，我为五工区的负责人。我在这个指挥部里面是有职务的干部，有党的核心小组，李海峰是组长，贺建山等是副组长，县级干部里就我一个是党组成员，即核心小组成员，职务就是办事组长（也就是现在的办公室主任）、政工组长、保卫组长、机关党委书记（也就是工区的负责人），什么都干，不管任你什么职务，得都住在地窝子里指挥工程建设。在景泰提灌工程指挥部，我管的范围是第五泵站、第六泵站、西干，特别是在六泵站，从测量钉第一个镢子到最后上水灌地，我一直跟到底。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亲手建的那泵房上的一砖一瓦，可谓历历在目。我在景泰川提灌工程指挥部所在的荒滩上整整干了五年，等我离开的时候，我们指挥部的每个职工每年能从自己种的农场上分到一百斤白面，那个时候的生活，有一百斤白面补贴，就很好了。
从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即在农业战线上几年来的实践和亲眼看到的农村真实情况，使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条路已经走了二、三十年，走到现在，绝对再不能走了，再走下去的话，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还要遭受到多大的灾难。我经常想，恐怕不是死亡几万人的事情了。有时候我还说笑话，如果人民公社的政策延续到现在，那简直就可怕极了，恐怕老百姓不是一年、两年吃不饱肚子，而是年复一年、十年、二十年、永远吃不饱肚子了，可能现在再也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也不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了。我做梦都在思索：人在世间如果吃不饱肚子怎么行呢?咱在心里觉着这是个天大的问题，可有什么办法哩?

（二）

后来，甘肃省委成立了一个中部干旱地区工作组，简称“干旱组”。 1975年一年我在“干旱组”工作。窦述任组长，李进德等任副组长，我和张文彬、杨怀孝等五六个人被调为组员，工作地点在定西。“干旱组”运行了一年多时间，省委就撤了这个部门，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从定西撤到兰州，到省委农办工作。当时，我提出不去农办工作，原因是当时尽管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就整个形势来说，思想还比较“左”，况且我一直在基层工作，没有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经历，不适合在省委机关工作。党组织考虑了我的意见，就留我在定西工作。可具体到定西那里去工作，还不能确定，我只好继续住在省委招待所等待组织的安排。没过几天，大概是1975年12月，刚刚被省委派为定西地委书记的申效曾向省委提出要我，他约见我之后说：“明天与我一起去定西，到那里去当定西县委书记。”我说：“我愿意去定西工作，但我不想当县委书记。”第二天到定西之后，他又说：“你既然不当县委书记，那就不去了，你给咱当农办主任。”因为当时负责农办工作的雷秉让同志生病了。这样，我1976年1月至1977年4月在定西地区农办又工作了一年多，任副主任。
1977年2月，定西地委书记申效曾和副书记黎中对我说：你过去在县上工作，熟悉农村工作，你还是去到县上工作。陇西这个地方困难，问题不少，你去。这样，4月，我就到陇西工作，当县委书记和县革委会主任。我是一个人去陇西工作的，老伴和孩子在定西，老伴先后在地委组织部、知青办、劳动局等单位工作。

（三） 

记得我1977年4月到陇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小麦锄草。那时候还是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干部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农民抓农业生产。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到底怎么样，一看农业生产，一看地里的情况就很清楚。陇西是个农业大县，多数地方种植的是小麦，可小麦田杂草丛生，其中最多的就是黑燕麦。因此，当时的我认为带领农民锄草是一项重要工作，发动干部群众大抓锄草。可是，绝大多数农村工作的干部分不清黑燕麦这种杂草与麦苗的区别，我就找了几个能区别开来的老百姓带领干部学习识别。记得我还在渭河公社划了一平方米的麦地，和同志们一起数黑燕麦与麦苗的数，发现黑燕麦占71%，麦苗只占29%。当时有个陇西籍的干部讲笑话说：黑燕麦穿的是西装，小麦穿的是中山装。你想想，我就在当时训练年轻农民、乡村干部认黑燕麦，把拔黑燕麦当成了中心任务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因为你不拔黑燕麦，近30%的麦子就收不来了。那东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牲口吃了拉在粪便中还活着，上到地里又生长出来。当时上面正批判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我对这个就很不赞成，没有让县上往下传达这个精神。因为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是一个政策执行的结果，那个麦子黄了要我们催促老百姓收割，黑燕麦长上一地，我们不督促，老百姓不去拔呀，你把老百姓领到地里，他干的质量也不行，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靠一个队长行吗？当然，对于当时搞的农业学大赛，我和同志们说要一分为二，对于属于政治方面的事情，我们不赞成，但对于修梯田，搞农田基本建设，我们一个字也不能批判。如果批判，今后还搞不搞了。
但是，不管你怎么样抓除草工作，怎么样搞农田基本建设，农民群众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当时，陇西的状况是大概80%的全县老百姓都吃返销粮，说是一天一斤包谷的回销粮，实际上不足一斤。我在陇西工作的四半年时间中，有三年的时间大旱，虽然没有到寸草不生的地步，但旱得非常严重，以至于老百姓没有饭吃、牲口没有水喝。记得有次到云田公社看农田基本建设现场，大约有百人左右在劳动，在路过一个田坎时，看到劳动的人群拉下的大便占面很大，引人心动的是那大便都是一种黄颜色。为什么？回答很简单，是因为他们都吃国家供应的，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的玉米粮。这最真实最深刻地说明农民群众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还有一次，我与和平公社书记杨万春等同志在该公社的一个村查访，要进一个社员的家，看见一个只穿半节裤的中年女人在院子里劳动，我们呆在大门口，等她进屋后，我们才走入院内，但她仍然没有穿上衣服，羞怯地将小孩抱在怀里遮丑。她泣哭着向我们诉说了困难。目睹这样的惨状，作为党的县委书记，怎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当晚，我吩咐公社的同志赶紧制了一套劳动布衣服，派专人（记得是位公社副书记）送到她家，以便她能外出劳动。接着，县委派一位副书记在这个村蹲点，帮助群众克服困难。
从我的亲身经历看，人没有饭吃，国家给一斤包谷，还能应付，可牲口没有水喝，国家难以供应，实在让人难过。我亲眼看到老百姓的牲口在喝不上水的时候，就不吃草了，两个前蹄子好象人用锄头挖地似的不停地在圈里刨，十分难受。牲口是山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为了让牲口喝上水，老乡往往到很远的地方找水源饮牲口。在德兴公社，有个社的水源就很远，老百姓经常将牲口赶到30里以外的地方去喝水。想一想，牲口到30里以外的地方喝水，去来一回需要多长时间，等回来后又该喝水了，它又不进圈了，你能对它怎么样呀？农村没有一点生机。
面对饥饿、缺水这样的现实，群众都已经习惯了，也没办法，只好干受着，其实谁也没有办法，干部的任务就是向上级要水要粮，谁有本事谁就多要一点，把一天一斤的回销粮保住，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措施解决问题。
当时，让陇西农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成为我千斤重的担子啊！我想：过去解放三、四十年了，是土改、互助组、初级社、到人民公社，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公的制度，带给人民群众的是越来越大的贫困，经常的挨饥受饿。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大政策逐渐务实了，再不能延续让群众挨饿的事情了，县委要寻找能让社员吃饱饭的出路，能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出路。现在回忆，我在陇西做了五件有利于农民群众吃饱饭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恢复集市贸易。我单身在陇西工作，平常在县委灶上吃饭，可灶上的饭经常是面片、面条，伙食比较单一，连一点菜都没有。时间一长，我顺便问大师傅：“怎么连一点菜都没有。”大师傅说：“采购不上菜么！”我问：“为什么？”他说：“规定十天逢一集，除规定集日外的其它时间，工商管理部门管得不允许市场上卖菜，所以，县委机关单位也买不上蔬菜。”我就暗自想：我们怎么把事情做到这一田地上，别的东西不卖可以，可老百姓生产的菜贮存条件差，把菜放上十天半月不就坏了吗？这怎么能成啊？这时候，还没有酝酿包产到户的事，我就和县委的同志们商量先把卖菜的市场放开。当时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大家说“我们就是等你说话哩，就是看你敢放不敢放。”我说：“为啥不敢放，你们都在家里吃饭，我在这里连饭都吃不上，那为什么不敢放。”大家酝酿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把放开市场的事情提交到常委会上讨论。大家说：“只要你敢做主，我们大家就拥护。”看到大家对放开市场的事情没有反对意见，很高兴，我说：“原来陇西全县范围的集市贸易，是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生意人在首阳镇赶完集后到城关镇，城关镇完了赶到文峰镇，文峰镇完了后赶到云田镇，就这样转圈圈，这样的流动方式多好。我们为什么非把枷琐套在自己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现在决定放开集市贸易，这是我们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事情，有什么不敢的，那咱就搞这个事情，我们干脆来个大胆，恢复过去的集市贸易制度。”常委会很顺利通过这一决定后，县政府用很短的时间起草、下发了一个放开集市贸易的文件。很快就把全县的市场恢复了，集市贸易也一下就活起来了。县城是隔日逢集，逢双日为集。我到街上一看，好家伙，每逢集日，街上到处是买卖油饼、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摊点，花样特别多，大家都说好得很。对于做这个决策，干这件事情，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上面要追究责任，也没有想到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大概过了一半个月后，地委地区有人问：“这个陇西怎么把集市贸易恢复了，是不是在走资本主义？”但没有人和组织正式追问，我们也没有理睬，这样，这个事情就过了。这亦是包产到户萌芽的开始。
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目为《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陇西农村市场贸易的调查》一文说：陇西县委、县政府大力领导农民开展集市贸易，沟通城乡交流，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
第二件事就是把林权归还给社员。有一次我到地处一条沟里的昌谷公社（现在撤并到巩昌镇——采访者注）越胜大队菜子生产队下乡，一进沟，就看到沟里白杨树长得特别好，直径足有两市尺大的白杨树很多，沿沟大约有上百上千棵这样的树。我好奇的问随行的公社干部：“这是那里来的这么好的树？如果一户人家有这么十几棵乃至二三十棵树不是非常好吗？”随行的公社干部说：“这里有个老造林模范贾兴汉，这些林就是他造的。”我就让公社干部带我找到贾兴汉，向他询问情况。原来从初级社入社、高级社入社、一直到人民公社，这些树的产权变了四、五回，最后完全成了集体的财产。尽管人民公社经常砍树修生产队的办公室和学校，别人也偷砍，但是，仍然还留下来很多。我想如果每一户农民能在地边、河边上能种这么百十棵树，那柴火问题、经济问题不是就能解决很多吗？能不能鼓励社员干成这件事呢？当时我提出是不是把这些树权明确一下，就归贾兴汉，让他管护、补种、使用？并且鼓励大家酝酿能不能把树权明确下来，还种树人对树的所有权，做到谁种谁有。随从下乡的一些干部异口同声说：“如果你能将农民群众对树的所有权确定下来，群众种树的积极性肯定会马上调动起来。”回到县上后，我又将林权归属问题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在县委同意后，我让县委农村部的同志大概测算了一下贾兴汉的树价，记得测算出的价值是两万多块。在专门开的大会上，县政府给贾兴汉发了林权证，明确规定从那里到那里的多少棵树归贾兴汉所有。这一动作在县上引起了大轰动，调动起农民群众在房前屋后、河滩荒地植树的积极性，掀起了陇西县各家各户私人种树的高潮。
事后我了解到县上的干部、群众对明确林权之事没有一点意见，尤其是县委、县政府的同志都认为事情就要这样干，要不然工作怎么搞呢？1979的4月1日，《甘肃日报》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的报道说：陇西县委落实林业政策，将昌谷公社越胜大队菜子生产队贾兴汉价值2万多元的树木归还本人。
恢复集市贸易和把林权归还给社员这两件事情干成后，县上各个单位的同志们也说“县委的领导胆子大得很。”这对我干好陇西事情的信心增强了，鼓舞很大。因为我感觉到我的一班人拧得越紧了，关系和谐了，开展各项工作顺手得很，在我们开会做事中，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不存在你是负责人，我有什么话不愿意也不敢跟你说的情况，县委的同志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相互支持的程度提高了，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尽管恢复集市贸易和把林权归还给社员这两件事情做得好，但我总感觉到还是没有切中要害问题，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三个事情就是将统一饲养的集体牲口分户饲养。1978年夏的一天，德兴、柯寨等陇西的西部地区下了一次罕见的雹灾，冰雹把地塄干上的草打烂完了，把长得一人高的洋芋杆子也打没了，农作物受害十分严重。我听到这一情况后，当天下午就赶到德兴一带察看，只见庄稼地里到处是白喳喳的，一年的庄稼要两年务哩，一场冰雹就让老百姓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汗水白流了。当时，我两腿无力，无话可说，只是想咱责任重大，不能走了。怎么能走哩？当天晚上，我就住下，召集干部进行座谈。大家都有气无力地说：“人的口粮问题由共产党管着哩，反正吃饱吃不饱，有吊命的粮吊着，可这牲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哎呀，那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大概有十几个村干部参加会议，都耷拉着头，一言不发，只听到“叭、叭”的抽旱烟声音，沉闷到极点，让人不能大声说话。过了好一会时间，我才慢慢的对大家轻声说：“还是大家考虑一下，到底今后怎么办呀！现在庄稼没有了，可咱这里耕种的土地全部是山地，总是不能把牲口再丢了，牲口丢了明年又没啥种庄稼了。”又沉闷了好长时间后，有一位同志说：“张书记，我说一句破坏政策的话，成不成？”我说：“那你就说，咱商量哩嘛。”他说：“把牲口按劳动力分到户，劳动力多的一家牵两头，少的一户管一头，白天由各家各户的人牵上放牧，晚上统一栓到集体的饲养场，不然上面来人检查怎么办。只要我们人活着，这牲口就能保证活着，只有这样了。”这个意见提出之后，会场上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说话，谁都知道，这是搞单干，这是违犯政策的。过了一会儿，我说：“大家集体讨论一下，看这个意见成不成。”大家齐声说：“那就看你说成不成，我们都能成。”我想：现在成我一个人的意见了，到底怎么办哩？反正我有一个正主意，不管怎么样，那就是不能让一个牲口死掉。我说：“就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大家成不成？”大家嚯地说：“能成，好得很。”我说：“如果人家上头说这是单干怎么办？”大家说：“那是你的事情了，我们管不了。”我想了好一阵子，最后说：“不管用什么办法，牲口必须保住。牲口保住了，上面追究责任咱再说。但是，要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必须做到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县上的干部来问也不能说，你们干部务必向群众说清楚保密的要求。明天你们就按劳动力把牲口分到各户，做到责任明确，白天去负责放牧，晚上回来以后集中栓到集体的饲养场，并负责添夜草。”大家说：“哎，成哩！那就是咱几个人知道。”第二天上午，这个庄子就开会，下午就把牲口分开，各家牵着牲口去放。过了三五天，周围生产队的老百姓说“人家的牲口怎么一户一户牵上放着哩？那天晚上去的张书记住在哪里，半夜才走的，是不是他说下啥话着哩？”就去问哪个庄子的人，哪个庄子的人说“没有。是队长派我们把牲口牵上放的”。 周围生产队的老百姓说“这不对呀。”此后，周围受灾的生产队也陆续这样做了。几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一年没有饿死一个牲口。当时的分户饲养，是把饲养牲口的责任明确到户，养用结合。尽管这是个临时的办法，但以后也成为长期的。时间一长，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不说把牲口收回来，他们也不把牲口交回去，也不再有人把牲口牵到集体饲养场了。这样，牲口慢慢地也归农户所有了。此后，在我们的默许下，陇西北部山区各生产队都逐渐对牲口实行了分户喂养。
在按照劳动力的多少明确饲养牲口责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件群众信访事情，即有人向上面告德兴等公社破坏集体财产。省委将人民来信批转到地区，地区又批转到陇西县委。人民来信中说德兴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把牲口分到户了，把二十间牲口圈全部拆掉了，破坏集体财产，破坏集体经济。我一看这信，就明白是说我去的那个庄子的事情，立即赶到那里去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把牲口圈拆到什么程度，把集体经济破坏到什么程度。到地方后，我先看情况，接着问生产队长是怎么一回事情。生产队长说“还是按照咱们当初定的情况做的，现在还是分户养殖，不过再也没有在晚上统一栓在集体饲养场上。如果把牲口从各户收回来统一饲养，那牲口就得饿死了。”我问：“那牲口圈哩？”生产队长说：“咱们那牲口圈是用细柳棍棍修的，下雨下得快塌了，很危险，我把那些柳棍棍抽了下来，现在还在那里立着。要不信，我领你去看一下咱那集体经济。”说着，他把我领过去。一看，确实就是几根柳木棒棒和几土烂泥墙墙。当场我就说：“回吧，什么集体经济，几个柳棒棒也是集体经济？”同时，我也没有强调他们把牲口收回。后来，上面也没有再追究这事，我也再没管这事，事实上回答也回答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分户饲养牲口这个基础呢？这与我的一次下乡有关。我的一个工作特点是隐瞒身份进行暗访，直接向农民群众了解我应该知道的第一手资料，让农民向我反映真实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不让公社和大队干部尤其是公社书记跟着我，喜欢一个人单独行动。1978年夏的一天，我去水泉公社（现为归权家湾乡管辖）做调查时遇到的事情，是到现在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我和县上的几个同志到了水泉公社以后，看到西面山上的一个很大的弯子里有好几百亩地，地很肥沃，庄稼长得很好，山洼洼里的一户人家周围的树木长得很茂盛，就到这家去了。进家门以后，我就看到这户人家养着三头很健壮的毛驴，一个大的在圈里，两个小的在院里活蹦乱跳的嬉戏。那时候，牲口死亡十分严重，很少见到小牲口。当时我就感到十分好奇和高兴，口中不住“哎呀、哎呀”的感叹“怎么还有这么好看的小牲口，这在别的地方可见不上，哪怕是走遍全县，更不容易碰见哪里有老牲口后面跟着小牲口的事情。”我就问这家的老汉，他没看出我的干部身份。因为我穿的衣服旧，拄着拐杖，不象是个什么干部，他更没想到县委书记能到他这个地方来。说了些见面话后，我们就在他家的牲口圈前谈起了养牲口的事。开始，他不多说话，似乎他认出我们是做什么调查的干部，担心说错话。我就主动说这说那，消除他思想上的顾虑。看到他乐意与我说话，我就说：“你的这两个驴娃子好得很。”他说：“那好着哩么。”我问：“你的牲口养得这么好，你是不是搞单干着哩？”他说：“看你这个干部，你说了犯政策的话。”我立即说：“我看着你是在搞单干。这个牲口你私人养着哩，你周围的土地你私人种着哩，你不是搞单干吗？”他说：“话再可不能那么说了。我住得离队上远，队里管理不方便，队长说让我把我家周围的十多亩地种上就对了。”我说：“你种上给队里不交粮吗？”他说：“不交。队里把两头牲口包给我养，以后发展成三头了。”我去的时候已成了五头。我问：“你的牲口是怎么养的？”他说：“队上的牲口都养成一张皮了，三分之一的已损失了，只有我的这几个牲口好着呢！”我问：“为啥你的好着呢？”他说：“我个人的我养得操心么，如果交到队里就没了。我的三头牲口中的两头母的都下了一个驴娃子。如果把队里的牲口给各家各户养上，用不了一年，肯定就繁殖起来了。”我说：“你尽说搞单干的话。”他说：“我看你爱牲口，我说个实话，现在的政策，人前边不敢说，说了就不得了，队里没人操心，养的牲口是一把骨头，牲口快都死了，活着也是一张皮。这个分开养就是好嘛，你看我的多好，你见过水泉公社上哪里有下驴娃子的牲口，你寻着看看。”接着，他就给我说了好多分户喂养牲口的好处。他说“如果能把牲口分开养上，人人操心，有几年就繁殖起来了，可是没人敢试，一试就会遭来批斗。我这个地方是山庄独户，没人来，我的牲口好，有粪，自留地也好，就凭我住的远，队里管不上，挨的饿少一点。”我临走时他再三说：“你见了公社上的干部可不能说我养的牲口多好。”我说：“我们又不是干那些事情的人，那肯定不说。”离开这个老乡，我就在想：这户人有饭吃，身体健康，牲口养的那么好，周围的环境也那么好，柳树长得旺盛，这多好呀。可我们现在出现了家破人亡的事情，这算什么事？心里总是盘算着如何把老百姓的问题解决好。之所以在德兴受灾庄子敢于分牲口，与我在水泉听老乡的肺腑之言，受实事求是的教育也有很大关系。
对于牲口分户喂养的事情，是在德兴公社出现最困难的情况下想出的办法，没有上到县委的常委会上进行集体讨论。因为是当天晚上的事情把你逼到了现场上，老百姓等你的回答。如果你不表态，你就感到不能走，逼得你非表态不可。回到县上后，我向有关同志谈论了这个事情，大家认为也只有那样处理了，也没有人反对。
第四件事情就是1978年秋收后有组织的秘密试办土地包产到户。如果说1978年秋收后有组织搞的土地包产到户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话，那么前面所做的三件事情是它的序曲，因为事情总是循序渐进的。1978年的秋收后的一天上午，碧岩公社的书记袁志茂同志来找我。这个同志是个陕西人，工作能力很强，人也很老实，曾经在县委组织部工作过，1977年12月到碧岩公社任书记。他一进门后，简单的问候了两句我之后，就坐下来一个劲的吸咽。看上去，他好像想向我反映个重要情况似的。我问老袁有什么事要说，他抬头把我看了看，几次欲言又止。在我再三催问下，他才迟迟疑疑地说：“我有点事，想说但又不敢说。”我说：“有什么不敢的，你就快说。”他似乎下了很大决心的又重复说：“我有个事，我要说一下。”我说：“你就大胆说。”他说：“碧岩公社有个红崖湾生产队，有十几户人家，特别困难，我实在没有办法管理。”我问：“为什么没有办法？”他说：“这十几户人家解放以来没有给国家交过一斤粮食，年年吃回销粮，生产队长不是选的，是家家轮流当，现在已经户户当过了，队里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出外要饭打工，连这个队长也没有人当了，农业生产无法进行。”我说：“那你想怎么办？”他说：“我有一个法子，看你成不成。”我问：“什么法子？”他说：“能让我回去把他们包产到户吗？”听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说：“你也忒胆大。”他连连说：“张书记，我实在没治了、没治了。”我就想：哎呀，怎么来了这么个让我作难的伙伴。当时，好像我也没有什么过大的压力，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就回答：“你就回去试办一下。”他也不假思索地说：“既然你说下了，那我就回去试办一下。”当时，我们两个没有讨论更多的细节，也没有考虑会有什么后果。但我给他很严肃地说：“要你回去试办，可要把后路留开。第一条你在公社不准讨论，我在县上也不讨论，你知我知咱俩知道就行。第二条你回去后给社员宣布一条铁的纪律，要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第三条当年收成下来后，第一场打碾的粮食必须按公社分配的数目缴清公购粮。”这第三条的意思是显示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先国家利益嘛，即便是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就以反正把公购粮交上了为由来搪塞，你总不能给我定死罪吧。当时，我和袁志茂书记就叫这个事情为包产到户。得到我的支持后，袁志茂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向我说他分开了，现在就看明年庄稼长得怎么样。后来，我从陇西县委党史资料上看到袁志茂回忆说他是在1978年春节后就分开的。是不是1978年春节后，这我不知道，他始终没有给我说过他已经做了这件事，我也从没有从其它渠道听到过他在向我汇报之前他就已经做了这事。记得在他去世之前，我们还在一起吃过一次饭，在共同谈论这件事情时，他也没有说过他是在1978年春节后就分开的。不过，他是个敢想敢干的人，我想可能是他先把事情给做了，再向我汇报，以便得到我的认可，是先斩后奏。不管是春节后，还是秋季，红崖湾生产队搞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是一步到位，是直接把土地承包到户的行动，是公社的其他同志都不知道的一次秘密的有组织的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大胆探索，它与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村民自发进行的土地包产到户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
到了第二年春季，我和袁志茂同志相约：我不带县委的同志，他不带公社的同志，就我们两个人不进村直接上山进地察看一下庄稼的长势。红崖湾生产队地处陇西县南部边远山区的一个高山顶上，山下有科羊河，距离碧岩公社所在地有5华里，但从碧岩走红崖湾，一直要走45度的陡坡。司机千方百计把车开到山顶上后，我与袁志茂俩就下地去看。当时，从山顶往下看，地里的麦苗已长到半尺高，明显看到人们在一块一块的地里进行分户劳动，有的地里是一个人劳动，有的是两个人，多一点的是三四个人。我当时很不放心的问袁志茂：“你把人分开，如果生产搞不好怎么办？”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跟着我一块地一块地的往下看。我发现那地里锄得一根杂草也没有，好像是精刻细作的花园地一样，庄稼长得真是胖胖的。我对老袁说：“几十年来，人民公社以来，老百姓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象现在一样把庄稼作务得这么精细，种到这么个水平。”我真是高兴，就到地里惹老百姓说笑话：“为什么你们都在分开干活，怎么分户弄着哩，是不是在单干？”他们说：“没有单干的事，那里有这种事情。这是队上包给的任务，必须要完成的。”他们之所以不向我说实话，是公社定下纪律着哩，他们不认识我，有可能也不认识与我同行的老袁。我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成片的庄稼作务得那么精细，长得那么好看，不由得心里想：过去农民的自留地长得好好的，公家的田长得很不成，原因明确得很，谁都知道是大田没有责任、不操心。只有责任到人这样的办法，才能使地里长粮食。看了之后，我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也放放心心的回了。这时期，仍然处在严格保密状态。到了秋收后，袁志茂告诉我打碾的第一场就一次性缴清了公购粮，具体数字我现在记不清了。袁志茂还说他大体上算了一下，红崖湾生产队人均口粮破天荒的上千斤了。过了几天，我再一次到红崖湾生产队去看，见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就挨家挨户的看，发现群众的粮袋、粮仓满着，听到许多老乡说今年好着哩。当天我没有回县上去，就在红崖湾生产队住了一夜。晚上，我和袁志茂同志召集干部开座谈会，向生产队干部提出“来年再这么弄不弄了”、“ 明年再继续执行不执行包产到户的政策了”等问题，因为这包产到户还处在“地下”状态，没有对外公开。记得我们是在生产队长家的一间又小又黑的房子里开的会，我坐在窗子跟前。炕头和地下站的生产队干部齐声说：“你把地收回是不行的，那还要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你今晚上必须把这个主做下了再走。”就这么讨论着讨论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因为有吃有喝了嘛，公粮购粮都交清了嘛，自有历史以来就没有这种现象嘛。就在我们在房子里讨论的时候，我听见房外有人，就把头伸到小窗子上一看，好家伙，院子里站着满满的一院人。为什么哩？因为他们都关心会议结果，他们的命运就在这个晚上。最后，会议形成了简单的决定：“来年继续照样办”。再没有强调保密的话，红崖湾的事就这样给定下了。
第二天，我与公社书记从红崖湾出来下到山底下，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家里去了。一落座，支部书记就问我：“张书记，红崖湾的事情是你们两个允许下的？”我问：“允许下的啥事情？”他说：“哎……，红崖湾包产到户了，今年人家把牲口配上，带头缴粮哩，自有历史以来，没有红崖湾人缴粮的。你们还瞒着不给我们说？”他说得最为生动的一句话是：“哎，那不行。这和你起发面（指发酵面——采访者注）一样，在那一盆面里，你已经把一疙瘩酵母子放进去了，这面已经起来了，从盆的四周溢出来了，那你再收拾也收拾不住了。”听了他十分形象的一番话后，我和公社书记对着大笑了一顿，但没有说同意他们象红崖湾一样搞，也没有说不同意他们象红崖湾一样搞。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红崖湾的事情就这样慢慢公开了。回到县上之后，我就开始向个别同志慢慢谈了红崖湾的事情。当时，县长是陈得录同志，我先对他谈了这事。他听后说：“这事我咋都不知道么，没有听说过，也没人向我透露一点风声么。”我说：“那是试办，有政治风险，我害怕把你们牵连进去，就没有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他表示理解我的心思，也支持我们的试办。记得在1980年2月23日至3月1日开县乡两干会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说红崖湾早已把地分完了，没有人提出是不是恰当的讨论。
对于红崖湾生产队是甘肃最早的包产到户，《宋平在甘肃》一书的作者经过调查对比,站在全省的高度，予以认可。该书中说：如果说1978年秋宕昌哈达铺公社是明目张胆地首先搞起了经济作物责任田，那么陇西县的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则是悄然无声地搞起了货真价实的包产到户。陇西县的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对在“文革”年代，人均口粮只有170斤，全队有一半人年年外出讨饭度日，一片凄凉景象。“四人帮”粉碎后，在这里蹲点的公社书记袁志茂经过与生产队的干部们经过反复商量，1978年10月21日，红崖湾生产队偷偷地把全队的500亩土地划分到户，搞起了包产到户。1979年春天，红崖湾生产队的春耕搞得又快又好又细，周围生产队的人都甚感惊奇，却不解他们用了什么奇方妙法！红崖湾生产队这一年的夏秋作物果然获得大丰收，人均口粮达900多斤，第一次缴清了公购粮。社员们无不喜悦地说：“活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粮食。”
第五件事情就是1979年在全县公开试办包产到户。红崖湾一年来的实践，使我对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有了具体的办法，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有了更坚定的信心，我觉着现在挨到把红崖湾的实践一步一步地推向全县的时候了。
1979年2月，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小队四干会议，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再也不能搞脱离生产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要彻底进行管理制度上的改革。在全省率先在全县农村划分生产作业组的同时，决定在全县试办大包干。就全国而言，大包干的做法是把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和主要农具分到生产作业组，把公粮、提留任务分到生产作业组的制度。由于大包干实行的是“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小组自己的”，与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生产分配相比，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表示热烈欢迎。而陇西县对大包干赋予特殊的内容，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把土地、生产资料从小组再分到户，任务也分到户。包产到户免去了那些完成了定产要交产、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做法，符合农民对管理体制责任越明确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方法越简便越好的要求，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所以，陇西当时公开的不叫包产到户，叫大包干。
陇西在全县31个生产队中试办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大包干。这次试办，是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开公社会议正式布置搞的，是有领导有组织公开进行的，不是群众自发搞的，也不是秘密搞的。一年下来后，这31个生产队普遍都是一片丰收景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夏天吃过晚饭还早着哩，一天饭后，我独自外出到城关公社北街出了城的一个试办大包干的生产队去看，走到一块地边，遇上一个女人蹲在地塄干上纳鞋底，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队长派她看鸟哩，不让鸟吃庄稼。我说：“哎，为什么你地塄干这边的庄稼长得好，而那边的长得不好？”这一问一下惹燥了那位妇女，她开口就说：“哎，你还不知道，那县委的人心瞎（坏）得很，都是黑心。”我惊讶地问：“怎么瞎了着？”她说：“人家叫那个队包，你看人家的庄稼长得多好。明知包了好，可人家不叫我们队包。”我说：“那真是瞎。”她说：“我们想学着人家包了，可人家公社、大队上上下下的干部把我们盯得紧得很，硬是不让我们包，硬逼着把你往死里饿哩么，那老百姓有什么办法，由人家干部拿着哩，人家让你吃饱肚子你就吃饱肚子，人家不让你吃饱肚子你就不得吃饱肚子。”一来一去谈论了一二十分钟后，我就回去了。在返回的路上，我想：哎呀，这位妇女她才找准挨骂的对象，实在骂得舒服、骂得过瘾。当然她不认识我。她对我这么一个县委书记的教育太深刻了，这反映出群众实在太怕饿肚子了。从这个妇女的牢骚声中，我听到了陇西县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呼声，听出我们的行动太慢了，落在群众要求的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得让老百姓不骂就好了，执行的政策不再让老百姓骂就好了。事后，我把挨“骂”的事情告诉给陈得录等县上领导，他们说：“现在就是那样，因为包与不包长的庄稼相差太远了么，老百姓心里不平。”如此等等，又一次都增加了我要搞改革这件事情的信心。
1979年7月，我又到碧岩、文峰、云田等公社了解31个包产到户试点生产队的情况，看到情况很好。到了1980年的3月3日，就组织县委县革委出台《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管理办法》，进一步在全县有组织、有领导、有安排、有布置的铺开包产到户。到1980年的9月20日，县委县革委发《关于包产到户几个具体问题的补充意见》。1981年的2月21日至27日，县上两干会议强调继续完善生产责任制。就在这个全县铺开的过程里面，我们每一次开会都研究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从公社同志的汇报中发现全县只有3个老支部书记不赞称生产责任制，除此之外，在县上的领导班子、各级干部没有反对的声音。好像县委的同志中没有人考虑这有什么后果、这责任怎么负，也没有出现县上的干部怎么向上级反映的事情。我们对三个有反对意见的老支部书记做了一些思想工作，指出千说万说也要老百姓吃饱肚子，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的任何政策都是不行的，不管你对人民公社有什么样的感情。
群众对包产到户很拥护，很有热情。有一天傍晚，我从水泉公社到云田时，天已经麻麻黑，路上无法行走，把我坐的车烂在沟里的泥沙中出不来了。我让司机看着车，我到公社叫人帮助推一下。正说时，一群种完庄稼的社员到我们旁边，听说是县委书记的车被烂，他们说“县委给咱搞包产到户哩，赶紧帮忙推车。”从这件事情中我感到群众真心拥护包产到户。
到1980年的下半年，全县71%的生产队已进行了包产到户，完成了包产到户。这时候，县上的一些同志越来越担心我们搞的包产到户到底怎么样的问题了。在一次地委的扩大会议上，我就不惜一切把陇西的这个情况反映出来了，一五一十的讲比例，讲群众的热情，讲我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但是，还是有人在地委的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与我反映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和群众的热情相反，别人讲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破坏集体经济。这时候，地委的思想已经有分化了，但地委会议正式宣布对陇西搞的包产到户的事，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会后，我向有关领导请教：“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说：“反正你们搞去。”我理解：是领导不便于说赞成，是默许我们的做法。此后，有一位领导公开讲：我不去陇西，我去陇西让我说啥，是说陇西做得对还是做得错。同时，我熟悉的一位省上工作的同志要来陇西时说：我到陇西来，咱俩不谈工作，只是看你。听到这些话后，我有压力了，县委有压力了。这时候，县上来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同志，如新华社、新华分社、甘报社农村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等，最多时有十五、六个记着。这些记者，有的住了一星期到十几天，有的住了一、两个月。这些新闻媒体的同志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他们都往出去发报道。《甘肃日报》社连续发了许多文章，一是前面提到过的1979的4月1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二是1980年的5月16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社员喜欢大包干---陇西调查》，文章指出：陇西县从去冬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的实行大包干式的联产责任，到目前为止，实行这种办法的队已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1%，这种形式责任明确，简便易行，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三是1981年1月14日，《甘肃日报》发表《变化有效果——陇西县采访见闻》，文章指出：实行联产责任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有效的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社员多劳多得。第二是能够同时因地制宜安排种植、安排劳动力，做到真正科学种田。第三是能够有效地降低农业成本，做到增产增收，第四是能够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四是前面提到的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目为《陇西农村市场贸易的调查》的文章。五是1981年4月27日《甘肃日报》刊发的《包干到户责任制效果好》，文章指出：农民说实行包干到户不欠公粮，不吃回销，肚子能吃饱，国家少打扰。干部说包干到户的办法简单，责任具体，利益直接。
就在搞包产到户的这个过程里，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甘肃干部张浩来信》，主要内容是说包产到组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不能搞包产到户，对已包的要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上去。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名的“张浩事件”。我看了报道和编者按后，一度思想上压力很大。记得在一次常委会议上，我说：“在去云田的路上，我向地里劳动的一个老百姓说，咱搞的包产到户上面政策不允许这怎么办呢？那位老百姓脱口而说：书记你不要害怕，咱陇西全县这么多人口，如果把你们押在监狱里，那我们轮流给你们送饭。”陇西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张国杰说:“你看，反正这个事情，也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来，如果将来要坐监狱，咱就集体去坐。”那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得到省委、地委的肯定，《人民日报》又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感到非常被动。好在我们县委内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越是上面的压力大，下面干部的凝聚力就越强了，县委在全县说话也灵、办事也利。1979年6月，中央农业部有个叫张根生的副部长来陇西调研，我陪同他到福兴梁上看的时候，他很爽快的给我撂下了“你怎么不把这地方早包产到户了”的一句话。说是说，可是，事情总归还是事情，我的顾虑依然十分严重。不但我和县委的同志有压力，就是当时在陇西调研的记者都有压力。因为他们都发了表示支持包产到户的新闻稿件。1980年，新华社的一位记着临走时对我恳切地说：“据我们新华社内部消息，中央最近可能要有态度了。你要注意看《大内参》。中央要有态度，首先是在《大内参》上发出来，文件上来得较迟。”从此，我特别注意翻看每次的《大内参》。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有5、6月份的一期《内参》上写着：当农业部门的同志汇报到一些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依然很困难，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时，姚依林同志说：“我看索性把这个贫困地区包产到户”。不久，邓小平同志说：“我看可以”。我一看到这个很要害的情况，兴奋得独自一人大喊“天呀，我有政策依据了”。顿时，我感到千斤重的担子一下卸下了。我立马叫办公室主任李克勤拿上这本内参，给每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把内参内容一一念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中央领导说的话。对一些县委常委会的成员我说：对于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说下话了，咱们是姚依林、邓小平说的贫困地区，咱啥也不用怕，有人反对你就让他反对去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完善制度，再往好哩搞包产到户。这样，我对陇西县搞的包产到户总算找到支持者和政策依据。但是，对陇西搞的包产到户还没有一个上级领导公开表示肯定，我和县上其他领导的压力依然很重。到了1981年的前半年，当时的省委书记冯纪新同志从甘南到陇南，再到陇西调查，指导农村的改革开放，在陇西住了一夜。当时，我迫切希望把陇西的事情向他全面做一汇报，就在汇报中尽量努力地把群众的反映、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反复对他讲，整整讲了两个小时，他始终没有表态，但我观察到他脸上没有愤怒的表情。第二天，他就到定西去了。在定西地委向他汇报定西县委说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时候，冯纪新说了一句“我走了一路还没有听到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话”。当时，定西干部把冯纪新同志说的这句话称为“对定西县的一句话指示”。对冯纪新同志所说的“我走了一路还没有听到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话”，我可琢磨了好几天，是肯定还是不肯定包产到户？大概三四天后，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省上有个我熟悉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兰州宁卧庄大礼堂召开的地厅级干部会议上，冯纪新同志讲到农村调查的情况时，讲了一句“我看陇西的那个县委书记搞得不错”，似乎话中透露出对包产到户肯定的信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怕听错，又让朋友重复了一遍。证实没有听错后，我立即得出一个结论：冯纪新同志是代表省委讲的话，他的话是肯定我们陇西所作所为的话。我立刻给县上其他领导说了冯纪新同志的表态。冯纪新同志代表省上的明确表态，使我这才如释重负，也使县上其他领导大大减轻了精神压力。
虽说当时群众的生产生活虽然还很困难，但起码多数人的肚子能够勉强吃饱，应该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全县农村的面貌有显著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已经展出了一片的光明的景象，农村已经生机勃勃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气已经顺了，一切工作进展配套有序。
现在，我回想起在陇西那个地方工作的四年半时间，感到有许多收获：
一是必须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做工作必须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初，陇西县委之所以做出做成了一些事情，是心上有老百姓，把老百姓的事情看见了，把老百姓的呼声听见了，在老百姓的支持下敢于为老百姓办事情。
二是团结就是力量。尽管我们在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中冒着特殊的政治风险，有很大的思想负担，但由于班子团结，大家一条心、思想一致、目标一致、共同努力，心情舒畅，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排除来自各方的干扰，顺利的完成了包产到户。我对陇西的干部有着一份非常特殊的感情，至今还与那里的干部保持着来往。
三是为改革开放增添了新内容。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包产到户切入的。陇西县的农村改革走在全省前面，使陇西农民群众少挨了些饿，也为全定西、全甘肃省、全国推行包产到户提供了参考，丰富了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不管是红崖湾生产队秘密搞的包产到户，还是在全县31个生产队试点包产到户，都是有组织的进行的，没有出现一点混乱。
四是始终坚持科学发展。回忆改革开放三十年，我感到我们走过了一条科学发展之路，也走出了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尽管现在城乡差别依然很大，但与过去相比较，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试想一下，历史上那个朝代的农民种地不但不缴粮、反而拿补贴，天天吃白面，看病享受合作医疗，娃娃上学减免学费书本费。现在，党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好，老百姓中没有说党的政策不好的人，外国人也说党的政策好。尤其今年我们战胜冰冻、汶川大地震，稳妥处理拉萨事件，成功举办奥运会等等，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进一步拥护党的领导，对党的感情进一步深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十二年后的目标。我相信通过科学发展，在不远的将来，农村一定会出现新的巨大变化。我们应该加倍珍惜现有的形势、政策，保证做到对农村多予少取，推动城乡差别的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