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李维汉

父亲说：老干部要把自己的经验留下来。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

他戴着氧气面罩一字一句修改文稿

■ 1982年11月1日，李维汉与儿子李铁映、李铁林合影（从左至右）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的父亲李维汉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思念他的时候，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留给我们的时间和话语甚少。我们知道，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父亲，让他惜时如金，顽强拼搏，用生命与时间赛跑，为的是最后一次完成党赋予他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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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父亲第二次建议为“右派”平反

“文革”中，父亲身陷囹圄长达7年，1975年又“流放”到湖北咸宁劳动改造。在押期间，他染上严重的结核性腹膜炎，以后又患上严重的肺心病。病痛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工作的节奏反而加快了。父亲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文革”后复出的父亲，高度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以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竭尽余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

1978年，中央统战部在烟台召开关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会议。父亲看了会议文件，认为仅仅是摘掉帽子是不够的，还应进行复查平反。早在1962年，父亲就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这一建议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成为他的一条罪状。这一次，他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写信，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不久，中央作出了对“右派分子”进行复查平反的决定，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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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每天早晨6时半起床,撰写党史资料

1981年，在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针对当时某些人否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错误认识，父亲在会上多次发言，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与过，同时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同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文件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积极正面作用。

也是在那时候，胡耀邦同志托人捎口信，要父亲将自己所知道的党早年的历史情况写下来。父亲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并且把完成这项任务作为晚年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他说：“老干部要做到两条，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好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另一条是应该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

父亲虽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仍坚持全天工作。他早晨6点半起床，认真地扣齐每一粒纽扣，然后，扶着轮椅慢慢地行走，头脑却在飞速运转，思考着建党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那些已经鲜为人知的革命烈士……

父亲的早餐十分简单：一个鸡蛋，一碗粥，有时喝一点牛奶。吃完饭，他就投入工作了，直到午餐。父亲的午饭同样简单，一个荤菜，比如肉丝炒什么菜，一个素菜，一碗鸡汤，一小碗米饭。然后继续工作，一直干到吃晚饭。他要回忆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写作任务十分繁重，他先采取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后，再认真修改。因为有了抢救性的录音，他的《回忆与研究》才能在他去世后仍得以完成，但最后的部分父亲已经不能亲自修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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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拼命工作，只有小孙子能让他稍稍歇息

父亲深知他的时间不多了，精确地计算着怎样才能不耽延每一分钟，把时间都用在最后的冲刺上。在家时，父亲叫人在办公桌上安装了3个电铃，一个电铃接秘书，一个接工作人员，一个接后屋的家属。他写东西时，不希望别人打扰他。由于体力不支，休息时推着轮椅沿着走廊

散步的习惯也取消了，任何人“非请擅入”他都会不高兴。为了让他紧绷着的神经休息一下，家里人什么办法都想过了，最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那时我的儿子、三岁的小二是爷爷一个不可拒绝的“礼物”，平时大人都教育他不能打扰爷爷，但是这时会递给他一根拐杖，从门缝中将小小的他推进办公室去。小二进了门就卧倒，用拐杖当枪“哒、哒、哒”地一阵扫射，然后蹒跚地向爷爷走去。爷爷抬头慈祥地说“你来了”，从抽屉里摸出一块饼干，放在他的手心里，这个“贿赂”的仪式本该结束了，可是小二又伸出另一只手，坚持说：“还有哥哥的！”爷爷笑了，他的一碗水要端平：“好吧，小米也有一块。”他又拿出一块饼干放在小二伸出的另一只手中。小二和爷爷四目相对，他们的例行公事办完了，不过短短几分钟，却让父亲的大脑得到了一点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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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写回忆录十分严谨，勇于自我批评

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在住院期间也从不间断。他记录自己对哲学、理论问题的学习与思考，也记录日常的经历。他的日记一直写到1984年的8月5日，字迹已经模糊，

他再也无力写下去了。他的党性原则性始终如一，一些领导同志来看他，谈论工作时，我们都照例要回避，父亲很严格地这样要求身边每一个人。

父亲对写回忆录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他立下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对写史中的虚夸不实作风，如将历史人物神化，或加上许多不适当的赞美之词；他反对写一个人、一件事总要牵条线和一个领袖人物联系起来的做法，反对用人们以后以至当前的政治地位去评价他几十年前的作用。他拿桌上的一个紫砂茶壶作比喻：“史实就好比这个茶壶，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是什么样就说它是什么样。人家对它的评价可以不同，可以改变，这个不去管它，但它的本来面目不能变，一百年后还是这个样子。”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他说，现在的一般情况是，老干部主要是回忆历史情况，而研究历史则是由学术部门来进行。其实，老干部应充分发挥自己经历和经验的优势，可以回忆，也可以研究，要把经验留下来，交给后人。四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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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刻，父亲用明亮的眼神向我们告别

1984年的春节，是父亲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这个节日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依然在8点挣扎着起来，不打点滴就坐在桌前思考。稍稍感觉好一些，就禁不住去修改文稿。入夜，窗外火树银花，父亲静静地坐在桌前，又陷入了深思。为了打断他的思考，让他休息一下，警卫参谋马乾坤打开了电视，正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热闹场面。大夫轻声地说：“看看电视吧。”父亲说：“电视就不要看了。”此时，父亲的内心却激情澎湃，一首七言绝句喷涌而出：

春回大地百花生，

举国欢腾庆日新。

我是采薪忧不尽，

残年有志惜晚晴。

这首诗真情地表达了他对改革开放的祖国的讴歌以及他珍惜得来不易的“晚晴”，表达了他为党贡献一切的志向。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争分夺秒地实行他的写作计划。他曾说过：“搞不完回忆录，我死不瞑目。”1984年初夏，父亲已不能摘下氧气面罩了，仍然用颤抖的手，一字一字地修改着稿件。临终前，他写信给胡耀邦同志，报告了他已经不能继续进行对党史的回忆整理工作了。他喃喃地说：“再给我一年，再有一年就能完成了……”

8月11日的凌晨，父亲突然从昏迷中睁开了眼睛，眼神依然灼灼发光，警卫参谋马乾坤马上叫我到病床前。时间在滴滴答答地流逝着，父亲坚毅的目光告诉我，他的大脑仍然是清醒的，虽然已不能指挥身躯。切开的喉管也不能发出声音，但他那明亮的目光久久地不舍离去，慢慢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的心在流血！父亲是在拼尽最后一口气，用目光在向我们告别……

这时屋内一片寂静，父亲慢慢地、慢慢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就在那片寂静中，我好似听到一声巨响——父亲高大身躯倒地时发出的金属般断裂的巨响。

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哥哥铁映事后问我：“父亲最后留下了什么话？”

我回答：没有。

李维汉生平简介

1896年-1984年。湖南长沙人，曾用名罗迈、王金。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18年参与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回国后，历任中共湘区执委会书记、湖南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长征。1936年9月起任中共少数民族工委书记、中共三边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受迫害。1979年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9月起任中顾委常委、副主任。

中共四届、五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委员（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选）、候补委员（六届五中全会增选)、委员(1935年1月增补），八届中央委员，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27年8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任职），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增补，任职至1931年1月），五届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1927年7月至8月任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任职）。

作者简介

李铁林，李维汉之子。1943年生于延河边，1948年坐在毛驴驮着的箩筐里翻过了太行山，后随解放大军进入北京。先后在育英小学、北京四中上学，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和党务工作者，无论身处何地，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是喝延河水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