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的交织与变迁(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30多年来，中国主要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急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地高楼林立；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们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社会生产力、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等都得到了极大地提高，等等。另一个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急剧地变化。改革开放前左倾的单一的主流文化迅速演变为多元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当代的各种社会思潮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正在或已经发生了急剧地变迁。也许可以从总体上认为，今天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正在经历一个从崩溃到重建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过程，传统的价值观、改革开放前左倾的单一的价值观已经处于崩溃之中，而新的价值体系正处于重建之中，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了重建的曙光。

就以上两方面的急剧变迁来看，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或思想观念的。物质的属于经济基础，思想观念的属于上层建筑。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就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正在从社会形态的总体上发生着“转型”。在这里，我们重点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入手，从上层建筑联系到经济基础，进而来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的交织与变迁，这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或主文化，是一个前提。但除开这一主文化之外，也还存在大量的非主流或亚文化，特别是在所谓的社会精英或知识阶层，这种非主流或亚文化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我们要重点研究的，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所谓社会精英或知识阶层中大量存在的那些非主流的社会思潮。

一、新中国后的思想观念现状与改革开放前的思想解放前提

1．新中国后的思想观念现状

所谓思想，亦称观念，即理性认识，是相对于感性认识而存在的，是人的大脑对感性认识进行加工的结果，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一般而言，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它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则是错误的思想，它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所谓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具有广泛影响的某些思想派别或潮流。应该说，每种社会思潮一般都有其代表人物，但也不是说社会思潮就是某个个人的创造。社会思潮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是当时经济政治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生活中突出矛盾的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潮是在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的基础上，从群众的社会心理中自发形成的。也可以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指流行于社会一定范围、具有一定体系和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等，亦可称为“社会思想”。当然，这些社会思想也可能对主流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但总体上却是非主流的。

严格说来，新中国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基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思想”或“社会思潮”，因为当时中国的惟一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这些被官方机构批准和认可了的思想，才能称之为“思想”，而其他人是不可能或不允许拥有自己的思想的。所以，当时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成为了全中国人民的思想圣经，一切学术也几乎都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学”，全中国人民都可以不要自己的思想了，只要一切跟着毛主席或毛泽东思想走就行了。毛泽东成了无所不能、全知全能的神，用一句俗话说，全中国人的脑袋都拴在了毛泽东一个人的裤腰带上。当时的林彪不是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当然，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也有过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大概从1949年到1956年党的“八大”，在这几年里，应该说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大家也能够和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毛泽东等人基本还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民主作风，上上下下，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可惜这样的局面太短暂了，到1957年以后，党内党外基本上就被左倾的单一思想完全充斥了，万马齐谙的局面从此形成，并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被粉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中国不但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而且对人的思想控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有两个最著名的例子，一是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一是张志新的被迫害致死，是最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无法无天和不择手段控制人的思想的。刘少奇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充其量他与毛泽东有那么一点政见不和，其实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但被抓起来后，他不但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而且一直到迫害致死，甚至死后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一个为了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职业革命家，“白区”负责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这与中国的封建时代没有区别。张志新是当时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女干部，因为她不同意打倒刘少奇，认为刘少奇不是叛徒，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就被判处死刑。并且，为了避免她在刑场上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尴尬场面出现，在行刑前，还专门割断了她的喉管。“四人帮”垮台后，《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叫《谁之罪》，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文章说是“四人帮”的罪，我看未必，恐怕应该追问到当时整个社会的大背景和制度上去才对。另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当然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上世纪的80年代。全国人民好像一下子就完全挣脱了思想牢笼的羁绊，他们既大胆地反思过去，又勇敢地探索未来，一种类似于新中国之初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又出现了。我们在本文中，就是要专门研究和探讨这个时代里各种社会思潮是怎样相互交织和变迁的。

2．改革开放前的思想解放前提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政党，往往在一次重大的社会实践之前，都会事先经历一场思想或舆论的碰撞、准备阶段，这或许是一个规律。用高尔基的话说，叫暴风雨的前夜。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面临一些怎样的暴风雨前夜呢？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早就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和实践体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总是发展的、不断变革的，所以，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本来的应有之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其次，新中国以来照抄照搬的苏联模式，在中国上世纪的70年代末，已充分暴露出了它的很多弊端，难以为继了，似乎已走到了尽头。中国人已经非常厌倦了苏联模式下的高度集权和物资短缺，所以，改革开放就具有了制度创新的强烈渴求。再次，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相继辞世，并且，就在这一年的10月，还干净利落地粉碎了“四人帮”这伙强有力的极左帮派，所以，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契机，这真是天赐的良机，是老天爷在同情中国人了。最后，从当时世界的大趋势来看，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浪潮已经滚滚而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也已经滚滚而来，在这种世界的大趋势面前，中国还能无动于衷吗？中国还能闭关锁国吗？

可见，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一定要出大事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这个大事，很快就被1978年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证实，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正在悄然地改变着航向。应该说，1978年春在全党全国轰轰烈烈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既是对1976年以来中国人民思想涌动的一次深刻总结，又是对以后中国将走向何方的一次深刻探索，它是一场新中国以来当之无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大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任何真理都得经过实践的检验才可能是真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当然就不一定是真理。可这些在当时就不能说了，这是多么地幼稚可笑。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如果没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也许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会推迟一些时间，也许还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阻力和困难。

通过这场已经载入史册的思想解放运动，应该说，在全党、全国迅速得到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认识的共识，正是这些共识，不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迅速展开，而且至今还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归结起来，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形成的主要共识大概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必须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地进行改革开放。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共识，这个共识主要是经济基础方面的，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这艘航船的错误方向。另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党开始从历史的深度和高度，特别是从封建专制的角度来认识所犯的一些错误，以及“四人帮”等的性质问题。这个共识主要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它主要涉及的是上层建筑特别是思想认识的问题。

对于第二个共识，我们得展开一点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而资产阶级在那里呢？就在共产党内，因此，无产阶级要不断地进行继续革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给他们安的罪名都是搞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后来出了林彪叛国集团，在批判他们时也称他们为资产阶级分子。粉碎“四人帮”之后，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我们在批判“四人帮”时，仍然称他们为资产阶级分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我们已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可在思想认识上仍然还停留在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上，根本没有跳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应该说，是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第一个站出来澄清这些问题的。他在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从历史的高度明确地说道：“还把‘四人帮’说成是资产阶级是不够的”，“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叶帅的这个定性非常准确。叶帅还说，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列宁说过，我们不仅要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民主主义跟封建法西斯思想，跟“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那一套东西完全是针锋相对的，中国现在应该提倡的是民主主义，而不是打倒、反对资本主义。事实上，叶帅认为，思想解放不是把我们从资产阶级思想里解放出来，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对中国来说还是个很遥远的东西，因此，思想解放主要是从封建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还有当时的老同志李维汉，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统战部长，也感到在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封建专制的问题，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李维汉先找胡耀邦进言，胡耀邦说这件事可能要邓小平才能拿主意。然后他就去找邓小平同志谈，并且非常诚恳地谈了几个小时。他对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弯路，犯了这么多错误，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其思想根源是封建的东西，是法西斯的东西，是跟专制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们思想战线反对的应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法西斯的残余。”邓小平非常同意这个说法，最后，这一思想不但很快在党内形成了共识，而且还写进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并且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两大共识，应该认为，第一个共识我们坚持得最好，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的确是成功地改变了航向，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经济建设的中心，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基本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无疑是成功的，所以才有今日中国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但第二个共识可能没有第一个共识坚持得那么好，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封建专制的余毒还很普遍，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显得滞后，所以，今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可能要在这个方面多下功夫，经济和政治必须要配套，如果一脚长一脚短，总是走不好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