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1966：“文斗”怎样使人疯狂

校长老师，已被我们批倒斗臭，各个司令部已无整这些人的兴趣，皆热衷于打派仗。不过，两派之间，开始只是文斗。

校园东面的一排教研室，被各“司令部”占据。我们“10·18”司令部，也占据了两间，靠墙摆着一溜双人床，中间用几张桌子拼成一个大工作台，靠窗的两张桌子上，一张堆满了白纸和墨汁瓶，一张摆着油印机、油墨、蜡纸等物。这些玩艺，便是我们文斗的武器，全由校方免费供应。

在卢司令的努力下，队伍已发展到四五十人，大多是本班同学，另有少数外班同学和社会青少年，甚至有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尤根红也加入了我们队伍。原先有矛盾的同学，都成了亲密战友。“观点”这东西，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使人不计前嫌，为相同的观点而走到一起。

我的任务是和马少纯、尤根红等人写大字报、大标语，刻钢版，印小报、传单。大字报稿，有的摘自校园、街头的精彩文章，有的抄自搜集来的传单，有的是自己起草。有大量的免费纸墨供我练习，我的毛笔字越写越好。当时我常临摹毛泽东手书，颇有几分形似，后来竟可以不看原作，直接书写，在学校小有名气，有些高中生竟来向我求书。而经常起草大字报稿，也使我的作文水平得以提高。

我为我们的小报取名《马蹄声碎》，字体取自毛泽东手书《忆秦娥·娄山关》，对于整阕词和这几字的意思，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那几个字写得漂亮，而那阕词有战斗气氛，词义豪迈。报名套红，右侧有毛泽东的木刻头像，并配有语录。报名和头像，均为我所刻。马少纯字写得也好，我俩便成了小报的正、副“主编”。小报的内容，多抄自攻击对方一派的大字报，每次油印几百余份，由卢司令派人到处散发。我们的小报一出，一些“司令部”也跟风效仿，有些司令部，竟为他们的小报取名为《喇叭声咽》、《雄关漫道》、《从头越》。社会上的造反组织，也有不少自办小报者。漫天飞的小报，不知浪费了多少油墨纸张。

校园里、县城主要大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商铺集中的花铺廊大街，两边的街壁贴满，造反派又用芦席、毛竹、木棍等物，架起“宣传栏”，增加贴大字报的面积。两派之间，互相攻击辱骂，有幽默讽刺，更有粗俗恶毒，而无论采取何种风格，都要拉大旗做虎皮，引用领袖语录、副统帅讲话、中央文革指示，标榜自己真理在握，是真正的革命派，企图在理论、气势上压倒对方。开始是你贴我也贴，展开笔墨大战，后来采取覆盖的方式，封杀对方言论。一些大字报、大标语，白天贴上，晚上就被覆盖。于是墙上许多地方，大字报、大标语，贴了好几层，一揭一大块，让拾破烂的拣了便宜。后来，一些造反派，嫌覆盖大字报麻烦，干脆派几个人，于夜幕降临之后，上街转悠，见到攻击自己一派的大字，便将其撕下，或刷上几道粗黑的大叉，让人无法看清上面的文字。

我们写好的大字报，由卢司令派人去贴。由于我字写得较好，上街刷大标语，则由我亲自出马。由于两派时因贴大字报、大标语发生斗殴，我们刷大标语多在夜间，卢司令派几个人跟着我，抱着纸卷，拎着浆糊桶、墨汁桶，到了地点，有人负责放哨，有人专门往墙上贴纸，等他们把纸贴好，我便用刷子饱蘸墨汁，匆匆写上字，写完就撤，“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常住“司令部”者，有十余人，大多是城里的同学。大家并非整天拿起笔做刀枪，无事时便看小说，或闲侃一通。那些小说，都是偷来的。

有几天，我回了家，返校后，发现同学吴某的床头多了一堆书，有《青春之歌》、《苦菜花》、《林海雪原》等，并向大家津津有味地讲林道静与余永泽、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故事，以及《苦菜花》中的地主吕大头强奸妇女的过程。我问他书从何来，他说是从图书馆偷出来的，令我十分羡慕。原来，我回家期间，他们和高中一伙人，把图书馆二楼的地板撬开，钻进藏书室，偷出不少小说。于是我便叫他陪我前往藏书室，希望能拣漏子找几本小说。到了二楼，见地板上果有一大洞，仍然敞着，洞口下有一书架，可以搭脚，我先从洞口探下脚去，先踏着书架，然后跳到地上，只见其内一遍狼藉，地上到处是书，墙角里胡乱扔着一堆，书架上已经找不到一本小说，只有马列著作和教学资料，仍然整齐地立在书架上。我空手而返，深悔不该回家，错过了偷书的大好时机。

校园里是大辩论的场所。操场上、教学楼前，常常聚集着一群人，在那里展开激烈辩论。出战的男女，皆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为了压倒对方，无不把肉喇叭的音量放至最大，以为声高就是有理。一张张年轻光洁的脸，涨得像熟透的西红柿，额上、脖子上的青筋，暴得像出土的蚯蚓。他们大辩论时，又无人供水，辩到后来，吼得嘴挂白沫，嗓音嘶哑。有的人辩得理屈词穷，突然祭出“战无不胜”的法宝，吼道：“你反对这反对那，你可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已经占了上风的对方，立即变成哑吧。于是这人便放声大笑，说：“哈哈哈，我量你没这个胆！”像阿Q一般，显示其精神上的胜利。

那些围观者，则不断地为自己一方的出战者呐喊助威，稍占上风，便拍掌起哄。外围的围观者，为了听清辩论，欣赏双方的唇枪舌剑，使劲往人丛里挤，使得聚集的人群，挤成一团， 阵地在拥挤中不断挪动。有些胆大的高中男生，趁机往女生身上贴，或摸一把屁股，或蹭一下乳房，于是辩论声中，又响起女生“流氓！”“无耻！”的尖厉叫骂。但激情高涨的人们，都两眼盯着辩论者，关心他们的胜负，无人理睬女生的申斥，于是她们发出一两声抗议，也就不再追究耍流氓者，一些占了便宜的人，见他们的行为并未受到惩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双方的舌战，有时从午饭后一直持续到傍晚，有时从晚饭后一直持续到深夜。有道是“真理越辩越明”，那时却是“真理越辩越浑”，这种没有裁判的辩论，不但无休无止，而且永无胜负，只能为校园里的革命，增添一道吸引眼球的风景。不过，学生们当时都还是“君子”，辩论时动口不动手，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未见打斗事件发生。

社会上的两大派，也时常展开辩论，辩论地点在县城的中心府拐子。他们不像学生那么“文明”，不但动口，而且动手，辩论进行不下去时，便破口大骂，爹娘祖宗，都跟着遭殃，有的干脆上演武打镜头，以拳脚捍卫他们的“真理”。有的父子、夫妻，分别参加了两派，在外面打完了派仗，回家后仍为各自的观点，展开辩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但辩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些辈长力强的一方，便企图以武力征服对手。于是有儿子宣布与老子划清界线的，有老婆与老公分居、闹离婚的。有一对夫妻，原本恩爱，参加两派后，在家中吃饭睡觉时，都要进行辩论，终于从文斗发展到武斗。老婆挨了老公的揍，一怒之下，竟招来同一派的战友，将老公打了一顿，结果两人先是带着铺盖，分别住进各自的“司令部”，后来女人竟上了“司令”的床，夫妻俩终于分道扬镳。

对于县委书记、县长等“走资派”，两派都是有选择的批斗，即你批我这一派的幕后指挥，我批你那一派的拥护的人。其实，有的“走资派”确与造反派有联系，有的“走资派”却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介入运动，与哪一派都无瓜葛，被凭空戴上“阴谋家”、“幕后指挥”的帽子。

既然两派都热衷于“文斗”，大规模的批斗会就开得少了。两派的斗争手法是，隔三岔五地将对方要保的“走资派”，揪到司令部进行训话、批斗，然后勒令他们写检查，交待自己的“罪行”。

县委书记赵某，于1959年大跃进浮夸风中，为了完成虚报的粮食产量，亲自到一些公社、大队，下令干部逼社员交粮，并召开全县生产组长以上大会，号召在全县展开“逼粮斗争”，结果农村各级干部捆绑、关押、吊打社员成风。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掘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致使许多农户断炊。大饥荒中被遗弃的孩子很多，他责令干部群众不准收拾，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坏人，要追查处理。”但是他家一只老母鸡不见了，竟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三天破案。百姓愤恨地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丢弃的孩子还重要。

赵某，是联委要保的人，于是我们勒令他每周交一份检查，交待罪行，汇报思想。赵某为了应付我们，每到周末，便让其子送来检查，用日记本上的纸写就，一张纸，二三百字，内容大同小异。卢司令说他负隅顽抗，把我们当阿斗，命他必须深刻检查，否则召开大会批斗他。他的检查，才比以前多了一张纸。

联委则与我们对着干，把矛头对准革联要保的县长张某，经常把他揪去批斗、训话，责令他反反复复地写检查。

一派去揪与另一派有关联的“走资派”，若是没有揪到，便说被那一派保护起来了，于是便写大字报、大标语抗议，双方都在自己的据点架起高音喇叭，互相攻击、对骂。有时还要游行示威，排着长队，在街头高呼：“打倒某某”、“砸烂某某狗头”、“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与保皇派战斗到底”之类的口号，结果两派之间，难免发生冲突。

两派的斗争不断升级，终于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