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9
发布时间：2009-10-12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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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数字中的“9”，挺像是一把历史拐杖。所以有如是感悟，实因这个“9”字与我生命的悲与欢，有着难解的缘分：1979年的1月6日晚上，我告别劳改生涯，搭乘夜车从山西回北京。此前，北京日报的李凤翔同志将一纸改正错划右派的通知书送到山西，才有了我1979年“黑乌鸦返巢”的结果。不仅是我一个——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从祖国版图的东西南北，返回了生命之巢。当年，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带着一身风尘，踏进老母下榻的八平方米的老屋，正是七日的早晨。当我把随身携带来的大包小包（包括我使用过的铁锹、镰刀、扁担和挖煤的锤斧），背进那间低矮的小屋时，母亲惊愕得如同木雕。待她醒过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封信皮上印有“中央组织部”字样的来信，递到我的手里。我把来信打开才知道，这是胡耀邦同志写给我的一封复信。他在信中除了提及王蒙、刘绍棠，以示怀念之情外，对我也寄予文学再生的期盼，他用了“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的诗语，叮咛我珍惜走过的冰雪驿路，不要辜负了这段曲里拐弯的历史——因为冰雪驿路的足迹里，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真，还深藏着国家命运的符号，因而那些零乱的足迹，是孕生文学之花的圣土。信尾，耀邦同志相信我们这一代回归的作家，一定不会辜负历史的赐予。
读过耀邦同志复信一个月后，我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巴金主持的1979年第2期《收获》上，以头条位置发表出来了，这可以算是我回归文学的界桥。记得，当年第一批来访的友人，是曾经同时蒙难的邵燕祥和王蒙。在八米小屋的地桌上，与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同命运的文学友人，吃了一顿再生的团圆饭，真是百味俱全。当时，我母亲在低矮屋檐下的煤球炉子上掌勺。究竟做的什么主食，我已无从记忆；但是我拿出从山西带回来的汾酒，三人边吃边饮的情形则无法忘却。我老母亲当天过度兴奋，被煤球火炉烫伤了拇指；燕祥和王蒙在时，她怕败坏我们欢聚的兴致，忍着指痛没说；等他俩一走，我就带母亲去了就近的医院，医生立即为她消毒并用药棉包扎了伤口。
第一个来我家组稿的，是刘心武和章仲锷（当时他们都在《十月》编辑部工作）。由于房子低矮狭窄，床铺又分为上下两层（我和老母亲住下层，儿子住在上层），加上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大写字台母亲一直没舍得变卖，因而屋内空间狭窄，走路转身都须注意碰撞。记得，当年他俩进了屋子，不知在哪儿坐下才好，最后选择在床沿上坐定。因床为双层，大个子章仲锷一扬头，脑袋就撞在上层床板上，我说了声“真对不起”，心武和仲锷却相视而笑。
心武告诉我，他为约稿已经来过我家一次了，只是当时我还没有回京。但他没告诉我那次扑空之后发生的事情。多少年后，我从他自叙的文章中，才知道了当天发生的事：他从我家出来，因为没有见到我，多少有点失意；更让他心烦的是，在回出版社的路上，碰到了一位文化界的人，心武告诉他到我家组稿的事，那位人物关爱地提醒他，这是冒险行为，让他慎重考虑云云。仲锷也有着相同的经历：我把刚刚写完的中篇小说《第十个弹孔》交给了仲锷以谢他们来家约稿之情，他读过小说后，虽然给我打来传呼电话，用“历史内涵丰厚”来赞美小说，但他当时的上级，却一直胆怯地压着文稿，既不说不用，也不说要用，直到仲锷对其发出质询并表示自己承担责任时，小说才在《十月》发表了出来。心武和仲锷的遭遇，不是当时文化界状况的写真吗？
当年，最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有两件事：一、《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之后，虽然我接到大量的读者来信，表示了对勇闯文学禁区的支持；但文化界内部，却有人致信《收获》，指责该小说是“‘苏修’爱伦堡‘解冻文学’的变种”，必须进行声讨云云。二、我在山西一座劳改煤矿挖过煤的监狱政委，在小说中自动对号入座了，在省劳改局召开了声讨小说的会议，将小说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之作。特别扎人眼球的是：在上报北京的会议纪要中，对我的称谓依然使用“从犯”二字。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真事，按着这个逻辑，我还是一个专政的对象。但中国的拨乱反正的力度和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没有淹没我这一叶刚刚停泊于文学和人生码头的孤舟。在当年的冰与火夹缝之中，孙犁给我写来一封加薪助燃的信。他说他是连夜读完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在赞美小说之余，得出的结论是：“从文学的角度上讲，20年的苦难生活，对你来说得大于失。”孙犁是一位有人文良心的文学前辈，从不当追风柳絮和顺水浮萍——有他这一句话，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恪守。那就是：
以真为镜
以史为魂
这是我在1979年由“鬼”还原成人之后，一段惊喜交织的心曲。当年夏天，我被调入了北京作协，与当初同时落难的王蒙、邓友梅、刘绍棠等重新聚首一堂。记得，在我调入作协的当天，党组书记老宋曾用十分幽默的语言对我说：“当年北京的四只‘黑天鹅’，不知飞了多少路程，穿越多少风雨雷暴，今天终于变成‘白天鹅’，飞到北京作协这个巢穴里来了！希望你们为中国文学的明天，点燃起新的火种……”至此，我算真正地返回了文学队伍。
在开国60年纪念日之际，笔者思绪万千，不禁忆起1979年的往事，便将其书写成文。这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抒发，也希望有人与笔者共同体察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步履艰辛；在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的同时，也警觉文学之流的回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