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芳草碧连天

■这是一个最具时代特色、少为人知的共产党支部组织，活跃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成员均是带着岁月沧桑、负有盛名的老作家。

■胡风夫人梅志、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两位传奇又平凡的老大姐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源于她们对于爱情与信念的信赖与坚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文联和作协相继恢复工作，一批在五六十年代因“反胡风”和“反右”等政治运动而被下放到外地的老作家陆续回到北京。他们的行政关系和组织关系被安排在了中国作协，成为驻会专业作家。为此，中国作协专门设立了老作家支部。当时被编入老作家支部的作家包括丁玲、艾青、沙汀、舒群、罗烽、白朗、草明、逯斐、曾克等。作协机关党委和人事部还联系部分非党老作家。如胡风夫人梅志、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等。胡风一案被平反，梅志随胡风从原关押地四川返回北京，一方面照料由于长期关押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胡风，另一方面自己继续从事写作；张兆和的行政关系一直在作协所属《人民文学》杂志社，很早就办理了退休手续，因为一向低调和默默无闻，以至于年纪稍轻一些的同志对她并不熟悉。

实际上，作家协会和专业作家制度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苏联的体制设立的。“文革”中，作协与文联一道被彻底砸烂，大部分机关干部和所属刊物的编辑、编务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粉碎“四人帮”后，作协于1978年恢复工作。安置、安排老作家，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就成为当时机关党委和人事部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当时，我在作协机关从事人事和机关党务工作，有机会接触、结识这些文学界的前辈，参加老作家支部的活动，为老作家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服务。现在想来，这不仅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由于作协机关办公条件较差，老作家支部的生活会，多数是在位于木樨地“部长楼”的丁玲住处举行

1979年10月30日，中国作协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同时举行的。这是文学界遭刧难后的一次大团聚。作家们既激动又哀伤。从会场的二楼望下去，一片花白的头发，岁月的沧桑和无情的政治运动，使他们中许多人的青春和中年连同蓬勃激情与旺盛创作力受到摧残而过早凋零，至今想起当时的情形，仍令人感到唏嘘不已。

在这次大会上，刚当选文联主席的周扬同志在讲话中郑重地向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涌、秦兆阳、刘绍棠等在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老作家们道歉。当晚，大会安排了茶话会，华国锋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党应该发誓，以后绝不允许因为一部作品就把一个作家打成反革命！”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时，作协机关与中国文联一道分别被安顿在位于沙滩北街2号东门内的木板活动简易房中办公，作协在南，文联在北，两个单位就像难兄难弟一般在几年中相依为伴；后来，两个单位的木板房分别都经过了一次加固翻盖，成为二层简易活动小楼，办公条件稍有改善，但仍与人们心目中文联、作协的崇高地位并不协调。

作协老作家支部的老作家们大都是延安时期的文化战士，他们早年在上海等地就是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很多人是“左联”成员，北上延安之后成为了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事业的开创者与领导者。其中有早年在上海以短篇小说《莎菲女士日记》蜚声文坛，以后到了延安，因出版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丁玲；有因《大堰河，我的保姆》、《火把》激荡时代的著名诗人艾青；有较早响应党的号召，深入东北解放区并以写产业工人作品《原动力》等著称的女作家草明；还有以写乡土生活、四川风味小说闻名，来到延安后随军采访，发表《忆贺龙》，较早正面描写我军高级将领征战历程的沙汀；此外还有著名的解放区女作家曾克、逯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老作家中，有三十年代著名的东北流亡青年作家舒群和罗烽、白朗，早年他们都是鲁迅先生的坚定追随者；在解放区，他们曾是毛主席的座上客和文艺工作的领导人，舒群还担任过“鲁艺”文学系主任、编过《解放日报》。

当时，由于作协机关办公条件较差，老作家支部的生活会，多数是在位于木樨地“部长楼”的丁玲住处举行；有时安排在作家协会简易板房，也有时在三里屯草明家里。这些老一辈作家大多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劫难，身心受到无情摧残，然而，他们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之后，很难从他们的言谈和行动中感觉到有任何抱怨，相反处处维护党的形象，表现出老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与政治立场。我记得，在一次支部会上，艾青说：“今天我能在这里讲话，得感谢党的政策的落实，要不我还在那里军垦呢。”他操着一口浙江口音的话语和幽默的声调，引起与会作家的共鸣和回忆。有一次，丁玲对外界公开表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功劳卓著，与我个人的遭遇是两码事嘛。共产党犯错误，也勇于改正错误。我是共产党员，始终相信这一点。在80年代初的整党整风学习中，曾经是“二野”随军记者的老作家、担任作家支部书记的曾克带头把自己摆进去，联系自己思想和创作实际，作深入的分析；每一位参加会议的老作家都非常认真，踊跃发言；同时，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坛上一些不健康倾向、现象以及作协的工作发表看法，提出率直的批评。

在平日的接触中，这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对机关中的干部、司机都非常客气，大家对他们也十分敬重，也非常乐于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八十年代初，当时国家有一个政策，各单位可以视具体情况为一些老专家、老学者配助手。于是，丁玲同志提出从东北调她熟悉的王增如来当助手，作协人事部门已上报国家人事部，但迟迟未见批复。一次在三里屯草明家开会，丁玲为此事有点着急。我出主意说，作协已上报了不少时日，看来年轻工作人员对老作家的甘苦不甚了解，办得拖拉。还得找国家人事部部长赵守一同志，他也许对丁玲有所了解。我这个点子立刻被大家采纳。舒群说，守一同志我们在延安时就熟悉，他对在延安文艺界的朋友很了解，就找他帮助办。于是很快就把王增如从东北调来北京，给丁玲当了助手；舒群同志年事已高，仍想继续写作，经与他商量，确定将他的女儿调来机关做他的助手。后来罗烽、白朗、草明、沙汀等的助手也相继解决了。在一次与草明的闲聊中，她提到工资级别问题。“文革”前，她定的是文艺级，现在变成了行政级，工资降了不少。我向当时作协人事部门负责人汇报后，专程出差到东北，找东北文艺部门有关人员了解当年定文艺级的情况，并请他们出具证明，回来后很快就顺利解决了。

■舒群回忆，毛主席和朱光两人在延安争抢莎士比亚的书籍

八十年代中期，作协在虎坊桥甲15号建起了一座宿舍楼，除了我们这些作协干部以外，舒群、陈企霞、李凖等作家也搬了进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很愿意与我聊天；从外表上看，他毫无任何老前辈、大作家的架势，有时真让人感觉，倒像是一位朴实、憨厚的东北老农民；然而他却具有东北人直率、豪爽的性格。学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应了解舒群的作品和地位。三十年代初期，他与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从沦陷的东北家乡流落到了青岛，并于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不幸被捕，在狱中写作了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了一个失去家园的朝鲜少年在沦陷的中国东北饱受日寇凌辱、压迫并奋起反抗的故事。1935年他出狱后，将这部小说文稿交给了鲁迅先生，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轰动一时。以后他又发表了许多作品，成为著名的左翼青年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来到陕北，在八路军总部任随军记者。此后在延安“鲁艺”文学系任教员、系主任；担任过《解放日报》四版主编、东北文工团团长；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局从事宣传、文艺领导工作，筹办东北大学、东北文联和东北电影制片厂。五十年代初，担任过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等职务。五十年代中期，舒群与罗烽、白朗被打成“舒罗白反党集团”，受尽磨难，“文革”结束后被“平反”，重回文坛。

面对这样一位经历丰富、饱经沧桑的老前辈，许多时候，我心中所怀有的情感十分复杂。有一次在他的家里，他找出一张照片来给我看，他指着最边上的一个我所熟悉的人对我说：“这个人是个小丑，排挤别人，打击别人，整起人来把别人整死……”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我理解他们这些当年曾经受到无情打击，几乎断送政治生命的老作家，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已为时晚矣。作为晚辈，我只能劝他不要动怒，怒易伤肝胆，多保重身体。我想，说多少安慰的话都很难平复老人家心头的创伤。

舒群最喜欢和我谈他那一段有趣的经历。抗日战争期间，他当随军记者，参与过平型关战役。大捷后，舒群从五台山奔延安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捡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本书。另有《石索》、《三希堂》碑帖各两册。到了延安，经鲁艺秘书长朱光的引见，见到了日夜向往的毛主席。他欣喜之余，决定把几本心爱的书送给毛主席。没想到朱光一见，也想要，于是朱光和毛主席两人争抢起来，最后只好让两人“平分秋色”。“洛阳纸贵”，那时能见到莎士比亚的书真太稀罕了。从那以后，他不断与毛主席接触。在《解放日报》做副刊主编时，得到主席的支持和帮助很多，燃起了写毛主席故事的念头。“文革”前，他已写了不少章节，但被抄家，不知下落。粉碎“四人帮”后，重写《毛泽东的故事》，于1986年结集出版。

那时，我家住在五层，没有电梯。有一天，舒群同志突然造访，他听说我的老伴遭受癌魔侵袭，亲自上门慰问。进门后，他马上蹲下身来，详细了解病情。我知道，他患有体位性血压症。每次开会，不论在哪里，走几步路，他随时要蹲下来，否则血压就升高。我实在想象不出他是怎样艰难地登上五楼的，感动得几乎流泪。我让他坐到椅子上慢慢说，他说蹲着好。还说，要不要我找黄树则（时任卫生部部长，是舒群延安时的老友），请他找最好的大夫来治。我们再三说，已决定在协和医院治疗，条件很好，不用麻烦了。他撂下话，有事随时找他。他那份热心肠，我们一直铭刻在心，终生难忘。

■她们对于爱人和爱情的信赖与坚守，更像是感人的童话与泣血的诗篇

在作协机关的老干部中，梅志与张兆和两位老大姐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文尔雅，言语不多，脸上永远都是一副平静如水的神情，以至于机关里许多年龄稍轻一些的同志根本不认识她们。与老作家支部的党员老作家风风火火的革命经历相比，她们也是不平凡的女性，她们对于爱人和爱情的信赖与坚守，更像是感人的童话与泣血的诗篇。她们各自的经历和境遇虽然并不相同，然而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沉默。

梅志是胡风的夫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开始发表散文、诗歌、小说；抗战时在重庆参加“文抗”，协助胡风编辑《七月》、《希望》刊物；先后出版过童话诗集《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和《小青蛙苦斗记》。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她因参与了“三十万言书”的抄写罪名，被定性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与胡风同时被捕入狱，以后又随胡风去四川流放、劳改。在此期间，他们的子女由年迈的老母照料，直到老母去世，梅志才被允许出狱回家照顾子女；“文革”开始后，胡风被判刑、加罪直至判无期徒刑，发配去四川劳改服刑，梅志又撇下子女陪胡风入川，重又开始了牢狱生活。梅志曾对我说，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曾向丈夫提出长痛不如短痛一死了之的想法，可是思前想后，觉得不行，因为不明不白去死，会被扣上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帽子，到时候说也说不清。于是，他们决定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打击和迫害，坚持到了最后。

1980年胡风一案平反后，梅志的行政关系转到了作协机关，她一面要照料已患心因性精神分裂症的胡风，与女儿一道处理和应付信件和采访要求，另一方面，她从公安机关退还的旧作中选出部分作品进行修改，同时又创作新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和召明造访她时，就曾对我们说过：当年她在四川劳改农场劳动，常听老就业人员说起关于草药的故事，休息时就与他们一道采草药；她患风湿痛的手经擦抹草药酒治好了，于是她很信服草药的效力。后来，人们烧荒将成片的山丘付之灰烬，原来生长很好的天冬、党参都没了；一场大雨过后，田地、菜园里的红薯被冲毁殆尽。当时她就想到，这是人们破坏生态平衡，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因此一定要告诫人们，爱护和保护大自然。十几年后，她的这一在脑海中深藏许久的构思，终于以《小参娃升天记》的童话形式写了出来。胡风逝世后，梅志写作了《往事如烟》、《伴囚记》和《在高墙内》三部书稿，后由科学出版社结集以《胡风沉冤录》为书名出版；以后又由香港三联书店以《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出版。曾经有人这样说过，胡风当年要是没有梅志忠贞不渝的爱情作为支撑，凭着他那多病的身体绝不会等到平反那一天；也有人说过，梅志搁笔二十多年，没有写出作品，却以自己的品格写出了一部不是用文字记载的大“书”、好“书”。

记得，在大连黑石礁我们面对面交谈时，我发现她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她的美丽，依稀当年。我说：“你经历那么多磨难，吃了那么多苦。一点看不出是从坎坷的路上走过来的。真了不起。”她的一副典型南方人的面容，但却有着刚毅、坚韧的脾性，苦难使她生成出外秀内刚的气质。

与梅志一样，张兆和也是温文尔雅，沉默少言，不同之处却在于张兆和的生活境遇要平顺很多，或许这与她的性格与一向低调的为人处事方式有关；她的面庞清瘦、神情温和、眼睛炯炯有神，八十多岁高龄记忆还十分好，对于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记忆犹新，娓娓道来。在一个温和的冬日，我和机关里的几位同志相约去看望她，走进房间，顿时感到暖融融的，她的热情好客使我们这些晚辈人也像老朋友似的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从报上得知您又在编《沈从文全集》，忙得很吧？”

“还好，我做不了多少事。”

“沈从文先生是群众爱戴的作家，他的作品独具风格，富于抒情性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全集》能与广大读者见面是件了不起的事。据说《全集》共二十卷，六七百万字，您牵头做这件事，真是很大的成绩。”

“不，我没什么成绩，事情由编委们共同做。”

我们环视了她的房间，书柜上摆放着刚出版的巴金著作《随想录》线装本，打开书的封套，在第一本的扉页上，巴老用颤抖的手写下的字：“赠三姐，巴金十一月廿日”。巴老与沈从文夫妇保持深厚友谊，1988年9月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巴老在《随想录》中增加了一篇《怀念从文》。当年，沈从文与张兆和之间的爱情在文坛传为佳话，张兆和在姊妹中排行第三，沈从文虽年长张兆和八岁，但在往来的书信中以及在家中都称张兆和为三姐，所以沈先生的朋友巴金从年轻时代起也这样称呼她。

“文革”后，沈从文先生一家住在崇文门大街一幢普通的塔楼内，居室狭小，一张书桌两人轮流使用；有一段时间房子分在了两处，三姐天天要送饭给住在另一处写作的沈先生。许多民族工艺美术、文物方面的书稿和沈先生早年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整理、选稿、校阅、修订完成的。几年后，他们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然而沈先生没住几年就病倒了。三姐依然是一边帮他看稿，一边照料他的起居，常常为他按摩。要知道，张兆和年轻时是姑苏城中有名的大家闺秀和才女。身兼画家与作家的黄永玉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他对表叔沈从文和表婶张兆和的印象，说他俩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二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

过去，机关里的许多人只知道张先生是《人民文学》退休老编辑，行政级别不高，对于她的经历却知之甚少。随着人们对于沈从文先生文学成就的重新认知，以及他们夫妇才子佳人般传奇的爱情故事传播，人们对他俩格外尊重和爱戴。在我的心目中，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三姐”的张兆和先生，原本也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师长啊！

■本文作者刘崑

曾多年从事新闻工作。80年代初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