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待命驻联合国代表团

我跟张闻天奉调到外交部，是事先说明去联合国而不是去苏联的，后来由于联合国去不成才去了苏联。所以在去苏联前，等着去联合国就等了整整一年零两个月。现在就从驻联合国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说起。

代表团缘起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代表团呢?原来是苏联为了支持新中国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就向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提出，建议中方立即成立一个代表团，同时苏联也采取抵制行动，表示不开除国民党代表，苏联就不出席安理会会议。得到这个消息后，刘少奇、周恩来等商定派章汉夫为团长前去出席。报告毛泽东后，被他否决了。他提出改派张闻天为团长，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只有服从。于是就在没有通知张闻天更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的情况下立即先向外公布了。张闻天从广播和报纸上才知道有这么回事，赶快向刘少奇提意见，建议改派别人。当然这只能是白提，于是他就“携妇将雏”和率领我来北京上任了。记得在开往北京的一节公务车里，只有他们一家三口和我们夫妇二人，一路的谈话内容都是对地方工作的留恋，还商定要辽东省委把省报和其他资料按期寄我们一份。印象最深的是张闻天对我说的一句话：你那个专栏“讲座”，以后也不用再写了，准备从头来，钻研国际问题和学外交。

到北京后，中央办公厅让张闻天在三处房子中任他挑选，其中有一处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就是当过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的著名古建筑学家朱启鈐的公馆。崇尚节俭的张闻天嫌这处院落太大、房子太多，而挑选景山后街只有一座二层小楼的小院。这个朱公馆就成了代表团的大本营，从外地调来的人也就在里面吃住。由于成立代表团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决定，所以调人和经费都很容易解决。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组成了一个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高规格代表团。代表团人员包括：任团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副团长李一氓、各组织负责人耿飙、孟用潜、冀朝鼎、刘贯一、刘英、刘彬、钱三强、王铁崖，以及陈叔亮、陈忠经、郑森禹等三四十人。但是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利用苏联缺席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机会，操纵安理会通过了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反对北朝鲜“侵略”。为了避免再上当，苏联又重新回到仍然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占着中国席位的安理会。这就使斗争场所转移到了联合国大会和它下面的政治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所通过的决议虽然不具约束力，但却反映多数成员国的意见。从此以后，我们代表团能否去联合国就和朝鲜战争完全连到了一起。我们平时研究、关注的重点和谈话、讨论的主要内容也就是朝鲜战争了。

谈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一开始，北朝鲜长驱直入，除了张闻天等个别人也许稍为清醒一点之外，代表团同志普遍感到兴高采烈。有人甚至认为，世界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亚洲开始了。后来随着北朝鲜的溃败和中国的军事卷入，虽然大家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对斯大林、毛泽东的崇拜并未稍减，但对朝鲜战争已不完全乐观了。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和议论，这涉及到下面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同意和支持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当时已经知道这是用推迟解放台湾为代价的，而且是毛主席的决定。我们一般团员自然是完全拥护的，只是在上面高一点的新老干部中有些嘀咕。现在看来，中国的这一同意和支持是完全错误的。既然毛泽东后来一再说，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百分之百的错了”，那我们跟着他走不是百分之二百地错了吗?也证明毛泽东思想三大特征之一的独立自主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而且斯大林还一再说，朝鲜统一问题(也就是北朝鲜军队的南下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他的真实用意如何，形式上总是把否决权交给了中国。所以中国的同意，就不能完全归罪于斯大林的压力了。

二是关于抗美援朝。这固然有保家卫国打退美国威胁的一面，但当时代表团中的一些人就了解到，这里面还有表明我们的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破除国际共运中认为我们是东方铁托的怀疑，也知道中央讨论时多数人开始时并不同意。但我们大家还是真心拥护毛主席的抗美援朝决定的，总觉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不会错。虽然从事后结果看，不但中央多数人开始时的主张正确，而且这件事还强化了中央领导体制和决策过程中大家都听毛主席的和促进个人独断专行的弊端，后患实在无穷。

三是断送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这不但在事后，就是当时我们这些关心去联合国的人也都感到惋惜。情况是，中国出兵把美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多数国家又害怕战争扩大，极力主张和平。1951年1月在联大提出并通过了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决议。决议包括立即停火，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做出安排;特别是要求由英、美、中、苏开会，解决台湾地位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等问题。这一决议显然对美国不利，但它那时在战场上还处于不利的地位，更不愿得罪多数国家，因此被迫支持，而把宝押在中国不会接受上。果不其然，被初战胜利冲昏头脑、又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毛泽东，盲目乐观，坚持要把美国赶下海的战略目标，傲慢地拒绝了联大决议。结果是：美国缓过劲来反攻到三八线，使战争一直处于胶着状态，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特别是激怒了多数国家，联大随之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和全面禁运的决议。从此，中国在国际上长期处于孤立，反过来又助长了中国的闭关自守。

四是战争的得失。有些是当时大家就已看到了的，例如：打出了中国的威风，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尊心，特别是在国际共运中几乎与苏共并立，没人再怀疑毛主席是铁托了;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中国遭到人力物力的惨重损失，妨碍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推迟了台湾的解放和联合国席位的恢复。现在看来，朝鲜战争还加剧了冷战和东西对立，大大缩小了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限制独立自主政策的推行，在朝鲜长期背上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包袱，这还不算对国内制度和政策的严重和长远影响。所以，从世界眼光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朝鲜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实在大于所得。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不宜再抱着个人崇拜和一些不正确的老框框不放了。

代表团解散

对于我们代表团来说，朝鲜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联合国去不成了。张闻天从战争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很快放松了原来立足于迅速出国的准备工作，转为大抓练兵，组织大家学习外交业务和研究国际问题，为外交部培训干部。对于还没有离开原工作岗位的人，如耿飚、钱三强、王铁崖等，让他们继续原来的工作，不必到代表团上班。从外地调来北京的人，就只好作长期打算了。例如我一到代表团被安排做资料组长，带领一帮人为代表团采购书刊资料，有一整套清朝外交档案《筹办夷务始末》就是由我经手买的。后来，张闻天给我的主要任务已变成写一本《美帝侵华史》，同时培训新毕业的十来个大学生。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地方干部来说，写一本国际关系的专著又谈何容易。所以除了准备了一堆材料，起草了一个写作大纲外，成文的只有一篇《驳侵略者口中的“中美友谊史实”》，以贺放的笔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由东北书店出了单行本。整个写书计划，由于调动工作去苏联，最后也就泡汤了。

既然短期内去联合国已经不可能，代表团窝着这么一堆干部也确实是浪费。不知是周恩来还是张闻天提的意见，1951年3月中央批准，解散代表团，所有干部另行分配。当时周恩来找张闻天谈他的工作，提出中央有两个工作由他挑选：一是去中央打算成立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工作，一是接替因病辞职的王稼祥去苏联当大使。这就表明，毛主席已决定张闻天只能从事授权有限的外交工作，而不能做他向往的国内经济建设和地方工作了。他考虑的结果是，既然要做外交工作，最好还是到外交第一线的实际中去，所以就选择了去苏联。我想，他大概知道毛泽东、刘少奇对他有些厌烦，特别是不喜欢他经常提不同意见，“指手划脚”。张的选择去苏联，也许是为了离他们远点，倒可以少受点训斥。安排张闻天出国当大使(包括后来回国当外交部副部长)，这是毛泽东创造的共产党当权国家对一个现任政治局委员使用的空前绝后的特例，带有明显的“外放”性质。张闻天的实际政治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他本人却安之若素，看不出有任何情绪，倒是高高兴兴地准备去上任，而且行前还不忘向毛泽东当面请示。毛泽东也以实话相告，要他“多请示，少讲话”，还赠了两句箴言：“不讲话是金，少讲话是银”。

(二)跟张闻天去驻苏使馆

听说张闻天工作已定，那我的去向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当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就二话没说，当即表示同意。1951年4月，我同他们夫妇二人同乘一架飞机去了莫斯科。除我以外，此后跟他去的代表团干部还有他当时的秘书徐达深和到使馆后的秘书李汇川。而正是我们三人，1959年成了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的主要成员。

提起头一次坐飞机，可是出尽了洋相。那时只能乘坐苏联生产的伊尔-14客机。一起飞就开始颠簸摇晃，弄得我翻肠倒胃，吐了一路。而且这种飞机的飞行距离又短，第一天只能飞到伊尔库茨克，第二天还要降落加油一次，才能飞到莫斯科。所以后来我往返莫斯科，宁愿坐路上要走十来天还晃荡得厉害的火车。但有时也不能不坐飞机。例如1954年去日内瓦开会就还得坐伊尔-14;飞越阿尔卑斯山时，我实在受不了，就对坐在旁边的李越然说，不如打开窗户跳下去算了。他只是不断地安慰我：忍耐点，快到了。其实那时的飞机，不光我有反应。1957年我随张闻天、刘英去东南亚各国视察使馆工作，刘英飞到昆明就吐出了一条几寸长的蛔虫。哪儿像现在坐飞机，比坐火车还稳当呢。

张闻天整顿使馆工作

根据张闻天的作法，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总是要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找各级干部谈话。等大体模清情况后，就对以往工作进行总结，指出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以前工作的优缺点，确定今后的方针和措施。经过领导层集体研究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向广大干部报告和传达，还请大家酝酿讨论，提出不同意见和落实办法。这套作法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对开展和改进工作很有好处。但据我跟他十多年所见，他的作法有点过分认真，不大合乎中国的习俗和党内的风气。这就是人们都愿意听好不听坏，喜欢听表扬不喜欢听批评。而张闻天对这点恰恰注意不够，往往是对过去的成绩讲得粗略，对存在的问题抠得细，尤其很少听见他表扬人。这就使他每到一个单位总容易得罪一些前任领导。例如在辽东省就得罪了省长刘澜波，宣传部长王铮等人;到驻苏使馆就得罪了原任大使王稼祥、参赞戈宝权;回到外交部又得罪了原来主持常务的副部长李克农。所以他的夫人后来就常对我说,闻天真是个书呆子。

果然，到苏联使馆，张闻天又用这套办法总结和开展工作了。根据调查了解，他发现使馆人员大多情绪不高，平时不知道做什么，光搞些送往迎来和礼宾工作，也有点烦，所以一些人就不大安心，觉得不如在国内工作痛快。前任大使王稼祥为了安抚大家和稳定情绪，就说了个比方，把使馆比做远离祖国的孤岛，要大家为了革命要耐得住孤岛的寂寞，不要老想家，甚至说过使馆只要“四个人，够一桌麻将就行了”这样的话，可见他对使馆工作和任务搞得不对头。更重要的是，在建国初期，外交工作的中心是抓什么，日常工作如何安排，这类问题，不但驻苏使馆，其他许多使馆也都没有解决。据我了解，连外交部也并不明确。张闻天在他长期研究国际问题、外交工作以及在了解使馆以前工作的基础上，于到任的一个月后，向全体人员作了使馆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使馆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提出研究驻在国情况及其国际关系是驻外使馆的根本任务。只有作好这项工作，才能处理好两国关系，发挥党和国家的耳目作用。他还宣布，为了加强调研工作，使馆增设研究室。此外，还规定了组织各部门学习外交业务和驻在国语言、实行集体领导和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内部的规章制度，进行业务建设。此后不久，他又以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派代表的身份视察了驻东欧各国使馆，回来后写了贯彻上述精神的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通报所有驻外使馆执行。在他当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又根据这一精神，并加以补充和发展，在部内全面推广。因此应该说，是张闻天开创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馆的业务建设，奠定了这方面的基础。但是由于他1959年就被打倒，后来中央给他平了反，但外交部却一直没有对1959年的错误批判作过认真清算，所以他对外交业务建设的贡献也就不再被提起，为人们所淡忘了。

这里补充谈一下张闻天到使馆后为什么会得罪王稼祥。首先是由于在整顿和检查工作中很多人都提到了“孤岛论”，说那种提法把大家的情绪弄得灰溜溜的。张闻天在总结时就不能不批一下“孤岛论”的说法不对。加上对以前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揭露，有人反映给了王稼祥，还可能加盐加醋，这自然就引起了多年来就彼此不和的王稼祥的不满。另外，王稼祥很赏识的一个干部，张闻天对他巴结领导的作风很讨厌，后来“三反”“五反”时又查出他在采购和处理送斯大林70诞辰礼品中的问题，如把剩下的一件水獭大衣送给一位领导，于是在批评后干脆把他给送回了国。刘英后来就说，他回国后哪儿能不向王稼祥诉苦和告状, 而根据过去的经验，王在毛主席的面前大概也不会说闻天的好话。

使馆经过张闻天的整顿，面貌完全改观，大部分人员也一下子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大家不再觉得寂寞、没事干，而是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调研和学习中去了，还一叠声地喊忙，感到时间不够用。譬如说学习吧，真是“学，然后知不足”。而张闻天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也都要强调和组织学习。延安整风使不少人觉得读书无用，但他经过那么猛烈的批判，这一思想和习惯就是不改，一直到死方休。所以到了使馆后，除工作、调研外，他也大抓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外文学习，安排得满满堂堂。他也没有忘记在这方面使用我。在东北工作时，他就派我给省委机关上大课，那时讲的是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到使馆后，他又要我给大家讲《联共党史》，不定期地作时事报告。例如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了，使馆多数人不懂俄文，一些懂俄文的也嫌长，懒得看。于是大使就发话了：叫何方给大家讲两次。我只好照办。每次讲的时候，他也拿一个小板凳坐在一边听，这都更增加了我的紧张。后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濒临破裂，他也要我给大家讲一讲二战后设置三外长会议的来龙去脉。诸如此类。

张闻天大抓学习，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那时的外交干部，不单外交业务，就是一般的知识也很缺乏，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例如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每年都要规定纪念几位世界文化名人。有一次提的有法国雨果，我们使馆很多人就不知道雨果是什么人。一问打扫卫生的苏联女工，她竟能讲出读过的一串子雨果作品。苏联人要翻译郭沫若的剧作《棠棣之花》，问大使馆书名“棠棣之花”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只好由文化参赞戈宝权打电报问郭沫若本人，才知道是兄弟(或姐弟)情深的意思，可以译成“双胞胎”。这说明，作外交工作是多么需要广泛的知识呀!所以张闻天除了抓政治和和业务学习外，也很注意提高大家的一些文化常识。例如为了让大家懂一点西洋音乐，他还专门请李德伦等留学生给大家讲交响乐知识。李德伦他们也很乐意来讲，因为讲完了可以在使馆吃上一顿中国饭。这对我这个土包子也是个很大的启发和刺激，觉得不知道一点过去没有接触过的西洋音乐、绘画、歌剧和芭蕾舞之类的东西也是不行的，于是都想知道一点，而且还采取了突击的办法。结果矫枉过正，收获不大。例如集中一段时间去欣赏芭蕾舞和歌剧，凭着外交特权买票容易，有时星期六和星期天可以连看三场，弄得我往往把几个不同的剧情给混到了一起。

张闻天不只抓工作抓学习，也抓思想，抓生活。他很重视大家的思想动向，注意引导，工作做得很细，连下面的生活会他都抽空参加。我这个人喜欢开玩笑，说话随便，容易和青年人打成一片。一次支部生活会上，一位管留学生的参赞批评我说，人家用马列教育青年，何方是用马列笼络青年，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吊儿郎当，还把这提高到品质问题。我当然不接受，但是承认有自由主义毛病。听了各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张闻天也对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发表了他的意见。轮到谈我时，他说，何方这个人比较直爽，没有什么心计，不搞两面派，喜欢出洋相，简直像个调皮的中学生，他自己的学习和对青年人的教育不够系统，不注意突出重点，有些摆杂货摊儿的味道，总的说来，还谈不上什么品质问题。我当时的感觉是，这对我既是批评，又像是在为我辩解。

(三)当研究室主任

前面说过，张闻天当大使以后，把研究工作摆到了使馆工作的首要位置，成立了一个除商参处外使馆人数最多的单位——研究室。这是张闻天在外交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创造，改变了使馆工作的主要内容以至整个面貌。而且他还要研究室带头，推动使馆各单位的调研，规定各单位如秘书处、领事部等的领导人或骨干，要脱离本单位工作轮流到研究室工作至少一年，进行实际上的轮训。但这并不能代替他布置给各单位的调研工作。比如领事部吧，除日常工作外，又规定他们学习国际公法和私法，调查研究驻在国有关领事业务的法规以及对外商外侨的政策和作法、我国的侨情等，还要按期分别写出调研报告。这不但有助于大家提高业务水平、做好本职工作，还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例如当时的领事部主任邵天任，后来就成了中国法学界的名人，长期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参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

根据张闻天的安排，我做了中国驻外使馆的第一个研究室主任，一干就是四年多。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只能从头学起，摸着石头过河，主要还是靠他的直接指导。他不但抓得很紧，而且指导具体，管得很细，几乎每天都要过问。晚饭后散步常要拉上我，问当天新闻，谈工作进展，酝酿研究课题，了解人员情况，更不用说参加会议和修改文章了。虽然如此，这副担子对我来说，还是实在不轻。看材料写东西没完没了，人的管理也有点棘手，因为轮换来研究室的都是各单位的领导人，又多是我在延安的同学，还有一位助教。由于学习和工作太紧张，我的俄文又不怎么行，看东西很费劲，弄得眼睛近视了，造成长期失眠，还得了一种每到周末就头疼的怪病。每天要看的东西真多。当时中苏关系友好，除公开书报外，苏方还为我们提供一些内部材料。单是塔斯社印发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就分别送来好几包，摞在一起有一两尺高。内容包括西方各国通讯社的报道和苏联记者写的研究报告。材料来了以后，我得先大概翻一遍，挑出一些来，由研究室两位同志摘译出来，印成每日简报，供使馆上下阅读。因为那时多数人不懂俄文，即使懂，也不可能去看那一大摞。访问或路过莫斯科的领导人和重要代表团，我们也送给他们看。但是这类事情只是研究室工作的极小一部分，主要任务还是进行研究和写报告。

写研究报告

张闻天给研究室的分工是：一部分人专门研究苏联内部情况，一部分人研究苏联对外关系(包括中苏关系)和国际问题。当然，这两批人我都得管，但我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后者。这也为我此后一直研究国际问题开了个头，打了点基础。张闻天是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对国际问题不但熟悉，而且有许多独到见解和高明看法。不过一开始他更注重研究苏联的经济建设，所以头两年无论是他个人署名的电报还是研究室的调研报告，都以这方面的数量为最多。这大概和他主张建国后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以及他本人也希望做经济工作有关。可惜这方面的报告没有得到国内什么重要的反响，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央和有关部门的多大重视。相反地，打响第一炮的倒是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告。

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的调研报告，为驻苏使馆研究室来了个开门红。因为张闻天本来就不同意金日成的南下统一和我们后来的抗美援朝。在他和中央多数人的意见遭否决后，他就一直密切注视着朝鲜问题的发展，希望战争早日停下来，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搞建设。出使苏联后，他无论是通过内部了解还是对国际舆论追踪，看到实现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在研究室才成立一个多月，他就布置我写一篇《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我做的事只是按他的思想搜集和补充一批资料而已，写成后交信使带回。没想到在国内，从中央到外交部，竟引起了强烈反响和高度重视。周总理看过后，立即交代并打来电报说，以后这类报告，必须用电报及时发回，不能交信使带，以免误事。其实后来我们也很少用电报发调研报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太贵。在驻外使馆没有安装自己电台的情况下，通过国外的电台发，实在太贵了。我的印象是，当时苏联东欧国家大约一个汉字要花五毛钱，比现在的五块钱还多。有的亚非国家，例如埃及，发一个字要两元(合现在二三十元)。所以我回到外交部工作时，对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又长又罗嗦的调研电报就颇有意见。我说，你不能先用电报发个要点，详细分析再打印成文件交信使带回来吗?但他不听。

还有一篇引起特别重视的调研报告，是我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针对下一阶段要讨论的印度支那问题写的《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1925年欧洲国家在意大利的洛迦诺开会，通过了一些决议，中心意思是维持欧洲现状，保持各国边界的稳定。现在艾登提出亚洲的洛迦诺计划，根据西方舆论透露，也是要在亚洲维持现状。具体说来，就是在越南划界而治，让柬埔寨和老挝保持中立，共产国家不得越过现有疆界向外扩张，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放弃过去那种把共产主义“推回去”的战略。这表现了西方国家要求两大阵营互不越界，和平(冷战)共处，搞经济竞赛。这一分析，正合乎多数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会前的设想和希望。所以当张闻天把这个调研报告拿给周时，他看后非常高兴，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周恩来他们的想法是，这次要利用一切机会，给我们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会议的结果和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都证明周恩来的估计是正确的，合乎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但是却不完全合乎毛泽东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要搞世界革命、要当头的愿望。因此毛泽东就批评外交上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是一大失误。周恩来是照例紧跟和检讨。后来台湾问题也确实突出了，给美国来了个“绞索政策”，就是我们即使有可能也不收回金门、马祖，为的是把美蒋拴在那里，可以让我们随时敲打，而台湾因为太远，就够不着了。

我们的调研报告在国内引起最大轰动的，还是研究和反映关于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材料。按照俄文的原意，КУЛЪТ ЛИЧНОСТИ 译成个人迷信更合适些，可我们一开始就译成了个人崇拜，后来在国内引起了一些混乱。如毛泽东说，个人崇拜有正确、错误之分。胡乔木说，个人崇拜是马克思的原话，含义与个人迷信不同。这都与当年的翻译不够准确有关系。如果一开始就翻译成个人迷信，也就可能不会出现这些怪论了。苏联自从斯大林死后，报刊就开始批判个人崇拜，并且逐步升级，后来点到斯大林的名。使馆研究室在张闻天的指导下，一直跟踪形势发展，不断写调研报告报回国内，有些还由张闻天直送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1954年就先后送回了14份反映批判个人崇拜的材料。这些报告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毛泽东将其中三份批给中央委员和许多高干阅读。刘少奇还将一份作为中办文件发到过地师级。同时，一些内部刊物如《宣教动态》等也摘要发表了十来份有关报告。这样一来，个人崇拜在中国就成了一个长时期的热门话题。只是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经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又吃香了，从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1959年批斗张闻天时，反映个人崇拜问题反而变成了他反对毛泽东的一条罪状。我受株连时自然也跑不了这一要款。

当了四年研究室主任，究竟写了多少文章，我自己也闹不清楚。而且全是内部报告，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一天到晚地工作，除了写就是看。办公时间只能看调研材料，业余时间也看些杂书。每逢星期天，多半是跟张闻天上书店。张闻天烟酒不沾，没有什么嗜好，买书似乎成了他的唯一嗜好。刘英喜欢逛商店，不喜欢跑书店，所以张闻天就以拉上我的时候居多。往往一到星期天，他喊一声：“何方，走，上书店!”我们就出发了。张闻天买书的范围之广，着实惊人。从政治理论到各种通俗读物，什么土壤学呀，物候学呀，直到一些中小学课本，他都买，而且买来真看，起码浏览。我也跟着学，甚至买了许多后来并没有看的书，例如单《斯大林全集》就买了中、英、俄文三套。买英文的是因为宋以敏学的是英文，回国后送给了孟用潜。那时苏联卖书有国家补贴，特别便宜。我的一些中文书，从马列著作到《三言》、《二拍》之类，就是在莫斯科买的。在那儿买比在中国便宜的多。我喜欢买书和藏书，确实是有张闻天的影响在里头。

我在使馆的工作，主要就是阅读和写作，其他事很少管。当然，一些交际活动还是参加的。例如我就给一些学跳舞的人吹牛说，我曾和世界上最有名的舞蹈家乌兰诺娃、列别申斯卡娅、崔承喜跳过舞，使她们羡慕不已。另外，有时也帮助做点接待工作，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宋庆龄，我对她的印象特别好，评价也非常高。她的风度高雅，谈吐举止都恰到好处。她辉煌的生涯和高尚的品德，称得上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位女性，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可惜我们党对她欠的帐太多，临终前批准她入党和封为共和国名誉主席，已属于亡羊补牢了。另一位是胡乔木。他是在莫斯科养病，一再找我去介绍国际形势和苏联情况。例如有一回就是专门打听苏联在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游行联欢时是怎样解决上厕所问题的。那时正是我们大力推行全盘苏化的时候，所以他对苏联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管理都很关心，强调学苏联。后来回到国内还两次来信，要我们给《人民日报》写介绍苏联情况的通讯。在这一段接触中，我觉得他平易近人，谈话随和，例如他也和我谈到中国应该翻译出版契訶夫全集这类问题，所以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四)跟随张闻天回国述职

国内参观

1953年2月，张闻天要回国述职，让我跟他一起回来。他述的什么职，我不清楚。他只在散步时同我谈过两件事。一件是他见毛主席时曾建议节日庆祝和外宾接待应精简节约，合乎国际惯例，避免劳民伤财。例如五一、十一的庆祝，阅兵游行顶多搞一次就行了;动员百万人上街欢迎贵宾，不但浪费太大，也破了国际惯例。对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并提出由他和贺龙找几个人研究和拟定详细方案。后因财经会议，这件事竟不了了之，只是五一的天安门阅兵游行后来取消了，至于几十万人上街、夹道欢迎重要外宾，还是照毛主席的意思办。另一件是他向中央和外交部建议，组织回国人员在国内进行参观，使外交工作不致脱离国内实际，也便于对外宣传我们。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且说办就办，批示外交部就从这次回国大使做起，组织驻外使节参观团去一些地方参观。参加的除张闻天夫妇外，还有姬鹏飞、曹祥仁、姚仲明等一批大使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这时安徽正在修建佛子岭水库，报刊宣传的很红火，说成是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样板，于是我们就决定先去那里参观。其实工程的规模并不大，用的也是习以为常的人海战术。倒是那满山盛开的杜鹃，却是我平生少见。当时土改才过两三年，农民分物分地，勤劳经营，安居乐业，农村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惜后来开起倒车来，强迫农民搞合作社、公社化，把农村搞得一贫如洗。1960年我又正好被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竟几乎饿死。不过这是后话，还是谈我们的参观吧!

离开安徽，我们依次去了郑州、洛阳、西安、太原、大同。除西安外，其余地方都是第一次去，自然感到新鲜。就是西安，也与十五年前在那里当穷学生的感受有极大不同。出席了一次西北地区领导人张治中、马明芳的宴会，真是大开眼界，才知道原来我们西安也有这么多的美味佳肴。参观团还专门去了一趟临潼，游华清池、看秦皇陵。我则趁机回家看望父母。只是时间太短，没说上几句话，就向流泪的母亲和全家人告别了。这次到各地参观还碰到一个怪现象，就是不断有人来告状。那一阵“三反”、“五反”运动刚搞过，不知怎么传出去说是中央来人了。于是就有一帮人来告状，多数是干部，也有些老百姓，主要是“三反”中的冤假错案，被当成“老虎”打的地方干部。对这类伸冤告状的，大使们知道弄不清也管不了，所以总是让我来应付，“何方，你去跟他们解释一下”。我只能磨破嘴皮，尽量推托。只是说，我们是从国外回来的，不是中央来的人，你们的事情我们管不了，还是找当地党委和政府去。他们说，他们就是被地方党委和政府整的，找党委和政府还不是找钉子碰。但不管怎么磨，我还是坚决不受理，连情况也不多问，更不收他们告状的材料。这个苦差事耽误了我的一些参观，但也使我更多地了解到国内的下面情况，和我们解放战争时期做地方工作有很大的不同了。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建国后每次关系到整人的运动，整错的都是占多数，最后不是冤沉海底，就是不了了之。而且不论搞什么运动，做法往往过火，连一些本来正确的运动也会死人。我们在山西访问时，省委书记陶鲁茄就给我们讲了许多这类故事。最奇怪的是连扫盲运动也会死人。他说，有个山村的老太太，听说要消灭文盲，村干部又挺蛮横，她就怕得要命，说不用你们消灭，我自己消灭了算了，结果还真上吊死了。这次去各地参观，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到北京，继续谈起了恋爱。

恋爱结婚

张闻天回国述职带上我，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照顾干部，给我创造条件解决婚姻问题，所以一回国就让我去外交部参加一些活动。而回国时间又终究有限，只能允许我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后来也真是“天作之合”，我没有辜负张闻天和刘英的好意，很快就找到了爱人，她就是相伴至今的宋以敏。其实，我们原来就认识，加之工作相近，相互间的情况也有些了解，但正式谈恋爱还是这次。她比我进外交部更早，从一建部就在情报司(后改称新闻司)工作。在我随张闻天回国述职这段时间，我们确定了关系，三个月后的五一节就结了婚。那时结婚很简单，继承了解放区的老传统。只要组织同意，由机关开个介绍信，到派出所领个结婚证就行了。公家还给发一些花生糖果，到她所在单位热闹一阵，就算举行了结婚仪式。那时国内还实行供给制和包干制，看来宋以敏也是一文不名，而且她父亲1948年就已率全家去了台湾，只留下她一个人在北平上学，参加革命后就一切靠公家，个人问题也可以完全自己做主了。所以我们的事情办得很利索，完成“任务”后就一同上莫斯科了。到使馆，她也分配在研究室工作。如果说，我研究国际问题有五十年，那她更是一辈子。这样也有个好处，共同语言比较多，工作和生活结合到了一起。

张闻天改行不成

现在回头来谈谈张闻天。我们走后，他还留在北京，因为毛主席要他参加6月份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说是要让他“捞一些‘资本’”回去。这正合乎他一直想做经济工作的愿望，所以开始表现挺积极，找计委(当时被说成是与政务院平行的经济内阁)主任高岗和一些经济部门负责人了解情况。高岗还请他帮助起草了一份要在会上作报告的提纲(不过后来没有用)。会议开了不到一半，他就感到味道有点不对。一方面会议根据毛主席指示批判薄一波在税制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高岗又在积极活动，在闲谈中也对他说了些“刘少奇在党内有个摊摊”之类的话，好像颇有来头，有点反对刘少奇宗派的意思。对于毛主席批薄一波与刘少奇有无关系、高岗说刘少奇的坏话是受了毛的纵容还是他自己的活动、后来又牵连上深受刘少奇赏识的饶漱石，这些，他完全不摸底，既不便问高岗，更不敢向别人打听。因为他早已被党内斗争特别是宗派问题吓破了胆，现在财经会议上这场斗争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生怕被卷进去。正好这时他得了感冒，于是就请假去北戴河休养。病一好就回大使馆了。

不过他在北京时，还是请高岗向毛主席反映他希望回国做经济工作的意见。另外他也托了陈云。他们正是当年在北满分局提出东北战略方针的“陈、高、洛”，彼此比较熟悉。但是，“惹不起还躲不起”这句话也往往靠不住。张闻天最后还是没能躲过这次斗争的影响。因为财经会议中途风向一转;出了个“高饶联盟”。这可能是建国后人为制造反党“联盟”或“集团”的开端。我就一直不相信有什么“高饶联盟”，起码饶漱石是一大冤案，至今提不出什么重大罪证。但这已被铸成铁案。滑稽的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封为这个“联盟”的头子，张闻天也变成了漏网的主要成员。

张闻天回到使馆不久，就接到陈云来信，告诉他：中央不同意调动你的工作，毛主席对你有看法，表示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员拿下来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希望你打消原来的想法吧。李汇川当时是张闻天的秘书，他收到陈云这封信后先拆开看了。为了这，李汇川后来还专门作了检讨。张闻天看了陈云的信，心一下子凉了，从此就专心致志地搞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了。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兴趣转移了呢?我看他买书的种类有了变化，主要买国际问题方面的书了。

这更加证明了，当年调张闻天做外交工作确实是“下放”。就是这“授权有限”的外交工作，他有时还会受到违反常规的歧视甚至羞辱。例如1952年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中除前大使王稼祥(七大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其余都是原华东局的中委和候补中委饶漱石、陈毅、刘长胜，却把现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引起人们的议论，也使张闻天处于十分尬尴的境地。其实像这种参加驻在国活动的代表团，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地位很低的大使，也都会参加，因为这有利于他今后工作，不致使驻在国和外交界瞧不起。但张闻天对这种安排却能忍气吞声，表现得和没事一样，没有流露出有任何情绪。而且不仅对代表中央的刘少奇代表团如此，就是对一般的代表团，他也都做到了遵循规定和惯例，履行应尽的职责。他本来是个不愿出头露面、对交际活动有点厌烦的人。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是注重内交(接待国内官员)和毛主席的闭关锁国政策，又使莫斯科成了我们出国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落脚点和中转站，几乎每天都有各种代表团来访问或路过，其中有些，按国际惯例或国内指示，还得由大使亲自出面迎送和参加接待，例如沙千里、茅盾这样的部长来，张闻天单迎接就得花两三个钟头跑飞机场，如果来访部长举行宴会，他还得站在后面奉陪。不但他不厌其烦，连一些部长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至于副总理、副委员会长一级人的迎送和陪同，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还常听到国内有些人反映，抱怨驻苏使馆骄傲，对他们招待不周，真是天晓得!张闻天对这类活动并无兴趣，但他还是强颜欢笑，克尽职守。只是有时太过分了，他也会稍为发作一下。这样的事我只见过一次，就是1954年秋关于接待英国工党艾德礼的事。先是张闻天经周总理批准当大使四年后第一次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正巧艾德礼访华路过莫斯科，他当然无法去机场迎送，结果周总理又亲自来电报加以批评。张闻天对此颇为不满，认为他离开使馆是经过批准的，而艾德礼只是个在野党领袖，莫斯科又是路过，大使可以甚至应该不去机场接送，何况西方民主国家对这类事并不在乎。所以他就不大客气地拟了一封回电说明情况，最后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如有什么错误，完全由他负责。由此可见，作为一位党的前任总书记、现任政治局委员，做个驻外大使，真是难呀!贬谪之意，不是太明显了吗?

(五)参加日内瓦会议

庞大的代表团

1954年日内瓦会议，被后人描述为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由于在这之前外交上的一边倒和对资本主义世界实行闭关自守，我们在国际上是比较孤立的。朝鲜战争不但大大提高了我们在世界革命中的威望，而且也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西方大国一起坐下来开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是很自然的。我们自己也许更加重视，组织了一个185多人的大代表团(还不算29名记者)，人数大大超过美、英、法，当时就被有的外国记者称作人海战术。其实按工作量来说，一半人都用不了。除了国内的大队人马外，还从就近的使馆抽调了一批。我和李汇川、施谷、周砚等就是从驻苏使馆调去的。按周总理当时的说法，多去些人是为了练兵。这确实有道理。可是1961年解决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不但重要性比这次差得远，而且正值国内经历着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代表团去的人数反而更多些。按陈毅团长的话说，尽量多去些人是为了让大家改善生活。另外，公家还给每人发瑞士名表一只。这就有点过分了。但这却是新中国外交图形式讲排场、往往造成铺张浪费的一个传统作风。张闻天以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第二次会议，他早已被打倒了。不过在他的十年外交生涯中，他是一直强调勤俭办外交的，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同周总理和陈毅外长长期存在分歧，闹过不和。这在下面还会谈到。

代表团在日内瓦分驻两处。一是郊外的别墅，在占地几十亩的大园子中间有座小楼，旁边有些附属建筑。小楼上除团长周恩来外，还有代表张闻天夫妇和王稼祥夫妇，再就是我和总理办公室的马列、陈浩等几个工作人员。旁边附属建筑除厨房外，还住有翻译和打字员。第二处是在市内租的几个旅馆，由另一代表李克农率领代表团工作机构的大批人员，包括秘书长王炳南、顾问雷任民、乔冠华、黄华、雷英夫和各组负责人陈家康、吴冷西、宦乡、龚澎、熊向晖、章文晋等住宿和办公。代表团的内部会议就在别墅小楼的一楼开，参加人员只限于秘书长和顾问，有时扩大到一些有关组长。由于房间小，开不了更大的会，只能是十多二十人的小范围。我因近水楼台，参加起草文件和作些同翻译和打字员等的联系工作，所以这类会一般都列席，还同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等同桌吃晚饭。由于总理对工作抓得紧，所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汇报当天活动和第二天的安排。有趣的是，那时咱们的技术差，别墅在进驻前，先请苏联人帮助查了查，结果从墙上、电话里、还有什么地方，查出了好几十个窃听器，把大家吓了一跳，总怕没搞干净。怎么办呢?经周总理同意，开会时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把洗澡间的水龙头打开，让水哗哗地流着响;一个是开着收音机。这样搞了几天，弄得连自己人说话都听不清了。于是总理说，算了，洋人要听就让他听去。这才不放洗澡水、不开收音机了。不过白天开会或谈问题，还是尽量到室外草坪上去。

我的工作

我被调进代表团，没人给分配什么具体工作，只是编在秘书组，而组长又不住别墅，很少见面，实际上处于无人管状态，倒是周总理使用的多些。整个说来事并不多，只是常熬夜和工作零碎。事后归纳起来，主要有两项。头一项是参加起草文件，这是被乔冠华他们拉进来的。原来文件起草组人员并不完全固定，在我的印象中经常参加的有乔冠华、陈家康、宦乡等人。他们都住在市内，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别墅，使用起来更方便。一般说来，日内瓦会议的大小问题实际解决都是在会下，但公开的全体会议过几天总还要开一次，而且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团长总要讲话，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认真。发言虽然新的和具体的内容不多，但很注意掌握分寸，还都要公开发表，所以很重视发言稿的起草和翻译。而周总理又有个特点，就是发言或报告在没有讲之前，总要不断修改。加之他习惯晚上办公，这就使得晚上围坐在他的办公室修改稿子成为常事。有时乔冠华或陈家康实在顶不住了就会偷偷溜掉，让我给他们圆谎。过一阵，总理抬起头一看，问：家康呢?我就说，他说有点头晕，让我给他请假。总理说声“这个家康!”也就完了。有几次就只剩下宦乡和我。可总理的精神和精力却实在令人佩服。工作了一夜，如果第二天上午开会，他就干脆不睡了。下午也就睡三四个钟头，又开始各种活动。不但参加日内瓦会议是这样，我后来回到外交部，同他仍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包括在他指导下起草和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的国际形势与外交部分以及其他外交文书，发现他一直保持着这种超常的工作精力。

我的第二件工作属于打杂。例如将起草的发言稿或其他文件拿给打字员打印和送交俄文组翻译。打好的稿子再由我取来上呈总理。由于稿子在不断地改，最多的可能有十数八次，打字和翻译也得跟着改，而当时的打字机是不管改多少字都得从头再打一遍。中文打字的史华、刘兰云总是兢兢业业，毫无怨言。而俄文翻译组长师哲就常发点牢骚说，你们这些发言稿改的还有个完没有?改几个字也得叫我们重打一遍!我说，你向总理去提吧!他就没话说了。此外，我还有些传递文件和下达通知之类的事情。由于总理有个便秘的习惯，所以他如厕仍然继续办公，有时我就得到卫生间送取文件(范长江一次对我说，他们在国内遇到这种时候，见总理还要在卫生间外边排队呢)。陈浩是个女同志，她要送文件就不能不求我。最近我还和她女儿开玩笑说，我可是帮过你妈妈的大忙。

一些花絮

总理对工作抓得紧、管得细是有名的，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而且对一些老的部下和身边人员还常有批评指责，有时就使得下面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晚上的汇报会上，李克农就和总理顶起来了。记不清是谈到一些什么具体问题时，李克农竟有点发火，说总理作为司令员，还是一竿子插到底，管到了班、排、连，那还要我们这些团长、营长干什么?而且越说越激动。总理只好不加理论，讲了一句下台阶的话，说：克农，你大概喝多了，回去休息吧!可克农硬说他没醉，还要讲下去。后来还是被大家连劝带拉地请出了会场。

我们别墅楼下的会议室和食堂，不但自己用，会外谈判和宴请外宾也用得着。代表团那次去，带了一部《梁祝》，这可是新中国拍的第一部彩色戏曲片。不但我们自己常看，招待外宾也常用它。有一次请旅居瑞士的卓别林来专门看这个影片，还特为此把在布拉格访问的戏中扮演梁山伯的范瑞娟找了来。卓别林对这部片子评价甚高，作为回报，他还特意把尚未公映的他一生最后一部黑白有声影片(他先是反对有声片，后来又反对彩色片)拿来给代表团看。李克农虽然不懂外文，但还是看得落了泪。由于多次陪客人看《梁祝》，大家也对越剧来了兴趣，还经常争论起角儿来了。由于《梁祝》的主要演员是由周总理拍板决定的，所以他一直认为选定袁雪芬、范瑞娟主演是最好的搭配。李克农和乔冠华等人硬说不如由徐玉兰和王文娟来演，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徐王去做过慰问演出，他们看的多些。还有些人也承认袁雪芬的演技高超，但年龄终究大两岁，形象也不大像十多岁的女孩子，无论从演技还是扮像看，用傅全香会更好些。在争论中，我是始终属于这派的。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可能没有在国内那么忙，所以有时还和大家聊个天什么的。特别是同桌吃晚饭时显得热闹。例如有一次吃饭时，乔冠华向总理介绍说，何方可以背《红楼梦》。总理说，噢，还有这个本领。我说，不行，顶多能背百分之八九十的诗词和回目。陈家康就挖苦说，这一大半背不出来的都归到那百分之十里头去了。在座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不信，要考，提出了林黛玉的《桃花行》。我背了一半，大家就叫停了。这件小事，不知怎么搞的，还传闻颇广，以至写日内瓦会议的一些作品也都写进去了。李连庆写的长篇小说《大外交家周恩来》和钱江写的《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就都就对这件事写了一大段。但是，最有意思的还是一次吃饭时陈家康向总理提出，说下届政协，能不能给我们“废协”也分几个名额呢?总理说，哪个“废协”呀?陈家康说，我们成立了个“废话协会”。总理说，胡闹!什么“废协”，还要名额!其实所谓“废协”，只是几个喜欢出洋相、开玩笑的人，如陈家康、乔冠华、章文晋和我们这些人平常在一起开心乱谈，嘻嘻哈哈而已。例如乔冠华就给外国的代表团长都取了绰号，还给连起来，把法国外长皮杜尔叫“屁多”，英国外相艾登叫“爱蹲”(茅坑)，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是“大拉屎”等等。又如陈家康给大家讲如何起草文件和讲话稿，还很正经地说：起草稿子，就像裁缝做衣服。你先给他做个长袍，但他要马褂儿，你就把下边给剪去镶好边，不就行了?如果他说要背心，你就给剪去两个袖子。再要马褂儿，就再给缝上。实际上，这也属于废话。这个以陈家康自认会长的“废协”，后来还把莫洛托夫的翻译费德林给吸收进来了。那位老兄也喜欢出洋相，中国话又讲的好，常找这些中国人闲聊，一次还耽误了事。周恩来已经到了，他还在别处吹牛。没人翻译，周恩来只好等了一会儿。当他想起来急忙赶到时，莫洛托夫已经在发脾气，熊了他一顿。

我们的“会长”陈家康是个“洋相专家”，但也确实是个人才，而且有点怪。那时候他也不过三十多岁，但一定要大家叫他“家老”，他也叫和他年纪差不多的龚澎为“龚老太”。在开会期间，他不大看《参考资料》或其他有关时局的报刊材料，而是偷看一些线装书。一次看《庄子》，没来得及藏起来，被总理发现了，批评了几句。但他也不改。他对“小学”(古称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有些研究，经常纠正人家读音。开会期间，他一直坚持老挝应念老zhua，说不但中国字书上读“抓”，而且这个民族在中文上写成老挝，也是由他们的敲鼓传统而来(家康说的不无道理，《聊斋》上就有“羯鼓三挝，则万花齐落”之句)。但大家仍然念老wo，而且早已约定俗成，一直用到现在。我因没文化，一次闲谈中把陈抟(繁体为摶)老祖念成了陈博老祖，曾受到他的挖苦。还有一次，章文晋把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yi)其(ji)念成了郦食(shi)其(qi)，也遭到他的笑话。这种读音争论，有时还闹到总理那儿去了。总理有个习惯，发言稿定稿后总要先当着大家念一遍，让大家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有一次他把“渗透”念成了“can透”。我说：总理，这个字恐怕得念“shen透”吧?总理说他一直都是念“can透”。这时，陈家康就摆起他的小学家的谱来了。他说，这个字发音从参，而参有两个音，所以念“申”念“掺”都可以。他在那儿讲了一气，到底念什么，也没结论。但是第二天总理还是改念成了“渗(shen)透”。

讨论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了近两个月无果而终。第二阶段为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中间有一次短暂休会，直到1954年7月21日才以达成协议而宣告结束。但休会后张闻天就把我调回使馆，给总理打招呼，不让我再去了。原因是他担心周总理把我调走，这是他明说了的。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有一次他就对我说，看样子，总理好像对你很有兴趣，很信任你，也愿意多使用你。我说，那大概因为我是个劳动力又是个小干部、好使唤，起草文件时还敢提点不同意见。但他把我调回使馆的决心已下，也就改变不了啦。后来宋以敏在信中说还真有此事。她说，龚澎告诉她，总理想把何方调到总理办公室。其实，张闻天也是多虑，因为总理不会跟他争我这么个小干部。至于我自己，也并不愿意到总理办公室去，一则怕熬夜，二则嫌太不自由。事后看来，当时如果真的去了总理办公室，也许我这后大半辈子的历史会另写。

由于总理知道我不能参加会议的第二阶段，所以在他第二次去日内瓦路过莫斯科时，我和宋以敏去看他，吃饭时他还开玩笑说，何方不能坚持战斗到底，大概是离不开宋以敏吧;这也难怪，年轻人嘛。不过，虽然我没有调到总理办公室，但1955年回国后，还是多次被找到总理处工作，参加政府报告国际部分和一些外交文件如中美会谈的发言稿、政府声明、报刊评论之类的起草工作。至于和周总理办公室的联系，那更是日常工作了。所以我总还算在总理领导下工作过，对他也多少有点了解的。

(六)离苏回国

参观列宁格勒

日内瓦会议后，张闻天已经知道决定调他回国了。他大概考虑到，来苏联四年，竟然没有去一趟列宁格勒(现在又恢复原来的称呼叫圣彼得堡)，自然是件遗憾的事。所以1954年8月，他提出组织人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也就是没能去接送艾德礼的那次。由于张闻天的节俭方针，使馆大概还没有人去过。可谁又不想去呢?但他规定的条件是，去的人必须自费，这就把许多人给吓退了。因为那时苏联的旅游费用极高，去一趟列宁格勒得花好几千卢布，谁舍得呀?最后报名和经过批准去的，除他们夫妇外，只有我、宋以敏和鄢仪贞算是豁出去了。因为我估计，张闻天回国后我们也不会在苏联久呆。鄢仪贞是武官吉合少将的夫人，吉合已经回国不来了，所以她不愿失掉这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到了列宁格勒，一住进旅馆，发现开一个最低价的标准间也死贵。她觉得太不合算，就要硬挤到我们房间来凑合。我说，那怎么行呢?咱们可是外交人员，得注意影响呀!最后她只好单独去住了。其实这也是张闻天节约得过了头。你又要大家了解和研究驻在国情况，又要大家守在使馆不得到外地去，那这种了解不是要大打折扣了?张闻天的这种做法，大概是现在的外交人员根本不可想象的。何况我们那次去还要了解那里留学生包括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女婿罗元铮等一大帮人的学习情况呢!

至于参观，说来也挺有意思。张闻天喜欢到公园散步。刘英喜欢逛商店。我和宋以敏还是想多参观博物馆和一些著名的人文景观。只有鄢仪贞随大流。我心想，哪里没有公园、商店?远道而来，还是自费，把时间花在逛公园、商店上，实在不值得。例如对于可以和大英博物馆、巴黎卢孚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齐名的艾尔米塔日(冬宫)博物馆，张闻天只领着大家用了不到半天时间，粗粗看了几个大展览厅就算交代了。我和宋以敏越想越不甘心，第二天一早不辞而别，又去了冬宫，看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张闻天还批评说，一起出来要注意集体活动!此后就只好跟着他们转了。结果连列宁格勒一些著名的地方像斯莫尔尼宫、叶卡捷琳娜宫等都没去成，回来总是多少有些懊丧。

谈到列宁格勒之行，就联想到张闻天过分的俭朴作风。他从不请客送礼，谁要给他送礼，肯定碰钉子。大家都了解这点。所以我跟他工作十多年，还从来没见过有人给他送礼。他也从来不请人下馆子吃饭，除参加宴会外也没有人请他。我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分工领导我们的是姬鹏飞副部长，他在逢年过节时常要把他主管的几个单位的负责人，约集到听鹂馆或萃华楼吃顿饭。连公安部长罗瑞卿，春节时还邀我们外交部办公厅几个领导人去北京饭店聚餐，说是感谢在保卫工作中对他们的配合。可是张闻天却从来不来这一套。他有时约人谈完工作也留下吃饭，但都是到他家吃家常便饭。一次他可能是为酬劳我，叫我下午把宋以敏带来，一起吃晚饭。我以为有什么讲究，结果同平时他们家吃的差不多，刘英还说加了两个菜。由于他烟酒不染，也就从不以烟酒待客。他的这种不“从俗”，再加上一切按原则，不大讲情面，所以往往得不到领导的赏识，还容易得罪同级或受他领导的高级干部。而且他的节俭常影响到大家，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建议削减驻外人员工资就是一例。

建国初期，外交部对驻外人员的工资定得太高。当三两年大使就可以在北京买所房子。例如王幼平、耿飙就曾各买了一套四合院，但他们后来很快都交了公。张闻天出来当大使后，立即给外交部和中央写报告，建议大幅度降低工资，而且带头从驻苏使馆做起。所以我就没享受到高工资待遇，一直是月薪1200卢布，合人民币600元。这在当时还是相当不少的，当然用不完，所以大半都是先捐献给抗美援朝买飞机大炮，后来买了公债。对买公债也没想过还本付息这回事，以为和捐献差不多。没有攒钱观念，也是我们愿意自费去列宁格勒参观的原因。

告别莫斯科

1955年1月8日苏联政府同意刘晓为新任驻苏大使后，张闻天就开始了他的辞行拜会。不过他除了例行公事外，还着重向苏联外交、外贸和对外联络部了解他们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情况，作为回外交部工作的参考。因为他早已知道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命令，而且总理还给他来电，催他早日回部主持常务。在办完一切手续后，张闻天于1月19日乘火车回国。宋以敏由于怀孕待产，也就跟他一起先回来了。我的工作虽然还没具体谈，但前程已定是不成问题的了。大家看得出来张闻天不会让我离开他的身边，只因后任大使刘晓的强留才拖了一阵。张闻天走后，刘晓很快就来上任。他到后不久就找我谈话，说他知道闻天同志会把我要走，但由于研究室主任一时找不到人代替，所以他已向闻天同志和部里提了意见，无论如何要让我再在使馆留一个时期，等找到适当人选再说。但另一方面，外交部却连续来电催我回去，最后一次还明确规定，让我乘飞机走，一刻也不 许耽误，行李以后由使馆给托运。这样，我就在1955年3月初又搭乘伊尔-14班机回到了北京，几十纸箱存书只好托使馆管送往迎来的荣植同志分期分批地交一些代表团给带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