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六、七十年代大陆十万人逃港潮

在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和政治难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这个数字有多大？尚没有准确的统计，仅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这个数字明显是偏低的，因为，对视偷渡为常事的边界居民来说，很多日常性的“逃港”，根本是无法统计进去的。总而言之，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成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曾有老人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人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29年的偷渡风潮中，前后掀起两个高潮：其一是1962年，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试图偷渡者汇集到深圳，分水陆两路涌入香港，最终有近6万人偷渡成功；其二是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四年，约有30－40万人非法从珠三角各地奔香港而去。

“五月大逃亡”

1962年的“逃港”高潮，主要发生在那年的5月份以后，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以冠之。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

进入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新政策的实施，成为非法入境者的“大赦令”，以至于粤港边境谣言四起，说什么“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认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机。

1962年初，农历新年刚过，成群的大陆非法入境者开始大批大批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每天人数都在数百人上下。当时，在宝安县由东至西长达150公里的公路上，外流群众一波接一波，如同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一般，奔向边境线。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们，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12个省区。宝安与新界交界的梧桐山，是“逃港”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这里差不多每天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偷渡者。同时，公安边防也在这里重兵布防。面对封锁，这些偷渡者自发组织起来，常常是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

除了陆路，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4公里的蛇口，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两国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黑夜之中，他们以气垫作船，球拍为浆，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孑然一身，就投入了惊涛骇浪的深圳湾。十多年间，不知有多少前仆后继的偷渡者被海浪所吞没，以至于后来在蛇口搞开发时，挖掘机掘开土地，人们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此次的“逃港”风潮越闹越大，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港英当局的高度关注。5月22日，周恩来总理专门就“逃港”一事作出重要批示。高层震惊，广东省委赶紧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到宝安，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而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大街小巷“偷渡客”陡然增加，给当地治安带来诸多问题，使得港英当局也不得不严阵以待。警方出动大量警力，24小时巡逻，刻意加强了对无证人员的盘查，并将大量偷渡者遣返。一时间，被抓的偷渡者们“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到7月初，双方总共遣返了偷渡或试图偷渡者近5万多人，大规模的“逃港”活动也暂时被压制下去了。

“逃港”催生经济特区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人民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在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再一次来临。从1976年开始，“投港”的恶性事件和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比如，在1978年，共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到1979年上半年，仅1至5月间，同样的数字便达到11.9万多人（次）和2.9万多人。

较之以前，这几年的“逃港”事件来得更广泛，来得更嚣张，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如今，“逃港”群体越来越广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成为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由于“逃港”人员动辄数十人上百人一伙，因此，在偷渡遭遇阻碍或是无望之时，急红了眼的偷渡者，往往便会强行组织闯关，有的还掠夺边防人员枪支，攻击任何阻止他们偷渡的人。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当时的广东省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情况，“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提了出来。越演越烈的“投港”事件，以深圳目前的边防能力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看来，这位后来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早已敏锐地认识到，“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群众觉悟不高，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艰难民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差距如此之大，人心能不向外吗？广东的“逃港”事件，加速了经济特区建设的步伐。不久之后，经济特区在“逃港”最猖獗的深圳最先建立，由此揭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工业化高潮接近尾声，劳动力需求开始回落，加上大量的人口进来以后，产生诸多新问题，无论是住房、教育、医疗，都已承受不下这些源源不断的非法移民了。因此，港英政府不得不开始积极筹划全面阻止和堵截非法入境者的方法了。

1980年10月3日，港督麦理浩与访港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交换了相关意见。10月19日，麦理浩回访广东省，与广东省主要领导再就此问题深入探讨，并达成协议。10月23日，香港立法院通过《1980年人民入境（修订）（第2号）条例》，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新政策规定：从1980年10月23日起，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1979年5月6日，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2艘，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内地和香港两地双管齐下，最终将为时近30年的“逃港潮”打压下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大陆经济突飞猛进，粤港偷渡现象虽然还存在，但是，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看，都已大大减少。

  深圳解密档案：1962年10万人逃港潮惊动周恩来

  广东省深圳市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深圳早在44年前就尝试对外开放。1962年4月，在深圳（当时叫宝安县）正在进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一股逃港风波也突然袭来。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表示，从中共建政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逃港一直屡禁不止，但1962年出现的大规模逃港风波，“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1962年这次逃港风波，共有十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涌入深圳，六万多人偷渡出境。这场风波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最后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等措施才逐渐平息。

十万人南下深圳再掀“逃港潮”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深港边境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波，第一次是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历时三个月才基本平息；第二次是1979年深圳建市不久。两次共逃出群众近四万人。

但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1962年，在深圳尝试对外开放的时候，有十多万人来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1979年撤县改为现在的深圳市）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民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51395名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

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错误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他们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宝安县公安局的调查反映，当时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过黄河心不甘”的思想，不听劝阻，盲目地成群结队而去。5月13日沙湾有逃港民众四千余人，警方对其中两百多人做了规劝工作，但仅六人愿意回家。

大学生当总指挥持木棒强行冲关

梧桐山是逃港民众的集散地，流出或是被遣返回来的逃港民众过半聚集在梧桐山。

1962年4月29日凌晨，边防哨兵向宝安县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宝安县公安局抽调六名干部、边防警察支队抽出两人组成调查工作组，配合当地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共14人扮成外流民众，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梧桐山进行摸底。

经过一天一夜调查发现: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人约达四百人。第一批到达的有三百多人，绝大部分是惠阳县淡水地区人。他们说，从淡水到达梧桐山已经过了三个晚上，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到下午6时多，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两批人从横岗方向上山，这两批人共一百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阳、广州等地人外，其余大部分是海陆丰、潮州等地人。他们走了几天路才来到梧桐山，准备在当晚越过新界去……

调查组最后形成的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四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宝安县公安局《近年边防几个情况综合报告》中透露，当时，局部地方甚至出现强行冲关的现象。在沙头角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警方开闸。5月2日上午8时多，从梧桐山往沙头角检查站桥头又冲过一百多人，到了桥头后向检查站提出要让他们从沙头角镇过去香港新界，不给过要给饭吃。

逃港风波惊动总理广东省委组织遣返

  到港民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5月6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无望，一批长期“住”在深圳戏院门口的民众干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指深圳戏院门前）算了。”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人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民众返乡。

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民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与此同时，时任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民众作报告，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民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只是徒劳往返，耽误生产。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人员、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官员，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民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

邓小平一针见血: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这次逃港风潮到底逃出多少人？据宝安县外事办的统计，1962年从4月下旬至5月23日，外流出境的总人数约六万人次。据英方宣布:从4月底至9月底，由陆地边境上偷渡过去的约七万人次，最终获得成功的估计约有1.2万人。逃到宝安的有十多万人。

由于大批民众要逃港，很多境外媒体纷纷借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借此妄图制造社会混乱。这次逃港不仅在宝安周边地区引起混乱，而且还波及到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广东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并在一些地区引起骚乱。

1962年6月1日，广州及附近县的一些居民听信“英女王生日，‘六一’大放（入境）三天”的谣传，一千多人聚集广州东火车站售票处门前，等候购往平山、深圳的火车票，晚上增至两千余人。广州市公安局派出宣传车进行教育劝导。人群中有人挑动民众起哄闹事，继而发生骚动。到现场了解情况的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也被数百人包围哄闹。6月2日零时，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强制收审闹事人员，才迅速平息事态。

十多万劳动力外流，严重破坏农村生产。海丰县有一个生产队，集体逃港前将七头耕牛杀了五头，回来无牛生产；有的民众甚至破产逃港，将家中东西卖光，钱粮用光吃光，生活更加困难。

大量逃港人群聚集宝安，直接影响宝安的社会治安。宝安县公安局调查反映，当时，在横岗至盐田途中抢食物的十分常见，附城公社水贝生产队的深惠公路和横岗至盐田公路上都发现有逃港人员排队强行拦车。在边沿铁路交通沿线，有的村庄、商店由于害怕外流分子捣乱，天未晚就关门睡觉，闭门不做生意，有的不敢单独生产，晚上不敢出门开会。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到宝安一带逃港风时，他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62年10万人逃港潮揭秘

  10多万人涌入深圳，6万多人偷渡出境，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深圳市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披露了1962年4月深圳（当时叫宝安县）出现一股声势极之浩大的逃港潮秘辛。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内地出现举世瞩目的巨变。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大逃亡的历史，委实令人感慨万千。

今年12月13日，原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逃港一直屡禁不止，但1962年出现的大规模逃港风波，「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1962年这次逃港风波，共有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涌入深圳，6万多人偷渡出境。这场风波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最后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等措施才逐渐平息。

最多一天八千人外流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1979年撤县改为现在的深圳市）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4、5千人，最多的一天达8千多人。

文件称，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

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10多万人次涌入深圳，51,395名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

为什么出现这么大规模的逃港潮，除了天灾等原因之外，文件称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赦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错误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他们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宝安县公安局的调查反映，当时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过黄河心不甘」的思想，不听劝阻，盲目地成群结队而去。

据宝安县外事办的统计，1962年从4月下旬至5月23日，外流出境的总人数约6万人次。据英方宣布：从4月底至9月底，由陆地边境成功偷渡的估计约有1.2万人。逃到宝安的有10多万人。

边防管理宽松 出逃容易

文件称，1961年8月底开始，据传在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的带领下，宝安县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搞局部的「对外开放」，边境管理较为宽松。

李富林在接受采访时详细分析了这次发生逃港风波的原因。他说，全国那几年普遍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的经济工作政策存在一些错误，粮食减产，生活困难，部分地区群众吃不饱。4月份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群众失去克服困难的信心，盲目地认为逃到香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外流人员中大部分是因经济生活困难而外流的，特别是广东惠阳、海丰两县。

自然灾害导致民众外流

宝安县公安局事后调查形成的《宝安县有关外流情况综合材料》显示，1961年8月底，宝安县实行的对外开放，放松边防管理，是这场逃港风波的主要原因。

放松边防管理为解决群众的生活、生产资料，促进生产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当时边防管理制度不完善，一些政策放得过宽，出现漏洞，如边防证件批准签发权下放给公社，公安业务部门抓得不紧，控制不严，管理不到位，造成混乱。后来边防部队撤消了相当部分的沿海口岸警卫检查岗哨、对沿海沿边一线控制不严等，造成边防管理松乱、有边无防，给外流造成了可乘之机。

粤港生活差距诱人出逃

当时，正值广东城镇压缩人口，厂矿相继停产，中技学校停办，生成了大量富余人员。据统计，1962年头5个月，东莞县压缩城镇人口1,180人，精简职工8,773人。这些人不愿意回农村，想去香港寻找出路。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报告》中透露，这部分人约占当时逃港人流的20％左右。

李富林回忆说，当时，香港经济突飞猛进，许多建设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过去流港的大多给予颁发香港身份证，粤港经济的巨大差距导致一些群众渴望逃港。

大学生当指挥 持木棒强冲关

文件披露，梧桐山是逃港群众的集散地，流出或是被遣返回来的逃港群众过半聚集在梧桐山。

1962年4月29日凌晨，边防哨兵向宝安县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宝安县公安局抽调6名干部、边防民警支队抽出2人组成调查工作组，配合当地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共14人扮成外流群众，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梧桐山进行摸底。

经过一天一夜调查发现：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人约达400人。第一批到达的有300多人，绝大部分是惠阳县淡水地区人。他们说，从淡水到达梧桐山已经过了3个晚上，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到下午6时多，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两批人从横岗方向上山，这两批人共100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阳、广州等地人外，其余大部分是海陆丰、潮州等地人。他们走了几天路才来到梧桐山，准备在当晚越过新界去……

调查组最后形成的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粤调万名官兵 协助遣返工作

  文件披露，到港群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1962年5月6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无望，一批长期「住」在深圳戏院门口的群众干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算了。」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人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广东省委组织遣返

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群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

  逃港潮回溯

上世纪50至70年代期间，中国内地曾因爆发难民潮，大批内地人士涌入本港。逃港潮大致上可分为四波：

第一波：国共内战时期，大批民众因逃避战祸涌入香港。

第二波：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少地主、厂家和国民党人士逃往香港。

第三波：1959年至1961年，因中国内地出现饥荒，导致民众逃港。

第四波：文革期间亦有一大批内地百姓涌入香港。

香港人口在这几十年间，由60多万增加至550万，其中接近85%人口是从第二波移民潮开始来港的内地居民，或这批移民在港出生的后代。

新闻背景：「抵垒政策」吸引大量劳工

  港英政府年代，曾采取「抵垒政策」（Touch Base Policy），针对大陆来的偷渡客政策规定，偷渡者如果成功抵达市区，就不会被遣返，并获发身份证。该政策始于1962年，那时内地发生饥荒，5月初，突然有数以万计内地人，在新界各个边区涌进香港。港府派出的军警，起初并没有大肆堵截，还派面包给他们吃，协助他们在粉岭、上水登上往九龙的火车。港府当时「欢迎」他们的目的，是基于这些人能翻山越岭而来，多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人，而本港的轻工业开始起飞，工厂需要大量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新移民有助降低工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