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谢泳的说法，“中国的现代大学起点很高”。这个起点的基础，一个是北大对京师大学堂的改造，一个是清华在留美预备学校基础上的转型。这两个学校之所以能有很高的起点，共同点是办学的人都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学者。他们办大学的宗旨：一是独立办学，一是教授治校。这个起点显著特点是对人材的引入与重用。他们具体的办学方式，也有很多不同。清华不在这里多讲，只谈北大。

一、北京大学的缔造与任命蔡元培为校长是分不开的。1916年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黎元洪的历史评价是一回事，但任用蔡元培是功不可没的。蔡元培留学德国。照胡适话的说：“他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是位伟大的领袖(胡适口述自述)。蔡元培曾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就更不必说了。这当是他办学宗旨。蔡元培与清华聘任一水的留洋学者不同，他是五花八六各色人等为我所用。原则是大学要独立自由地来办。所以蔡元培第一件事是以办现代大学的思维找改造旧学堂的人选。他第一个找的就是陈独秀。找陈独秀首先还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整饬学风。因为陈正在主编《新青年》，对青年有着精神上的重大引导。当时影响已经较大。蔡元培上任当天，就去拜访陈独秀。礼聘他为文科学长。(据说是天天看望仲甫，如果遇到陈没有醒来，便拿凳子坐门口等待)，可谓三顾茅庐)陈最初是推脱的。因为他要办《新青年》。为了聘任陈独秀，蔡元培不惜为他编写假简历应付教育部。并且答应他把《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

冯友兰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就这么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不用说了。”

陈独秀同意加盟北大文科后，仍怕误了编刊物，文科学长的位子，他看好的是胡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任北大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信中还说：“即不愿任学长，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亦可担任。”胡适1917年二十七岁时，还没来得及拿学位证书，就回国了。主讲中国哲学史。一年后蔡元培还为他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这是在任用人材上的作用。

陈独秀与胡适的认同，自然还是因为共同倡导文学革命。《新青年》移至北大。他到北大，专当学长，也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也没有与学生正式见面。他是通过《新青年》，和联合一批学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它的编委悉数在北大任教，还有《国民》、《每周评论》和《新潮》形成了一个宣传新文化的强力集团。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胡适的教授加盟，和他在中国公学、在北大当校长的办学理念，无疑都为中国的现代大学做出了他的贡献。而陈独秀与胡适的缘分又来自对白话文与文学革命的倡导与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

何兆武先生在他的上学记中说： “对一个学人应该的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时代的风气。”“影响了整个时代的风气”的大师们，自然是开拓了人们的精神视野，创造辟了一个时代的新气象。

历史上如果没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联手找打造，是否有这场新文化运动，还是个问号。

这的确给我们了一个启示，创办现代大学，不但要有好的理念，而且用什么样的人。

胡适、陈独秀与白话文、与文学革命的渊源。

历史的现象的出现，偶然、必然的因素是相互作用的。

胡适9岁的时候，他开始读小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义》、《七剑十三侠》等。还有一些地翻译小说。家庭中的姐妹们常聚在一起让他讲书给她们听，逼得他要把古文翻译成绩溪本地话来讲，这应该说是体味白话文表达的最早的训练。

他15岁入考入中国公学，这是一所由日本留学生回国创办的。学校风气很新：穿洋装、剪辫子、用普通话教学。那时他就与同学开始办白话报纸《竞业旬报》宗旨是：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决议用白话文搞宣传。胡适在别人的动员下，用白话文写了一篇与《地理学》有关的小文章，他说：“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远远的望这来往的船只。那来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见他的桅杆顶，以后方能看见他的风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去的船呢，却恰恰与来的相反，他的船身先不见，然后看不见他的风帆，直到接下来，方才看不见他的桅杆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这是他的第一篇白话文。真是写得不错!办报期间他写了很多白话文文章。他说：“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工人。”

清末年间，有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发起的文学革新运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散文解放)、小说界革命及戏曲改良、新戏剧的诞生。但是这场“革新”运动并没有形成一股彻底改变文学的力量。历史把向白话文学转折的方向盘交给了胡适。

是胡适首先提出中国文言文是个“半死的语言”，“白话”语体是活的语言。

1916年，提出文学的革命要改良“文之文字”。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这年十一月写成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提出他的著名的八条：

这篇历史性文章发表于1917年1月号《新青年》。发出后在文化上起极大的反响。

而陈独秀完全同意胡适主张，他接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陈独秀1904年就同友人创办了了白话半月刊《安徽俗话报》谈爱国救亡，谈知识普及。

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文学革命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待国人同力研究讨论。革命之旗已张，不容退缩，但也不能不容许他人匡正。而陈独秀则回信说：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然是学术发达的原则，独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胡适后来说：“这武断的态度，真是老革命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的做宣传，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胡适提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表面看起来是语言的转换，实际包含丰富的文化社会内容。它是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种强有力的催化剂。没有白话文运动，也谈不上推行现代国民教育，也不可能将现代科学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也不可能有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胡适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种干扰――把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但是对传播白话文来说，全是功不可没。本来他以为三四十年才能解决的事，四年左右，中小学校教材已完全实现用白话文了。

胡适将中国的文学革命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也是新思想的运动;也是人的解放。这样就形成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先驱们不但对人类的性生活、爱情、婚姻、贞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也有讨论。

比如，有这么一场讨论。有一叫萧宜森的人在文章中询问：“(1)一个女子被人污辱，不是她自愿的，这女子是不是应当自杀?(2)若这样的女子不自杀，她的贞操是不是算有缺欠?她的人格的尊严是不是被灭杀?她应当受人的轻看不?(3)一个男子若娶一个曾被污辱的女子，他的人格是不是被杀灭?应否受轻看?

胡适回答说：“(1)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我们男子夜行，遇到强盗，他用手枪指着你，叫你把银钱戒指拿下不送给他，你手无寸铁，只好依着他的吩咐。这算不得懦怯。女子被污，平心想来，与此无异。都只是一种“害之中取小”。不过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2)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平上心而论，他损失了什么?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根骨头，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碰伤了一根骨头。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3)取了一被污辱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总之新文化运动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并由胡适等人的努力，从“个体”走向了“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