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解放战争的历史启示：政治变迁

凤凰卫视2009年9月26日《世纪大讲堂》节目：解放战争的历史启示：政治变迁

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今天，当我们尽情的享受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与幸福感的时候，我们的思绪不能不回到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壮丽诞生的那一刻。而为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人民实在付出了太多太多。从1945到1950年的中国国内战争，是近现代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有哪些奇异的不可思议的地方？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今天来思考？而且从政治变迁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反省和回顾这样一场著名的国内战争？有关这些内容，我们非常容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树增先生。

已近耳顺之年的王树增，十几岁就开始了军旅生涯，1991年毕业于北师大研究生院作家班。作为一名作家，王树增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每一部都很有分量。他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以及长篇历史随笔《1901年》等，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多项大奖。2009年推出力作《解放战争》。

王鲁湘：今天做这个选题呢，我本人感到非常地亲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这几年的战争，正好是我们父辈的战争，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我父亲是从新四军跟黄克诚的第三师渡海最早到达东北的。

王树增：对，1945年。

王鲁湘：后来再从东北牡丹江一直打到南方，那么这场战争我们父亲等于是一个全程的参与者。那么今天我非常容幸地能够听到王树增先生来跟我们一起回顾这一段战争，那么王先生您本人是不是一直就是从当小兵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脱过军装。

王树增：是的，40年了吧。

王鲁湘：那么您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当然对战争的题材会有所偏爱和钟爱，我们刚才介绍了，您写的都是一些大的战争，而且每一部作品都非常地厚重，那么会不会有人说，您作为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现役的军人，来写这场战争是不是会有某种历史的偏见。

王树增：我想我是个军人，但是呢从写作角度衡量我是个作家，优秀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你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欢迎的话，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有独到的见解，我写战争并不是来赞美战争，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回顾过去中国走过的历史，能吸取哪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关照今日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写作的目的。

王鲁湘：对，那么您的书名叫做《解放战争》，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学过历史的，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好象更客观一点的一个正规的称谓，叫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但实际上这个称谓的话呢，仍然是一个党史的称谓，还不够历史，不够客观，因为可能更客观，更历史的称谓的应该叫做是当时候的国共第二次国内战争。是不是更准确一些。

王树增：对，应该更准确一点。它是一个典型的内战性质的。

王鲁湘：而且是两支党军的作战。

王树增：而且还很显然，它作战的目的只有一个，夺取政权。

王鲁湘：夺取政权。

王树增：那一方是保卫政权，他这个性质很清楚。

王鲁湘：那么为什么后来在我们一般通俗的称谓中间更多的用了解放战争，用了解放这样一个定义呢。

王树增：解放是我们共产党一方的说法，这个据我所知，国民党军战士把我们称之为解放战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称之为戡乱战争。他就是平定社会，是这个意思，我想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它名词必然是不同的。

王鲁湘：那么您在写这一部书之前，一定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查阅60年以前的这场战争的时候，是不是在史料上头已经足够地开放。

王树增：已经足够开放了，这一点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回顾那场战争，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保密之处。

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这是值得史学、军事学、政治学共同研究的战争，这是令新中国壮丽诞生的战争，国庆六十年之际，军旅作家王树增做客《世纪大讲堂》，连续开讲《解放战争的历史启示》。

王树增：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６０年前，那场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那场解放战争。就其胜败结局而言，我认为用单纯的军事观点是解释不通的，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曾经在重庆就是战是和，举行过谈判。谈判的时候蒋介石他个人的威望已经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因为经过八年的抗战，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他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没有人怀疑他，是这个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元首地位。让他感到更自信的是他的军队。我们知道在抗战的过程当中，国民党的正规军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援，所以说在抗战结束的时候，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将近五百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况且装备非常精良，他的主力部队全是美式装备。他的几个主力军连士兵的鞋带都是美式的，而且要知道，蒋介石可是名副其实的三军统帅。他有强大的陆军，他也有相当规模的海军和空军，他的海军和空军是具有实战能力的。

站在他旁边的毛泽东虽然已经不是长征时期的那个憔悴的模样，体态已经丰满，同时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他在党内的位置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但是他兜里那份自己军队病例总数的名单，和蒋介石比起来确实有些寒酸，那个名单上已经清清楚楚列出来共产党方面拥有的正规军一百二十七万，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稍微有点夸大，因为这里边所谓的正规军还包含着不少类似于民兵性质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你的一百多万的正规军，你的武器非常地简陋，基本上是抗战时期缴获的武器，严重缺乏重装备。还有一点，整个解放战争过程当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严格说起来是一支陆军军队，他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那么我们知道，内战正式爆发是1946年的6月，以中原突围为标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象征着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的时间是什么？是1949年的4月，中间仅仅隔了两年零十个月。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解放战争，这样类似有点奇迹般的结局呢？我个人认为应该从政治和军事方面分别进行叙述，现在我来先从第一讲讲起，这一讲的题目是：《解放战争的启示：政治的变迁》

中国社会结构如何？社会制度怎样？谁拥有着财富？谁操纵着权力？国民党人在争夺着什么？共产党人在追求着什么？

如果从政治层面分析，我认为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国民党政权已经濒临崩溃了。也就是说执政党的腐败堕落，已经严重威胁到它政权的存在了。我们知道一个执政党的腐败堕落，首先来自于它的执政形式，国民党是典型的独裁统治，但是在抗战八年当中，由于民族危亡上升到了矛盾的第一位，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的风气得到了某种遏制，但是一旦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人有种重新掌权的感觉，有种重新得天下的感觉，于是党内政府内的贪污腐化之风，迅速地蔓延。历史上有个词叫“接收”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国民党军赶紧派军队去接收那些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国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查收全国的敌产，或者叫逆产，第一个“接收”不言而喻，第二个“接收”这个范围可就大了。最后形成了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吏，政府官员，军队的高级将领，疯狂掠夺国家资财的行为。国民党迁都前后，它到底成立了多少接收委员会，在全国我的估计至少三四百以上。从党政部门，行政部门，行业部门，军队部门，全有自己的接收委员会，到最后已经不可收拾了。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好，从房子到汽车，到工厂到企业，贴上牌就能接收。我们要知道个“接收”是完全接收到了这些政府官员，党政官员，和军队高级将领的私囊之中，这一点蒋介石在丧失政权之后，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土地的高度兼并，两级分化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是事实。当时中国社会最富有的人就是那些掌权的，执政党的官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我们从所有的史料当中看到，1945年以后，中国这片大地上到处都是难民和流民，最广大的中国民众流入赤贫的行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高级国民党的高级军队，高级将领，他不仅是打仗的他还做生意啊，几乎每一个高级将领的身后都有企业，都有商人，都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可以挪用公款，可以这个占据公务，可以勾结商人，可以垄断市场，可以走私贩私。一句话，就是为个人的发展可以干出任何的事情出来。

这里有个例子，在淮海战役的前期，为了避免被华东野战军吃掉，蒋介石曾经决定将海洲，就是海边，海洲的国民党的第九绥靖区的第44军撤到徐州方向，你要知道大战来临的时候，大规模撤退是需要极其机密的，泄露一点风声就是灭顶之灾，但是国民党第九绥靖区的司令官李延年，还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的时候，有一个商人就找到他说：“李司令你无论如何要带我走，他听这话莫名其妙，我带你上哪去啊，咱们到徐州去啊，接着李司令官就接到了向徐州撤退的命令。当时李延年非常地愤怒，他有这样的话，”刘峙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如何！“刘峙是谁，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总司令，那个商人是为这个刘峙做贩盐生意的。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淮海战场的上的，最后在黄百韬兵团被吃掉之后，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军团向南方全面撤退，也就是放弃徐州了，这是更大一场军事规模的军事转移，中间有三个兵团。杜聿明担心的就是万万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如果让陈毅知道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尽管如何保密，第二天早上一看徐州城就乱了，先乱的是什么人，是最有钱的人，杜聿明派出他的警备司令去到各个银行去提取现金，准备转移，等我们宪兵一到，这些银行、钱铺，这些大的金融家和大银行家一看，不要说钱人都没影了，早就走了，他比军队撤退地还早。杜聿明有这样一句话是他回忆录的的话，他说：“老头子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怎能打胜仗！”

我说这两个意思是什么，是这些高级官吏和军事指挥员完全沉溺于个人的发财致富，这一点两个美国人看的很清楚，一个是魏德迈，我们知道他是抗战时候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在内战爆发一个月以后，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到中国来，考察社会经济文化等等，政治等等方面的情况，以决定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来到中国以后受到了蒋介石政府的热烈欢迎，因为是过去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嘛。他转了一圈回来，准备回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给他设置了一个，开了一个巨大的欢送宴会，几乎所有的在南京的党政军各级高官都到场了，魏德迈说我不吃饭，把桌子撤下去，我要讲话。魏德迈的讲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看过好几个在场的高级官吏的回忆，都提到了掉下了眼泪这样几个字。魏德迈怎么说的，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说：“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上来就是这个定语，然后魏德迈就说了据我的调查，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和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

另一个美国人就是巴大维。我们知道他是美军顾问团团长，1949年美军顾问团撤走了，撤走的时候，他曾经给美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这报告有这样的表述，这个巴达维算是摸到了中国，当时社会的那种极端地不可克服的弊病他说”在国民政府所有的组织机构中，充斥着中国人特有的家庭、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裙带关系。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决不会仅仅因为是该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获得一个要职。他必须有后台。

与此相比，我还想引用一个外国记者的眼光来怎么看待当时的共产党人的，马歇尔在调停国共两方关系的时候去过一次延安，随从很多的外国记者，一个美国记者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延安的，在延安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二字，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这些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涵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情感，一种最终的信念。“

请大家注意，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领袖到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一概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外国记者常常在战场上困惑一点，他无法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中，把士兵和军官区分，他们衣服是一样的，军装是一样的，补丁都是一样，吃的东西也是一样，最后外国记者们总结了一个经验，说他如果说他身后有匹马他就是军官，在这个角度上讲，在解放战争当中，我们的很多的干部，很多的共产党人在战场上倒下了，整理他们遗物的工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或者自己省下来的顶多一两块银元的菜金而已。

辽沈战役中林彪的总指挥部离前沿仅十五公里，十五公里什么概念，重炮的射击范围之内。而在淮海战场上，粟裕的前线士兵离前沿只有三华里，他们无一不是毛泽东亲自打电报说你们离那太近了，赶紧给我撤下来。为什么？他们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去作战的，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受财产之累，在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围住了黄维兵团，由于兵力相差太大，武器相差太大，邓小平有一个著名的话，说：“我把指挥部就设在战场的腹地，我准备和中原野战军的全体官兵一起”烧蒲草“”，什么叫“烧蒲草”，中原老百姓有一个习俗，人死了以后，要把这个人生前睡过的铺草放在野地里烧掉，也就是死人的意思。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准备烧蒲草了，共产党员身无分文，一身轻松，一身清风，清廉纯洁，无所牵挂。因此，他们才能够视死如归，死而后已。

百姓衡量政权的尺度是什么？民变为何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常态？民心向背做出怎样的选择？

对一个政权来讲，无论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政体，普通老百姓看的是社会分配公不公，这是他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合理的一个基本的尺度。国民党统治之下，社会分配极端不公，因此最多的字词是“民变”二字，国统区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员，我们的市民不停地游行示威，农村更别说了，经常有暴动，但是我们不可理解的是，国民党当局对待这种“民变”的手段的。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大学教授叫李公朴，在那个时代他的最高理想很简单就是办一份具有民主风格的报纸而已，但是就在家门口被国民党特务在暗处用枪打倒。

我们无法理解当时当政的国民党当局，为什么频频使用这种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来挽救自己的信誉危机，国民党政权被当时的民心完全抛弃了。对国民党政权失望的民心，把希望寄托给谁啊，寄托给中国共产党，寄托给中国共产党人他是有道理的，首先，那些政治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对共产党所主张的政治理想，抱有极大的欢迎，这个政治理想的中心，名词是自由民主的中国，抗战结束之前，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要建设一个这样自由民主的中国，他这样表述的：“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政府，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所向往的一个政治未来。

还有一个最能说明这个自由民主生活，自由民主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接受过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叫甘贝尔的一个采访。我们至今还能看到这个采访的记录，中间关于“自由民主中国”的阐述，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记者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如何？也就是说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们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毛泽东说了：“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请注意毛泽东对民主自由中国的这样解释。虽然是各种民主政体一种大杂烩，我们仅仅可以理解是一种政治理想而已，但是它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向往的那个政治未来，我想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就一句话，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谁，是农民，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在苦难的中国，最大多数，生活在最底层的，地位最卑微的，生存环境最脆弱的就是农民。共产党人一直认为耕者有其田，就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在延安的时候，外国记者曾经问过毛泽东说：“你能不能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当中取胜？”毛泽东给的回答，根本就没有提到“军队”两个字，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所以说至今我们仍然有必要重申毛泽东说过一番话，“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忘记了农民，就是你做一百万件事情，也没有用处，因为它没有力量。”我们今天来重申这句话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当今中国最广大的群体还是农民，综上所述，解放战争从政治角度讲，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国民党人由于腐败堕落，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已经被民心所抛弃，他必将会被历史所淘汰。

王鲁湘：非常感谢王树增先生精彩的演讲，我听得饶有兴致。这个演讲的话把解放战争其实是从两个方面在进行回顾，首先是进行了解放战争的政治方面的回顾。那么在这个政治方面的回顾中间，王先生主要是从“人心向背”这样一个根本的一个地方来立论，然后来总结这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民在那三年中间一次政治选择。

王树增：对。

王鲁湘：这次政治选择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回顾这场战争的话，我们觉得从政治方面进行总结，应该是对我们今天包括对我们中国的未来仍然是最有历史借鉴意义的。

王树增：是。

王鲁湘：对不对，因为任何事情不管是政治行为，军事行为，还是经济行为，归根结底最后是一个人心向背问题。那么在这场战争刚才王先生在演讲中间已经一开始就说了，其实战争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拥有着巨大的政治资源。但为什么突然之间发生了很快的逆转？而且这种逆转最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您在这个讲话中间也不断引用了西方的这一个一些记者，包括这个军事观察员甚至国民政府的高级军事顾问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总结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趋势，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不仅被中国的农民所唾弃了，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唾弃了，甚至被西方的民主国家所唾弃了。

王树增：对，在这个抗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蒋介石政府的期望有一个迅速跌落的一个过程，这个跌落的过程非常短暂。以至于到后期的时候美国国会连《援华法案》都通不过，通不过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说它是一个独裁政府，而不是一个民主政府，西方就是这样来区别的。我们想就是说给国民党政权戴上一个独裁政府，这样一个帽子的时候是合适的。

王鲁湘：对

王树增：是非常合适的，我想这个独裁政府和西方当初的主流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王鲁湘：背道而驰的。

王树增：所以它被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它抛弃这是非常正常的。于是抛弃了这个独裁政府选择谁，中国另外一个可以与它抗衡的政治势力，就是中共。所以说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很大的希望。

王鲁湘：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其实在它成立之初的时候，很长的一个时期共产国际解散之前，1942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它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也就是说它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就是实现共产国际在全世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它是一个工具。

王树增：对。

王鲁湘：是一个政治集团，而且这个所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个核心任务是保卫苏联，也就保卫苏联来对抗西方的帝国主义。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方所有的国家是应该是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为它的政治死敌的。但是我们从抗日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出来，不断的有美国的观察团来到延安，也不断有美国的记者包括一些大报的特派记者还包括一些独立记者像斯洛他们这种来到延安，他们在延安所见到的发回国内的所有报道告诉美国的政客，美国的人民。好像这个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那共产党有点不太一样。

王树增：而且是完全不一样。我刚才引用了就是在西方记者眼下的那个延安的生活，这个我查阅了很多美军观察组成员后来写的回忆录，他们无一不是把延安当做一个非常令他们愉快的，让他们心神自由的地方。让他们感到共产党这个党派，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朴素，和那样的和大地贴的是那样的紧。他们再和国民党人再一对比，他们认为这个党是有生命力的。虽然那个时候在一个寸草不生的一个西部蛮荒之地，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奇特的感觉。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看到那个情形，和他们西方主流价值观所憧憬的那个生活样式，是有某些切合点的。

王鲁湘：有某些切合点的。

取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支持，需要怎样的政治智慧？国民党百万雄师为何惨淡收场？共产党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王鲁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刚才说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西方民主阵营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政权的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对决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个大战中间，中国毫无疑问站在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这个一个立场，所以的话整个西方世界也认为经过这样一次大战以后，西方的胜利就意味着是自由民主精神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一种胜利。所以他们对中国国内发生的这一场内战很容易从这样一个价值观念来进行评判。

王树增：对。

王鲁湘：那么在这一点毫无疑问，毛泽东他们非常智慧地把握住了这个政治的话语权。

王树增：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把握我觉得这是高度的政治智慧，高度的政治智慧。他不但赢得了国统期的知识精英，民心，另外它也赢得很多农民的这个民心，而且还赢得了西方记者的亲睐。

王树增：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才能做到的一个境界。我们看到战场上，无论是淮海战役，还是辽沈战役，战场上经常跑来外国记者。而外国记者现在我们所能看他的战场报道，我觉得他是有倾向性的，他是倾向性的，他的倾向很简单，他就说共产党军队一定能取得胜利，我觉得这个倾向性也值得我们深思。

王鲁湘：所以打仗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它打士气，士气是什么、士气是一种感染力。解放战争中间，共军的感染力比国军的感染力就强烈的多。毛泽东写给黄维兵团的一封劝降信。毛泽东的原话，问黄维兵团的所有官兵们，我们到底在打什么，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军是打什么，是清清楚楚的，天天都在讲。你们打什么，你们不知道，而且禁不住一问，一问军心立刻瓦解。

王树增：对。另外还是有关一个现象就是说从谈到士气问题，国民党从官到兵他确实为什么打仗。但是我们的士兵很有意思，在淮海战役的时候我们一个外国记者问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把这个外国记者给问倒了。我们这个普通士兵突然问这个外国记者说：“你们国家有没有旋转餐厅啊？”当时那外国记者非常惊讶，非常惊讶。他说怎么就是一个不太识字的中国军队，共产党军队一个普通士兵，居然能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玩意。然后下边一句话就更让他惊讶，他说：“结论就是这支军队必然领导成功，这个士兵说我们将来会有的。”我就是说我们的共产党的官兵知道为什么去作战，他们那个憧憬很重要。尽管那憧憬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他有一个憧憬。就像我们做人一样我有一个奔向的目标，但是国民党的从官到兵已经没有目标了。

王鲁湘：而且这个目标就像共产党自己的政治纲领一样，有低级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那个旋转餐厅是高级目标，那个低级目标就是你立马可以分到一头牛，两亩地，三间草房，永远占有，所以在这一点上头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变成一个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也就是说几百万的军队，双方是将近上六、七八百万的军队投入两年十个月的时间发生完全的强弱的大逆转，这个是确实不能从简单的军事上头来予以理解，这是一个政治现象。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事件，这个政治事件是我们对解放战争认识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提问：王老师您好，我是外交学院的一名学生，刚才你在演讲中提到，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得到国际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我想提出一点质疑，首先来说，就是说解放战争中有两个战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东北战场，一个是淮海战场，淮海战场由于这种战场的选择以及蒋介石的指挥失误，我想他输的这个应该是很合情合理的，关于东北战场，我想这个，蒋介石的这种失误，在于他没有处理好中苏关系，我想解放战争，蒋介石的失败，也可以从战争这一层面上来考虑，包括他对处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没有处理好，导致苏军在撤离东北的时候，空出来的很多城市，随之让共产党进行接受，这是蒋介石失败的，其次他在解放战争当中的后期，没有争取到美国援助，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可以从外交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种解放战争，蒋介石失败的原因，谢谢。

王树增：你说的很重要，也因为在解放战争当中，唯一一个涉及到外交问题的战局就是东北战局。但是我和你有不同的观点，你刚才说的两个主题词，一个词就是说苏军在撤离的时候，把很多大城市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我觉得这个和实质不符，你不要认为当时的苏军，我们说苏军吧，苏军和我们接管东北城市的八路军也好，共产党的新四军也好，这关系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因为你要知道，当时的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是有外交关系的，是有外交关系的，它们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移交是国与国之间的移交，我记得是到东北接受蒋经国都去了，他们是外交之间的，然后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苏军不存在外交层面的东西，所以说苏军不可能把哪个城市交给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这是一点，再一点就，刚才你提出来的，关于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问题，我没有看到任何史料，我们得到了苏联的武器，而我看到最多的史料是苏军撤退的时候，几乎把我们的东北所有的工业设施，能搬走的全搬走。能卸走的全卸走了，他留下的是一片空白，当然了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讨论，我可能有很多史料我是遗漏的，谢谢。

提问：王老师你好，王鲁湘你好，我一直在想，想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他们的军事力量，以及他们的本质的一种资金力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悬殊的，是什么一种信仰，可以让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毫无奢求的坚持下去，并且士气越长越高。

王树增：要说信仰问题可以又追溯到共产国际那去，因为我们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我们是有主义的，这主义也非常明确，从来也没有避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这个理论说起来是很复杂的，说简单也很简单。两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一句话，再一个：“解放全人类。”

就这两句话，现在有一句话还在天安门上贴着呢，我想这就是信仰，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为天下的受苦人服务，就它这个理想，就是这样一种理想，重要领域，当然了在每个历史时期，你抱有信仰，是一回事，你具体的政治策略又是一回事，尤其是刚才你说的，解放战争初期之后，国共两党谈判的时候，实际上各级策略是不一样的，共产党做过很大妥协的，在自己的那个远大的政治理想的感召之下，他具体的做法，后退了多少步的，我想这也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由此可以说到信仰永远在前方飘扬着，具体的做法是可以灵活机动的，这就叫灵活机动战略战术，这又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复说，我们现在初级阶段，为什么要退到这个概念上去，也是在调整过程当中，但是我始终认为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政党，没有明确的信仰，是支撑不住的，国民党的垮台，也是信仰的垮台，它所谓的三民主义的这面旗帜，是打得十分不牢靠的，这一点上，是它的政治劣势，而共产党人，高举信仰的旗帜，这是政治的优势，历史证明占有政治优势的一方会取得胜利的，谢谢。

王鲁湘：战争留下的记忆总是残酷的，记住历史的启示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再一次重新阅读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的心理。那么下一周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邀请王树增先生为我们从军事思想的角度来剖析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