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与当代大学生

发布时间:2010-04-08 21:54 作者:邢小群 浏览:208次

2003年胡杰来到北京,为他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在一些朋友中征求意见。回想起第一次观看这部片子,真不知道如何表达给我带来的灵魂撞击。从此,林昭,已经不只是一个不屈服者的姓名,而成为一种精神和理念印刻在了我的心里。

当时,我在执教的学院已开一门选修课,叫“大学人文”。有了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每轮讲到“人权”一章,我都给学生放一次《寻找林昭的灵魂》。我和学生说,我的“大学人文课”是一门公民常识课。宪政、民主、自由、人权、公民社会,在这门课中是当作常识来讲的。我告诉学生,为了这些常识的传播,一些先驱从清末民初,已经开始努力,因历史包袱重,羁绊深,至今未得普及。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政治活动家,稍微表达了几句,即罹祸治罪。在整个中国停止了思想,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时,林昭却开始了她独立的思考,并无数次地拒绝妥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每次放映后,学生们都唏嘘不已。他们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接受的是谎言教育,看到这部片子,感受当然很复杂,但该纪录片真实性的无可置疑给他们带来的只有震撼。学生在讨论中提出过不少问题,比如:在大家都检讨都认错的情况下,林昭有没有必要以卵击石,强硬到底,付出生命的代价;林昭选择这样的不归之路,是不是一种性格的偏执?林昭为什么会比一般人有先知先觉的认识?人们都在被奴役的黑屋里,林昭就是为公共利益牺牲了生命,人们也不明白,这种牺牲是不是值得?等等。

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英雄,学生并不陌生,但那是与“反动”政权的斗争;林昭抗争挑战的是什么?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的现实体制!否定文革、否定反右的声音,在当下的公共空间里虽然微弱,他们多少还知道一些,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图景,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就相当隔膜了。他们以自己的有限生活经验,难以想象那一段历史是怎样的氛围。而这部纪录片,正好搭建了一座穿越历史遮蔽的桥梁,给了我一个和大学生讨论的平台。

我对学生说:当政权已经露出了不容任何异己的狰狞,多数人仍然坚信自己是生活在最美好的社会制度中时,林昭已经看到这个政权的专制性质。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剥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统治,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并且把自己视为“自由的战士。”这对我们这一代共和国同龄人来说,已经是何等异类!还原那段历史,是几亿人跟着无限崇拜的领袖热火朝天地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从所谓的“社会主义”跑步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对呢,还是林昭的认识对?我们是经历了历史的沉痛,才明白林昭认识的穿透性。没有那种浮夸、荒唐时代的切身感受,没有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后大梦初醒的切身体验,就难以理解先觉者林昭的难能可贵。如果没有她的强硬,没有极权制度对于不同言论者血腥镇压的历史写真,我们又怎能有今天的清醒?当今天,连同你们在内的很多人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早日来到而继续努力时,是踩着林昭们的脚步前行的。这就是林昭付出生命代价的意义。

我对学生说,林昭的选择,当然和她的性格有关,但这种性格不能称作偏执。正如她当年可以拒绝家里为她安排好的出国留学之路,选择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成为共产党秘密组织成员,成为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一样;正如她积极下乡土改,对领袖虔诚到了极点,说领袖是自己心中的一颗红星一样;只要她认准了一个方向,便义无反顾。外表柔弱的她,意志中有很坚韧的东西。但她性格中还有更可贵的东西——就是不盲目。她从父母的信中看到,父母并不像公开的宣传中所说的有着阶级的反动性;尽管团组织启发她:你父亲为反动派做事本身就是罪恶,她也懵懂地认为自己的政治水平阶级意识“离开党的要求还很远”,她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觉。后来,当她认定自己对现行制度的认识是正确的时候,她叛离的绝决意志同样坚定不移。

我对学生说,林昭比一般人的先知先觉,与她上过的教会学校和她的家庭出身有关。林昭的同学介绍,当年她在教会学校对每周一次的礼拜并不以为然。但是,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对她是有影响的。林昭参加土地改革时,工作队用枪声警告做祷告的信徒停止教会活动,林昭曾善意地告诉牧师,只是土改期间不能进行教会活动。那时她并没有意识到“共同纲领”中说的“人民群众有信教自由”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直到她因为言论成为右派,继而没有了恋爱结婚的自由,才意识到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也能如此被践踏,不让“右派”恋爱,我偏恋一番给你们看;取消信仰自由,我就偏去教堂礼拜。她在监狱进一步反思时,怎能想不到当年牧师与工作队争辩的那一幕?怎能不知道“镇反、三反、五反”后大量的宗教界人士被投入了监狱?林昭的父亲在英国留学,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他是自由宪政理念陶冶出的现代知识分子。上世纪20年代,她父亲当县长,是自己考上的,不是权力贿赂的产物。那种认为给“反动政权”做过事的人就是反革命的逻辑,能让林昭相信多久?纪录片中提到,在林昭第一次出狱保外就医期间,曾回到苏州老家与父亲有过彻夜交谈。不难想象,父亲如何对已经形成自由信仰的她说出自己一生的追求。林昭的母亲也是有追求的现代女性。早期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了国民党。母亲的信念,也很难说对她没有影响。林昭的父亲在她再次入狱时自杀身亡。父亲的绝望难道不是她的绝望?这些都是促使她觉醒的原因。

我对学生说,林昭是艺术型气质,写诗时她可以因哭泣而夜不成寐。如果不是她站出来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学鸣不平,她也可能躲过1957年的劫难。与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同学相比,与在《自由论坛宣言》上主张大学应该取消党委制的同学相比,她尚不属于政治上最敏感的人物。但是她有一种正义的气质,她不能容忍没有自由言说的空气蔓延。被打成右派,恰恰是她觉悟的开始。钱理群先生说:她反对奴役,包括她对自己的奴役她也反抗,这其中是她的良知和组织性的矛盾。而一旦认清了自己看法的正确,她就不再回头了。同学沈泽宜感到,她的人格比她的认识更高,那就是“圣洁”。到了监狱中,随着暴力、污辱、虐待步步加重,她对自己的思考也越来越坚信不移。她给《人民日报》的信中说:“从那臭名远扬的‘反右’运动以来,我断然不能允许堕落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为此,她拒绝母亲为她争取的保外就医。她觉得,在里面与在外面都只能充当暴政的奴才。即使她了出狱,仍然为她的信仰而战。当西北的张春元、顾雁办《星火》刊物,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林昭已经与他们结成精神同盟,以《普罗米修斯的受难日》一文加入其中。这虽说是她第二次入狱的一个由头,却是她至死不逾的精神信号。她对责备她的同学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生活必须改变。” 她与黄政共同起草的、有着八项主张的《中国改革方案》,希望以不流血的方式变革社会,是导致她再次入狱的直接原因,黄政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林昭再次入狱,在外人看来,有个值得不值得的权衡,对林昭来说,不如说是她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最终确认。林昭最后的清醒和思考的成熟,还体现在林昭已经明白:我们反抗奴役压迫,但我们自身不能建立新的奴役制度。

我对学生说,胡杰的纪录片,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比如饥饿年代,林昭送同学的35斤粮票,如何能挽救一条性命;志愿军排长在劳改营中,如何掩埋难友的尸体,又被老乡从死人身上扒去衣服和被子,这比引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更有直观感受。此前,我曾提到1959至1962年中国饿死三千万人以上,有学生说,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妖魔化。还有学生问,历代都有农民不堪徭负,揭竿而起,既然那么多农民在饥饿中挣扎,为什么没有人揭竿而起?前一个问题,还可能随着真相的披露而找到共识。后一个问题,则让我感到一言难尽,乃至无言以对。从数百万乌克兰人在斯大林统治下饿死,到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再到红色统治下的柬埔寨以及金氏父子治下的北朝鲜,在这一类掌握全部暴力资源的铁腕政权之下,哪有农民揭竿而起的可能?弥漫于全民的精神恐惧,到处是告密揭发,那种秩序的严酷,完全超出了青年一代的想象。除此之外,当今天法律意识比较强的学生认识到犯人也有人权的时候,看到林昭在狱中被带上双付镣铐,在不能吃不能睡的折磨下的煎熬;看到监狱为了让她不能喊出声音,给她带上只露出双眼绷得很紧的皮革头套时,是否还会怀疑张志新行刑前被割破喉管?是否还会怀疑林昭是用发卡和竹签千百次刺破身体才能写下她思考的篇章?

至于学生提出林昭的牺牲是不是值得的问题,的确无法得到一致的答案。纪录片通过二十多年后从监牢中出来的顾雁说了一句话:“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这固然是对的。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设想,即使林昭不牺牲,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的中国,该发生的变化还是会发生。一个孤单的知识分子,能够对现实社会发生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即使抛头洒血,也未必能够让自己的觉悟变成大家的共识。就算是公众有了新的价值共识,政治制度的演进还要有一定的契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林昭在世的时候看不到一线曙光,但她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把,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束照破黑暗的火光。这将化为不朽,载入史册,走向永恒。

总而言之,《寻找林昭的灵魂》只有一个半小时,但它引发的话题却是说不尽的。从历史,到现实;从人格,到信仰;从权利,到责任,都可以同当代大学生进行探讨。生存,还是死亡?这种永恒的话题是讨论不完的。

林昭是我的上一代人,当代大学生是我的下一代人。这部片子引起的讨论,实际上是三代人之间的对话。三代人之间,需要进行这种有关灵魂,有关人生终极价值的对话。现今社会的主调已经告别理想,走向世俗。人们不需要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做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青年一代拥有了享受市俗生活的权利,拥有了不革命的回旋余地。官方虽然没有停止高调的革命宣传,但实际的导向是让青年大学生多追求物欲,少追求精神,多关心个人前途,少关心公共事务。作为大学生老师辈的当代知识分子,整体上也丧失了从来不曾完整拥有过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沦为体制的附庸和宠物。官方企图以这种方式,长久地保持权力的独享。后极权社会与极权社会相比,已是另一番混沌的格局。面对极权政治下的烈士林昭,我们似乎无法靠进。但退后一步,我们也该反躬自问,人之为人,士之为士,在享受世俗生活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仰望星空?要不要保持对高贵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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