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当年如何操控的上海市委写作组
何亮亮：文学刊物如今在中国可以说是不太景气，虽然还有人看，当然更有人编，也有人写，但是总的来看它的市场的比较小。因为年轻人，年轻人很多还是喜欢文学的，但是他们更多的是通过网络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是您知道不知道在中国也就是在三四十年前，具体的来说在1973年，在当时的中国文革期间，全国只有一本文学刊物这就是上学出版的《朝霞》，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就是当年《朝霞》的主编写的一本回忆录。
这本书就是叫做《生逢其时》，它的副题是“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中主编的回忆录”，它的作者叫做陈冀德，就是我们封面上看到的这位女性。那么陈冀德，出版是由香港的时代国际出版公司出版的。因为这一类跟文革有关的回忆录，基本上它只能在香港出版，在中国内地如果可以出版的话，大概有很多的限制。
那么陈翼德她实际上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成员，但是她具体的分工就是当时开始研究要出版的文学刊物，她是刊物的主编。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她提到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在应该是1976年，1975年、1976年的时候当时我还记得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在济南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当时要做一个鲁迅著作的注释的这样一个工作会议。
那么全国各地去出席这个会议，各省的宣传部长，那么上海是由陈翼德作为代表出席的，这有一个怪事，当时全国各地的各省都已经有自己的宣传部，只有上海市委是没有宣传部的。但是没有宣布部就派了这位陈翼德去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她的身份实际上略相当于上海市委的宣布部，因为上海没有宣布部长。所以给她一个衔头就是上海写作组的文艺组的组长，但是文艺组的一个组长她可以跟各省省委的宣传部长可以平起平坐，那么由此可以看出上海的地位。
其实在文革中上海一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全国各地没有写作组的，惟有上海市委的写作组在文革期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引人注目。那么实际上在文革之前，毛泽东就开始利用上海，就是利用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为文革来造舆论。那么在文革期间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遥控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而且这个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客观来说，他们的战斗力是很强的。
写作班子这些很有名的笔名像罗思鼎，石一哥等等，那么我想这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是记住的。那么这本书就陈翼德在写作班子的里面她不是最有名的，因为写作班子里比较有名的像这个朱永嘉，像这个王成龙等等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当然还有他们的上司上级徐景贤，人称徐老三，那么陈翼德是非分工，就是管《朝霞》的出版的。
那么《朝霞》出版的背景为什么今天还是值得重视和研究呢？我们知道在1973年之前，就1966年文革大革命，文革开始之后，全中国各地的所有的文艺的刊物，甚至所有的刊物都停刊了，整个中国大陆就真正的成为一个文化的沙漠，可能除了极少数科技的刊物还能够维持出版。那么像这个文艺社科类的刊物一本都没有。
所以1973年实际上是由当时这个王洪文，王洪文已经是当中共中央的副主席王洪文的大秘书叫做萧木，由萧木提议的，他认为上海可以办一本文艺的刊物，文学刊物，那么这本《朝霞》就因此产生了，而陈冀德就担任了《朝霞》的主编。
王洪文、王秀珍与张春桥之间的矛盾
这本书里面，陈翼德当时自己经历的一个回顾，她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那么重点还是写《朝霞》这本刊物。那么其中作为附录的有她当年被审查之后，向上级写的一些申诉性等等，那么其中还附录了一个就是谢永，我们知道谢永是很有名的自由派的一位学者，现在在厦门大学任教，他写过一篇关于《朝霞》的研究的文章，也作为附录放在后面。
因为里面也提到了一些事实，就是1976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文坛成名的这些作家，其实他们的处女作就是发表在《朝霞》的，比方说大名鼎鼎的贾平凹，比方说这个现在香港的（陈延刚），还有像女作家黄蓓佳等等。那么可见《朝霞》这本杂志，它在文革的那种文化沙漠那种情况下，上海出版这样一种刊物，它其实对于中国各地的那些文学青年它是有很大的号召力的。
那么陈冀德她就否认了这个《朝霞》是阴谋文艺，因为你可以说《朝霞》它是完全是为当时的这个意识形态，它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它本身不是阴谋的产物。恰恰相反，《朝霞》的这个诞生，《朝霞》的这个出版它还反映，之后还面临了当时这些掌权的文革派内部的斗争。比方说当时这个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曾经要查封《朝霞》，因为《朝霞》里面有两篇小说被认为是影射了“共总司”。
那么实际上“共总司”就是王洪文、王秀珍这批人他们跟张春桥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当张春桥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下令停止了封锁《朝霞》。所以你看这样一本文学刊物，一方面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它是为当时这个文革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它的这个在编辑出版的过程当中，却也折射出了当时这个像张春桥和这个“共总司”之间的这些人的一个矛盾。
那么作者本人我想她有她的信念，在她这本书里面你看不到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她对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这些人，她还是非常的，还是非常信仰的。但是看得出来作者还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即使在文革当中，她对于当时的一些奇怪的现象，对于那些荒诞的现象，她也是看不惯的，但是她没有从根本上去批判文化大革命，这可能是一种局限，但是我想这也是作者本人的一种信念。
一个人有一种信念，那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个信念，我想这个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坚持自己的信念。那么另外我想到的就是文革离现在已经是，结束已经也三十年了。文革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人和事实际上都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这个整理和研究。那么这个当事人比方说像这个陈冀德女士，她作为《朝霞》的主编，她写出的，其实有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除了刚才我说的上海的写作班，写作组这个现象之外，上海是当时全国唯一能够出版一些刊物，不仅是《朝霞》，也包括像这个《学习与批判》，也包括摘译，就是专门从外国摘译一些文艺作品，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一些文章来发表的，虽然是以内部发行的形式，但是对于当时处在饥渴状态的，包括像我那样的，当时还是个小工人，当我们看到这些刊物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这个还是觉得这些刊物本身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它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就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非常对文化的大革命，对文化的剿灭当中，但是它却传播了一些文化的信息，所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还是值得认真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当事者希望他们更多的都来写自己的回忆录，像这个朱永嘉，像萧木，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写回忆录，希望他们能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