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苏联史不止成为工具

苏联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作为重要的科学领域原本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事。但是，多少年来的事实却表明，长期以来苏联史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工具。用这种工具进行国际的和国内的阶级斗争，进而来划分党的派别、国家的营垒；用这种工具进行思想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进而来区别阶级的属性、经道的皈离；用这种工具进行人为的、运动式的斗争，进而来划分人的尊卑、地位的高低、权势的大小。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全三册)，沈志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版，148.00元。

不是科学是工具的苏联史

苏联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作为重要的科学领域原本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事。但是，多少年来的事实却表明，长期以来苏联史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工具。用这种工具进行国际的和国内的阶级斗争，进而来划分党的派别、国家的营垒；用这种工具进行思想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进而来区别阶级的属性、经道的皈离；用这种工具进行人为的、运动式的斗争，进而来划分人的尊卑、地位的高低、权势的大小。

苏联史不成其为苏联史，就在于它已经不是对苏联发展进程的全面描述、阐述、分析和总结，而是任凭描述者、执笔者的个人意志、愿望、需求所选择、所挑用、所整编、所解释的事件和人物的罗织。苏联史不成其为苏联史，就在于它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是一部为特殊需要编撰的阶级斗争史、党内斗争史、领袖恩怨史、胜者王侯对败者盗贼的剿讨檄文。

不是科学的苏联史具备几个特征，一是，这样的历史不是以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命运为主线，而是以领袖的个人恩怨、成败、归属为主线，事实上成了一部“帝王将相史”；在这种故事和讲述里，领袖总是对的，反领袖的人，即使是被誉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人民也总是错的、反革命的、反动的；二是，这样的历史不是国家完整的历史，而是某些党派的争权史，社会的运行、人民的归属、前进的方向全维系于党派的争斗和结局；三是，这样的历史不是以已经发生的事实和人物的真实命运为依据，而是让纷繁万千的历史事实和光怪陆离的人物命运为其服务的；在这样的历史里，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事实的选择；四是，这样的历史是对历史学的基础和唯一重要的依据———历史的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是档案）不予考虑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对一切历史遗存都采取极为缜密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几乎怀疑一切的怀疑主义视角。适用者，用之，并尽量扩大其效果；不适用者，弃之，甚至怀疑其真实性，进而斥其为可疑、伪造；因此，五是，这样的历史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叛离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主观意志、唯心论和权欲私利充塞字里行间。

突破传统的“禁区”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最令我关注的，就是它是一部在真正———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试图真正地———讲述历史，把苏联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著作。因此，这本文集在我看来也就具备几个特点。

一是，文集里的大多数文章都把历史事实作为论述的基础，它与已经有过的苏联史的论文集有较大的差异。过去的论文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先结论、后事实，也就是说，这些论文先给你几个先验的结论，再根据这些事先想好的或别人设定的结论，来填充一些事实，哪怕这些事实是相互本不关联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先下结论后找事实，还是先找事实后下结论，这是能否将苏联史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看出，这本文集里多数文章的作者都在努力先事实而后结论。苏联历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有的历经反复、多方位的论述，如十月革命、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大清洗”、集体农庄、苏共二十大、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等等，有的很少涉及，更谈不上研究，如苏联国内政策中的苏联官僚阶层的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与政策、强制劳动体制问题、特殊移民和民族问题、苏联的犹太人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问题、东正教与政权的关系以及宗教信仰问题，对外关系中的“卡廷事件”、战后的对外政策问题、共产国际问题、对华关系问题等等，在这本文集里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事实阐述和档案依据。

二是，文集里的文章都有着自己对所研究问题的新鲜视角和结论。姚海笔下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金光大道，而是一个充满激烈巨变的崎岖之途，十月革命的最后成功令人信服，但也令人深思布尔什维克夺权的成败得失。朱小萍和余伟民所讲述的喀琅施塔得是非传统的，他们把这个一直被解释成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大军事行动作了新的解释，用了“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这个概念（尽管该文事实的陈述多于结论，也就是多于对这一概念——研究结论的阐述）。黄立茀和张丹研究的事实上是同一个范畴里的问题，即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和社会的等级化问题，她们都利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证实自己的结论。篇幅最长、引用档案最详尽的，当算宋永成对苏联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阐述。文章中所列的一系列档案事实，让人确信斯大林时代当局的“反犹”是个严重政治事件并且造成了难以补偿的后果。总之，应当说，有关国内政策的文章所利用的档案资料是丰富的，相对比较之下，有关对外政策的文章，所利用的档案资料就显得有限和单一化。这与俄国档案解密的程度大概不无关系。

三是，文集里的文章在内容上大大突破了传统的苏联史研究范围，一系列被视为“禁区”的问题得到了关注和阐述。而突破也就主要表现在对这些“禁区”问题的研究题目上，其中十月革命、喀琅施塔得、“卡廷事件”、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特殊移民和东正教等更应受到人们的关注。所谓“禁区”，并不是历史自身的不可进入，而是人为设置的障碍。这里可以研究，那里不能研究，某些人可以研究，某些人不能研究，一些档案可看，另一些档案绝密，于是，历史就被割断成一个又一个的区域，它们互不相连，没有前后继承，缺少因果关系。研究者进入苏联史研究领域，就像进了八卦迷魂阵，东冲西突，最后那将台上的令旗一挥，四处皆是死门。突破这种死门，突破这种传统的“禁区”，成了能否将苏联史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关键。文集的作者表现出了这种勇气，文集中的文章铿锵出了这突破的深意。

四是，文集中多数文章都在摆脱或者试图摆脱“八股式”论文的传统陋习。让事实说话，让以事实为基础的述理、分析来与读者交流，让笔者自己的看法和结论自然地融汇成结论；命令式的、指令式的语言减少了，强加于人的、非历史性的结论减少了，空洞的、言之无物的东西减少了，甚至在大量引用经典的、领袖的、前人的、他人的话语和结论的传统笔法中，也出现了以作者自我阐述、分析和结论为主的新气象。历史论著的表现形式需要改革，要突破繁琐的条条框框，要彻底改变官僚文牍现象。历史论著不是自我欣赏的案头玩物，历史论著是给千百万人看的、读的、品析的，因此它们需要活的气息，需要生命，需要色彩，需要个性。

苏联史不止如此

但是，我推荐这本文集并不等于说，这本文集没有缺点，或者说，我完全同意文集中所有文章的所有观点。人们的看法不同，论点不一样，这是科学研究中的客观规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同、差异，苏联史的研究才能不断前进，才能在求同存异中更上一层楼。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本文集是沈志华负责的《苏联历史》课题的先期成果，这个成果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并预示着好的前景。但是，严格讲来，这本文集还不是苏联史，文集只是涉及了苏联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苏联史还远不止如此，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探讨和重新探讨。作为一部苏联史，现在的文集只涉及了一部分，似乎还是不很大的一部分。此外，这个成果是建立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也局限了文集中作者们对档案的利用。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之后，俄罗斯又解密、整理出版了一系列解密档案汇编以及相应的研究论著，有综合性题目的，有专题题目的。所以，进一步翻译、选编和利用俄罗斯陆续解密的档案资料就成了我们深入苏联史研究并获取更大进展的关键。

让苏联史的研究从工具的使用中解脱出来，让苏联史成为一个真正的、重要的科学领域，《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在此道路上有了作为，因此有理由期待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