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版《鲁迅回忆录》不靠谱 系领导拍板之作

核心提示：这本《鲁迅回忆录》母亲许广平写于五十年前的1959年8月，11月底完成，虽然不足十万字，但对于当时已六十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阻。文章完成后，起初在北京一本期刊《新观察》上连载，1961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二万一千册，当年9月第二次印刷，数目不详。此书出版在当时影响可谓不小。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

本文摘自《鲁迅回忆录（手稿本）》 作者： 许广平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周海婴、马新云序：妈妈的心血

这本《鲁迅回忆录》母亲许广平写于五十年前的1959年8月，11月底完成，虽然不足十万字，但对于当时已六十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阻。文章完成后，起初在北京一本期刊《新观察》上连载，1961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二万一千册，当年9月第二次印刷，数目不详。此书出版在当时影响可谓不小。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今天我们把五十年前许广平的手稿复原，也是想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思路和史实。其中她发自内心生前一直不断挂在口边的朴实“报恩”思想，也一直影响着我们后代。王元化先生在2007年5月说过，大意是这些作品是作为历史事实摆在那儿的，而展现历史则要尽量做到完整。作为历史原貌收录进来，是为以后的文学研究者留给他们方便。

然而，眼下有些学者，对于鲁、许在那种历史时代的生活，如“兄弟不和”、“重婚”……似乎进行了“公允”的分析、质疑。我们对这样的“剖析”文章不予回应的原因是：他们脱离了那个时代、历史、环境、对象、感情、功利，单方面地用简单的加减法，去解“数学多元方程式”。那些结论可叹地并不符合历史的“正解”。这些，读者可以从文字里感觉到共鸣。奉劝这些文人，再多些披览，再多些客观，不急于匆匆发布“高见”。

目前这部手稿保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了使阅读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的读者方便，我们加以很少的注解，以帮助大家减轻寻找相关书籍及资料的比照时间，也便于分析历史的轨迹。

一、注释中的《回忆录》一书均指1961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

二、注释中的《正误》一书，均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朱正先生所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此书对1961年版的《鲁迅回忆录》提出十四处正误，这十四处与手稿本完全相关或有些相关的十处，我们予以了注释，其余四个无关之处不在此赘述。

三、海婴个人存有一册《鲁迅回忆录》的初版本，其中夹有两页《鲁迅回忆录勘误表》，另有两页许广平所作“小小的更正”，均为蓝色钢笔件，是时任秘书王永昌先生的手迹。在出版这册手稿本中我们都据此进行了更正。

四、在手稿中，常常出现一些标记，如“？”或“”，反映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一些斟酌未定的，我们均作了相应标注。

五、括号里的注释除标明是作者所作外，其余为编者作注。

六、手稿旁白处留有一些人的意见，对此都进行了标注，以反映作品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下产生的。至于何许人意见，稿纸上没有注出，编者也不敢猜测。

七、我们为了能真实地反映接近作者写作时的心理情境，对于手稿中大段删除的文字给予了恢复，并加了标注，使研究者了解作者的思维活动，并满足读者了解历史情景的需要。

八、这本半世纪前的手稿，年代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是否值得披露于世，曾经有过犹疑。受到几位朋友的推动以及母亲生前说过“她的文稿无可隐秘”，因而决定以史料形式刊出。

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得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于静先生帮助。她在装修房屋的间隙里，查阅了资料，辨识、抄录原稿，还做了加注。她办事认真、勤勉，是难得的做学问者。我还要感谢刘思源先生，他参与确定体例及往来联络，最后还帮助校阅了全稿。

此书的装帧、版面、插图一应出版工作，是长江文艺出版社，让我们看到这本精美的图书，在此一并感谢。

于2009年7月1日党的生日

许广平执笔的1961年版《回忆录》前言

许多朋友鼓励我写些回忆之类的东西。有些借参考书给我看；有些要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加以选择和安排；还有些叫我先写个大纲，再加以叙说；更有人提出照我以前写过的《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那两本小书的内容加以扩充。凡这些，都使我感动于对文化事业的关怀而鞭策自己。同时，又因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先在城外找个地方安静下来。

从7月13日-8月13日的一个月期间，用在阅读鲁迅的日记、著作等方面，旁及一些有关鲁迅著作的言论，另外还看了些世界名人的回忆。很快地书未看完就过去了一个月，再拖下去怎么得了？就是这点不成熟的准备也写作，尽行工作罢，不能再拖了。写作开始于8月半起动笔，到9月20日就又停止工作了，回到城内参加些社会活动，这就是每个人都欢欣鼓舞想把自己投入一份去的国庆前后的许多工作。到10月底才又抽身回到城外，静下来，花了些准备工作的时间，又继续进行写了。到11月底，初稿算全部写完，共十三节。（注：第十四章未发表）自己从头一看：时代虽大致略有先后之分，但有些事情带连锁性的，就须一次写完在一个节目里，所以其实也分得不太清楚的。（又，他们的许多建议中，我采取了和我一起工作的王永昌同志交谈方式，在散步中谈谈鲁迅生平事迹，引起回忆，再从谈话中整理出几项要目。）这就是现在所写的，但这还是不够得很的。

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注：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除）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注：手稿此处原有“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后又删除）就只恨自己限于能力，未能多所体会而写出来的还是自觉离满意还甚远。原因是自己一方面体力不够，初时进度太快，每日可四、五千字，本打算“十一”前完稿的，但血压马上升到240度，头昏脑胀，这样将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不得已乃变更办法，拖长下来，所以到十一月底才完工。其间实际执笔，不过两个多月。以如此严肃的工作，而我只做到“快、省”二字，离“多、好”实远甚了。幸而重温了一个多月的书，稍稍引起回忆，动笔起来，极力去芜存精。对年代时日，又多借重于原来著作，但仍难免挂一漏万之讥或拾了芝麻忘了西瓜之叹。那是因自己原本不善写作，文艺性又很不够，写起来平铺直叙，历史事实也难于做到波澜壮阔。可能看起来未能满足读者希望的。

又，本书没有大段的对鲁迅说话的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了。自然，朋友们来，也有些材料，但我又尽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于总是些家庭琐碎，失却主题意义。因为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因是历史事实，不能马虎出之，所以一些比较找不到引证，就是有些记得，也从略了。而友人接洽的有关左联之类的事项，则以遵守铁的纪律，我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不过从我看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严肃的。对党的关怀热爱，是推崇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当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就是对左联工作，他也不是独自擅尊的，处处请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议，再听从党作最后决定。即接见外国记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见面。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为党的工作多添些人手来。因为极望人多，他就对青年的培植爱护的热诚过重，有时难免选择方面疏忽了些。致使希望有为的转而成为失望的也往往有之了。（注：手稿此处原有一句“但鲁迅虽或有时有被蒙蔽、被包围之嫌”，并在左旁白处标有一“？”后悉数删除）然终不失其坚决自觉。在大关节处，他始终是遵循着党的方针、路线行事的。这是鲁迅的优点，也就是笔者所见于鲁迅的最重要的回忆！其他如对文学遗产问题，对文学改革问题等等和许多有关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的杂文问题，读者可从鲁迅著作找寻，我在此就从略了。（注：《回忆录》在此段中加入若干批判冯雪峰的文字）

回想鲁迅的写作，从不马虎从事，处处为了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好处而着笔的。即一人一事，他也如此。比如他曾经说过要出一本名《五讲三嘘集》的书，而且也曾对我说：这书名正好和《南腔北调集》作一联对；和《伪自由书》之对《准风月谈》，《三闲》之对《二心》，《朝花夕拾》之对《故事新编》，《呐喊》之对《彷徨》一样的工整巧合的。然而这《五讲三嘘》的“三嘘”实在觉得写了未必于社会、人民有何影响而终于放手了罢。（注：《正误》认为，许广平所说《五讲三嘘集》未出的原因与“事实不符”，事实一是“北平五讲”整理工作量太大，二是鲁迅认为对“上海三嘘”所要开罪的三个文人，以“无言的轻蔑”为好，见159页）似这等审慎，则我对于他的生平，尤其后十年在上海的一切，实在写得很潦草不够了，对鲁迅严肃写作的态度也差得远了。

幸而时代已不同了，今天已不是个人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忠实的小学生，总会走向较小的错误的。

我于是以此献于纪念“十一”和读者之前。

1959年11月24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