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压倒启蒙”的三重逻辑陷阱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开宗明义：陈独秀于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叶。但很快，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到如今已经90年了。在很多人眼中，哪怕再过90年也依然是“救亡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启蒙被无限期的高束庋藏，“故俟异日观云耳”。救亡压倒启蒙或许在不经意间挖掘了三重幽暗的逻辑陷阱。
一是，作为意识形态(政治合法性)的革命话语长盛不衰。意识形态作为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它不仅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事实上还承担了政治合法性的论证重任。按照韦伯的解读，合法性或者意识形态有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类型。法理型合法性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真正哲学基础。一个国家只有竖起法理型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大旗，才能推崇严复所强调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显然，启蒙在这里已是一个完成时态，而不是刚刚播下去的树籽。
然而，救亡压倒启蒙导致两个直接后果。一方面，民智未开使得民主缓行，法理型合法性作为西方舶来品不适合中国本土特色。另一方面，救亡中国的仁人志士一路走来一路歌。“救亡和革命”本身就成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
救亡意味着内忧外患，内有民族败类蠢蠢欲动，外有蛮夷狄戎亡我之心不死。内忧外患意味着千钧一发，非暴风骤雨的革命运动不能实现救亡重任。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革命也意味着我们没有闲情逸致的坐下来讨论法理型合法性的建设，我们只能选择魅力型合法性——紧密团结在革命领袖(先知先觉的人)周围，同我们所有的内外敌人作斗争。因为先知先觉的人不但发现了我们内忧外患的困境，而且找到了走出困境的光辉大道。后知后觉的人与其再去了解、论证、分析这条光辉大道(天才人物才能发现)，不如绝对信仰“伟大领袖”。
二是，作为社会心理的仇恨情绪甚嚣尘上。中国人自古就缺乏普适性公德和自由主义的私德。墨子说兼爱(公德)，被孟子骂成无父;杨朱说为我(自由主义的私德)，被孟子骂成无君。
儒家思想强调齐家(氏族)治国(部落)平天下(部落联盟)。这种同心圆般的道德体系事实上是倡导“爱有差等”。 然而，只有极少数人在极端情况下方可真正抵达这种“差序伦理”的最高境界，真正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绝大多数人却只能根据血缘法则与个体心理徘徊于最初水平的德性道德，即“齐家”有余，“治国、平天下”不足。结果只能落得这样的场景：个别悲情主义的真君子，为数不少的伪君子，大多数冷漠麻木自私的看客。
然而，在儒家伦理中，冷漠和麻木还不一定意味着仇恨和敌视。救亡压倒启蒙的另外两个直接后果为：一则，启蒙未开，普适性公德依旧匮乏萧瑟，尊重人的人本主义无路可循。二则，民族的救亡常常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救亡：落后地区在国家整体地位待遇中的救亡，弱势群体在社会人群中的救亡，等等。救亡不成，仇恨生矣。在没有约翰·密尔所言“避免相互伤害”公德底线的约束下，仇恨会让原来冷漠麻木自私的看客升级为心狠手辣鲜耻寡廉的霍布斯丛林动物。不仅弱势群体仇恨强势群体，也有强势群体仇恨强势群体，强势群体仇恨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仇恨弱势群体。神州大地，怎一个恨字了得。恨演化为狠，演化为吴思讲的搏命集团和形形色色潜规则。
三是，作为生命本质的生长精神萎靡苍白。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木欣欣向荣为生，泉涓涓始流为生。生命的本质在于实现，生命的力量在于生长。一颗草籽哪怕被压在巨石上，也总会寻找缝隙探出生命的希望。这种生长和实现本身就是一种淡淡的喜悦，与外在的强制和诱惑无关。
很多哲学家都肯定这种生命哲学。黑格尔说：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中的感性显现。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马斯洛说：在人的五种需求中，自我实现是最为高级也最为本质的需求。
然而，救亡压倒启蒙带给我们的不是内在生命力的张扬，而是仇大苦深的外在压制，并美其名曰“压力转化为动力”。我们自幼被教育：要好好学习，否则你就不能出人头地。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人生信条。在政治上，我们也接受类似教育：一百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要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似乎，如果我们不为了做人上人，我们就不要学习一样;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我们就不需要发展一样。常此日久，我们几乎忘记了我们还有内在的需求。结果：有的人患上了“拔苗助长”的拼搏综合症，生活中少了雍容和自由。当然，这种外在的紧张感与社会仇恨心理又是恶性循环的。
喜欢阅读《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一段诗，那是一种轻拥生命生长的美好：“我轻轻地舞着，在拥挤的人群之中。人们投射过来异样的眼神，诧异也好，欣赏也罢，并不曾使我的舞步凌乱。因为令我飞扬的，不是人们注视的目光，而是我年轻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