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三次思想突变研究

一

 早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时，应当轻易谈转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60页）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指出：在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因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的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致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只有在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后，才能逐步实现私营工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否则，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曾把小生产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变革称之为“农业社会主义”。可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不是等到10~15年后再来过渡，而是从现在开始就要用10~15年时间来完成过渡。从此提前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改造。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变？

首先，从理论思维上看，一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设计不够周密。众所周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创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虽然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主张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纲领。但是，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渡是否需要或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对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思路与明确的答案。在40~5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主张有条件过渡的，这个条件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物质条件，即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二是思想条件，即从干部到群众都认识到了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了。可是后来毛泽东改变了这个想法，从“有条件过渡论”变为“无条件过渡论”；二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估计的盲目乐观。1952年后，毛泽东实际上主张，越早搞社会主义越好，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规律”^{[1]（P139-140）}事实上中国的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工业化，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刘少奇就认为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如果过早地把它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回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多搞几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就可以大大缩减。正是因为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模糊认识，才导致了日后提前过渡的问题；三是在对建国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实际上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研究的结果，而只是简单逻辑推理的产物。

其次，从对形势的判断来看，突然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对国内外形势作了不正确的判断。第一，对国家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矛盾的严重性做出了夸大化的估计。毛泽东认为，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农村小规模的农业必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小农经济无法满足大工业日益增长的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从世界发达国家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下这个结论似乎为时过早。农业的家庭经营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比集体经济有更大的生命力。尽管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第二，对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做出了夸大化的估计。合作化可以不费多大成本增加农副产品的供应，当时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合作化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农业生产在短期内是增了产，但是从长期看，不但没有增产，反而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再一次解放了农业生产力；第三，对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做出了夸大化的估计。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对合作化运动大唱赞歌。其实，农民中确实有合作化意向，但同时也有发家致富的意向，而且后者比前者更明显。第四，对农村两极分化严重程度做出了夸大化的判断。毛泽东同志认为，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严重趋势，革命的胜利果实又有重新失去的可能性。只有赶快组织起来，才能防止农村中业已出现的两极分化，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事实上，当时的两极分化并非到了十分紧迫的程度，至多是露出了一点苗头。高明的领导者当然应该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但也不能草木皆兵，见到风就是雨，而要把握好最佳时机。毛泽东把先富与后富的差别混同于两极分化，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同步富裕。从当时农村情况来看，所谓的两极分化，主要指的就是农村中一部分人要发展农业生产，带头发家致富的倾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富农经济的问题。土地改革中我党曾发出过保护富农经济的文件。刘少奇与安子文就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的新富农等问题发表意见，认为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应该大大发展，最好占80%。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这正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含义。而毛泽东的忽视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无视农村实际，盲目求纯，过早消灭富农经济的做法，非但无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反，丧失了在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大好机遇。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土改中的事实表明行之有效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土改后未能坚持一段时间，对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某些不利的影响。”^{[2]（P142）}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分人正是农村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应该大大地鼓励，而不应该看成洪水猛兽。至于一小部分人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与问题，党和政府应该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比如提供无息贷款，建立生产发展基金等。但不能用劫富济贫的办法，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第五、对国际环境的有利因素做出了夸大了的估计，毛泽东判断当时的国际形势是 “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提前搞社会主义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实，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也有盲目乐观的问题。对于帝国主义集团的困难估计过了头，没有预计到资本主义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后又起死回生了，说明其生产关系仍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而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是气息淹淹，日薄西山了；对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估计过了头，没有看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到50年代中期后我们才发现了问题，中国的“三大改造”木已成舟；第六、对苏联援助的重要性做出了夸大化的估计。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则对我采取了积极援助的政策。不过，当时的斯大林对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还不太了解，心存顾虑，怀疑中国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提前过渡也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其实，中国何时搞社会主义，只能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决定，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成熟的程度来决定。

再次，从对党的组织原则的理解与执行来看，50年代初的思想转变，并不是先经过一定时期的酝酿，局部的试点基础上开展的，而是一哄而起，大干快上，或者说大批判开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已经开始取代中央的集体领导。虽然从形式上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与贯彻都是经过了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但实质上却是个人意志的产物。50年代初的思想转变，本来应该从容讨论，仔细论证。但是，毛泽东采取了过火的态度，狠批了邓子恢的“小脚女人”，“蜗牛爬行”，无限上纲，上升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使得人们不敢讲话，只有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反应过火还表现在对三大改造的“一刀切”上，不管条件成熟与否，一律限期完成，看起来是群众要求，实际上是领导意志。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批判“农业社会主义”观点的否定，并不是民主讨论的结果，而是权力意志的产物。因为刘少的观点正是毛泽东自己曾经主张的东西。后来对邓子恢“小脚女人”的批判，更不是民主基础上的讨论决定，而是政治高压下的强制。

二

在50年代中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以此为契机，在1957年发起了一场全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一个个“小匈亚利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场整风运动采取了“开门整风”的形式，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武器，发动党内外群众给党提意见。可是，整风运动到了夏季，毛泽东同志突然改变原先部署，把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转向为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毛泽东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突变即将发生。导致毛泽东思想变化的原因当然也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因素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理论上看，50年代中叶的反右派斗争，其理论依据是关于正确区分与处理两类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本意是想要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当时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普遍认为，通过整风，可以帮助党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股不正之风，让群众有一条提意见与情绪宣泄的渠道，可以避免党群关系的过分紧张，既有利于党的执政，更有利于减少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带来的冲击波。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问题在于毛泽东指导整风的理论即两类矛盾理论有误区，一是在于对新旧社会的阶级斗争没有做出质的区别，仅仅是作了量的区分。二是这种区分缺乏法制依据，仅凭当事人的政治态度和领导人的主观判断来确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两类矛盾之间区分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的。三是即使是敌我矛盾的处理，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把政治上的斗争与人权上的剥夺混为一谈，为阶级斗争夸大化埋下了祸根。今天看来，即便是敌人，我们也只能剥夺其政治权利，而不能随意剥夺其人格权利。

其次，就形势的判断而言，一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认识过于悲观。当时的国际形势确实比较险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趁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机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国际间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与激烈。但我们对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认识过于悲观。其实，这些事件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便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毛泽东对匈亚利事件的性质判断有失误，片面地把它看成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与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显然调子不同，刘的报告更多是从执政党自身查找原因。二是对于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意见，应该有一个总体的估计，把这些意见分成三大类，一类是正确的意见，对于我们改进工作，改良作风，改善党群关系大有裨益；一类是不太正确的意见，出发点不坏，但有些意见与事实有出入，或评价不太恰当；一类是少数意见不但不正确，而且别有用心，属于攻击污蔑的范畴。本来1957年上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只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毛泽东同志却把它看成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二是对于事情性质的判断也有严重失误，本来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按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执政党可以从中取得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把它看成了阶级斗争，是国际上反共逆流在国内的反映，其实是一种过敏的反映，采取了非光明正大的“引蛇出洞”是错误，沿袭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更是错上加错，不但伤害了大量的无辜，堵塞了正常的言路，而且混淆了是非，混淆了矛盾，败坏了党风与社会风气。更有甚者，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三是对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四大”的无序状态下，在少数人的挑动下，肆意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对于这些问题，党中央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以正视听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由此发生逆转，借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

从组织制度的层面上加以审视，50年代中叶的反右派斗争，依然没有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而是领导者个别密谋，然后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并没有经过中央领导集体的慎重讨论，而由毛泽东运筹惟幄，指挥若定。

三

50年代后期的庐山会议，党中央的原先决策是继续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确定的反“左”思路，继续纠正“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毛泽东同志刚上庐山时确定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小，前途光明”的会议基调。但着眼点在查找问题，解决矛盾。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带来了反“左”材料，连“左派”领袖柯庆施也不例外。可是1957年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的一封信，却引来了毛泽东同志思想上的又一次突变，反“左”一下子变成了反右，纠正“大跃进”错误变成了高举“大跃进”红旗，“神仙会”一下子成了风声鹤戾、草木皆兵的阶级斗争会，其变化之速、之巨，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从理论上看，50年代后期的庐山会议风波，其理论依据是毛泽东的“乌托邦  ”思想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情结，他早年时候就向往的一种大同境界。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就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在长沙的岳麓山组织过“新村”。试验虽然失败，但是毛泽东同志并不认为其不可能，而是认为其权力与能量还不够大。革命胜利后，条件更加具备，所以必须把早年的梦想付诸实施，而且坚信其必然成功。他要排除万难加以推行；而当自已的空想不能实现时，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就反映到了自己的头脑。所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当成了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提出了“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3]（P250）}的错误论断。

从形势的判断与分析上看，毛泽东对“大跃进”做出了盲目乐观的估计，他说“大跃进”的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并且这“一个指头”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可以而且应该继续“跃进”。他在1959年6月写的《到韶山》诗中热情讴歌当时的农村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哪里是调查研究，分明是衣锦还乡。带着这种乐观心情去纠正“大跃进”错误只能是应付性质的，而不可能是真心实意的。庐山会议风波，毛泽东首先是对苏联赫鲁晓夫对于中国“大跃进”批评的强烈不满的本能反应，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要对全世界作战。”^{[4]（P625）}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同志对赫鲁晓夫已经心存芥蒂，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不断扩大，毛泽东同志对赫鲁晓夫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逐渐把苏联领导人当成了潜在的敌人。毛泽东一贯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既然赫鲁晓夫反对，正好证明我们的正确。中国本来就要走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现在正好是一个契机。毛泽东又对彭德怀的信看得过于严重，上升为两条路线斗争，把一封再平常不过的私人通信看成是“下战书”。

从体制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同志这次思想突变并没有与中央领导集体讨论，而是自己定下调子，让别人跟着转弯。有些领导人因为一时转不过弯来，毛泽东就以“重回井冈山打游击战”相威胁，迫使中央表态同意批彭。因为“大跃进”的失误和建国以来其他的一些工作失误，导致了领袖威信在相当程度上的损害，所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对于来自党内不同意见的挑战已经十分多疑与敏感，尤其是对于劳苦功高之辈，如彭德怀。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欣赏乃至鼓励过去竭力反对的个人崇拜。他认为这是维护领导权威的一种需要，当然，维护权威也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自己的理想，与一般意义上的争权夺利不同。

四

总结研究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的三次思想突变，可以给我们提供如下启迪：第一，执政党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主观愿望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次思想变化虽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一定根据的，但这种根据往往显得很不充分，带有浓厚的主观唯意志论的色彩。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思想的指南。理论上的失误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失误，而思想上的失误又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挫折。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次思想突变，追根溯源，都与当时对某些理论观点的不正确指导有关 ；第二，必须对形势做出恰如其分的估计，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就在于对当时的形势都作了夸大化的估计，首先是定量有误，或者是夸大了对群众积极性的估计，或者是夸大了对敌情的估计，或者是夸大了对成绩的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对客观情况做出了不实事求是的分析；继而是定性失误，混淆了矛盾的性质，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反映，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更有甚者，又在不正确估计的基础上做出了过火的反应；第三，必须冷静地对待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的三次思想变化中，都是对外部情况做出了过火与过激的反应，无论是运动群众人为地加速“三大改造”，还是对于整风运动中听到不同意见的过敏反应，抑或是在庐山会议中对于稍许尖锐一点的呼声，没有采取冷静地分析，有节制地行动，而是简单粗暴；第四，必须切实地贯彻执行好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它可以保证我们党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发现与纠正错误也比较容易。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结果，滥用了个人威信与党的威望。很多时候是毛泽东同志个人做出重大决策的改变，党中央领导集体还蒙在鼓里，事后不得不加以追认，三次转变都带了突然性，随意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个人的意见先在党内讨论，取得一致后再对外宣布，共同执行。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应该允许存在，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50年代毛泽东的三次思想突变，从组织原则上来检讨，都是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的，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合作化时是个人提出，众人慢慢接受；反右派时是个人决策，大家跟着转变；反右倾时是个人乾坤独转，大家不得不服从。从组织制度来说，也跟1943年起党内的规定不当有关，即党中央意见不统一时，由中央主席最后决定。这实际上已经把个人的权威摆在了中央集体之上了。党的七大重申了这条规定，虽然毛泽东很长时期没有轻易行使否决权，但不行使不等于说不会行使，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就频繁地使用了他的否决权。

————————————————————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C]，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

[3]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记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