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大鸣大放”

一、“鸣放”的始作俑者

“大鸣大放”（或“大鸣”、“大放”），是1957年春夏，共和国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新出现又风靡一时的政治语汇。

先看看这个语汇的“来龙”。“大鸣大放”中的“鸣”与“放”，本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写或简称（这倒不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下文将引毛泽东的话来证实）。“百家争鸣”，是在1953年陈伯达请示“历史研究中出现争论该如何处置”时，身为最高领袖毛泽东所表示的一种学术主张。“百花齐放”则更早。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梅兰芳请毛泽东为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整体表述，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施行的一条方针，也是由毛泽东提出的。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表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继在5月2日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就此作了宣布。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指定（对外声称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邀请），代表党中央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向党内外知识界千余人作了阐述报告。讲稿经毛泽东6月8日审定后，6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向海内外公布了这一方针。日后世人称之为“双百方针”。

以上简略过程表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鸣”、“放”--“大鸣大放”，三者一脉相承又都源出于毛泽东。它们同是一个目的涵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鼓励人们自由思想，独立思考，大胆讲话，放手创作，从而促进科学、文艺的发展与繁荣。只不过，在地域、领域、对象的规模上，内容的范围上，气势与力度上，后者要“大”些而已。

二、“大”字的发明者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第13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一开头就重复四天前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说：“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形式。” 稍后，话锋陡转：“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字，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2）

一会“群众创造”，一会“右派发明”，究竟怎么一回事？

据一些史料记载，“大字报”、“大辩论”，是1957年5月19日起，由北京大学一些学生首先搞起来的。这算得上真格的“群众创造”。那“大鸣”、“大放”又是否“右派发明”的呢？

还得从事实着手。请看毛泽东此前讲过的一些话。

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说：“‘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是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3）

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对会议提出，由中宣部汇集的33个问题提纲中，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批注是“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4）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他也并未表示绝对不准就党的政策进行“鸣放”，而是说“……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5）

3月17日，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

3月20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又说：“不但纯粹的科学问题上，而且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6）

4月30日，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7）

以上所云，“鸣”、“放”的内容范围，十分显然地都“涉及政治”，都突破了“限于文艺、学术”的框框。可见，毛泽东1957年10月13日的这番谈话，勿论作为命题，或界定，或限制，都跟自己此前不久如上所列的一些谈话相抵触，陷于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既然把“放”提到“领导我们国家的方针”这个高度上来，既然把“放”、“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既然“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也可让人“自由说话”；那么， “鸣”起来，“放”起来，其内容范围又怎能不“大”呢！

何况，整风所要整掉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既深且广的政治课题。按照5月1日《人民日报》刊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参与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知”的内容范围，当然绝不仅仅“限于文艺、学术”。绕开、回避、限制对“三害”这个政治课题去“鸣”，去“放”，那所谓“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岂非言不及“义”；共产党提出、部署整风，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动员与“游说”的行为及其内容，岂不更陷于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困境。

综上，可以归结两点。一、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提出的大前提，没有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党内外一起，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这个背景、条件，就不可能有“鸣”、“放”之说，更不会出现“大鸣大放”。二、“涉及政治”，主张“什么问题都要鸣放”的，正是毛泽东自己；由此而酿成“鸣放” 的“大”，全得力于毛泽东。据此，“大”字的“发明”者非毛泽东莫属；“大鸣大放”的决定权、主动权、控制权，也全都在毛泽东一手掌握之中。全体共和国公民，广大革命干部，当时1272万名中共党员，500万大、小知识分子，以及后来因响应党中央、毛泽东号召而“大鸣大放”致被打成“右派”的，全都是奉命而为的受动者，受害者。

三、“大鸣大放”的鼓吹者

谁鼓吹“大鸣大放”与谁发明“大”字，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应该说，弄清了“大”字的“发明者”，谁“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就已基本说明白了。可“发明”者毕竟不等于、一定是“鼓吹”者；尚需依据事实进一步弄清楚、弄透彻、弄准确。这是一个方面。

另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多年来流行一种论断：“大鸣大放”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共产党整风之机“鼓吹”起来的，党中央、毛泽东只是鉴于其“没有阶级性”而“接过手来，为我所用”罢了。

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权威性的说法有二。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双百方针”第一个向世人公布和阐释者陆定一，30年后的1986年5月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他的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中说：“……大鸣大放是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口号”，“大鸣大放不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把”大鸣大放“的口号接过手来，再加上大字报、大辩论，形成所谓‘四大’，成为反击右派分子的一种斗争形式。”（8）

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中央当时（笔者注：此指1957年5月16日党中央发出《指示》时）决定，对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它们发表，原样地在报纸上报导，在那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就是说，党从原来不主张‘大鸣’、‘大放’，改变为主张‘大鸣’、‘大放’，叫做从右派手中把这个武器接过来。”（9）

再深究一下，这两种说法都来自中共中央1981年6月《决议》：“……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

看起来，上下都“舆论一律”地认定“右派”在“鼓吹大鸣大放”，该是铁板钉钉了。

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不容否认，党中央在整风《指示》中和毛泽东此前多次讲过，整风采用“和风细雨”、“小民主”即“小鸣小放”的方法。而正式整风前后，又确实出现了主张“大鸣大放”的言论。其特征是党内党外，混杂交织。以下，仅就当时报刊公开布露的举其要。

文化部部长茅盾，在1957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陈其通等人阻碍“鸣”、“放”，指出：“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4月22日《人民日报》又报导了他在一个座谈会上，针对一些人顾虑重重，只“迎风户半开”时说：“我看还是先大开了再说”。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4月9日在回答《文汇报》记者时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对鸣放实际起到一种障碍作用”。22日在一个座谈会上讲：“现在不是要小放，要大放。”5月15日，他在接见日本戏剧访华团时说：“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人民可以宣传社会主义，也可以批评社会主义；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

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4月10日社论《继续放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指出：“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于是各地报纸，闻风而动，社论标题，醒人眼目。--

4月13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我们赞成“放”》，4月21日又发社论《只能“放”，不能“收”》。4月23日江苏《新华日报》社论《大胆放，好得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4月20日在北京宣传工作会议上讲：“怕鸣放的人是怯懦的人，是没本事的人。我们欢迎齐放，欢迎争鸣。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得不够，鸣得不够，要放手放，放手鸣。”

1937年就已入党的历史学家翦伯赞，4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说：“……我的看法，主要是放得不够。”是有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现在还是不敢大放，甚至不敢小放、小小放。”知识分子“鸣不鸣要看放不放，鸣到什么程度，要看放到什么程度。有人说，‘我们是大放则大鸣，小放则小鸣，不放则不鸣。’……”。

5月5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省委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汉地区最近放了一点，但很不够；鸣了一些，但不起劲。为何放不开，鸣不起来？有人说党群之间隔着一堵墙，……不管是什么，都要打倒它。”

5月11日，毛泽东的“好学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2700余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这次会议标志着上海整风运动开始。一些党员的缺点、错误，是与上海市委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上海党在整风中要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五个方面来进行检查。检查要从科长以上负责干部开始，特别要从上海市委开始。整风时间至少半年，办法是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边处理，目前应该坚决地放，大胆地放，……”

5月17日，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在重庆市向4000多名干部讲话，要求大家打破“五怕”思想，“党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胆放，大胆鸣，用不着顾虑什么。”

5月18日-19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共听取了教授们13个小时多的意见。他表示“今天没有谁是旧知识分子。”他要求教授们“打消一切顾虑，大胆讲话。”

5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鸣放座谈会。当李景汉教授说到有人主张要“收”时，副校长胡锡奎立刻插话：“要大放、大鸣的”。

1957年3月19日的《文汇报》刊载“本报北京18日专电”：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就有关当前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在谈及“双百方针”贯彻情况时，他说：“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基本原因还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

4月10日《光明日报》刊发了题为《为“放”而争》的报导，其中写道：“要放就应该大放，做到无所不放，才能真正放得开。”

4月18日《文汇报》报导：“4月16日柯庆施传达毛主席讲话后，有的认为可以‘大胆说话’了，有的认为‘大胆放’，‘大胆鸣’非常正确。”

4月下旬期间，《解放日报》总编杨永直说：“今后要发扬民主作风，鼓励不同意见在报上发表。”《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说：“新民晚报今后要做到有花必放，知过必改，不怕毒草，力求放鲜花。”并撰杂文《没有圈圈》，说大鸣大放不该有范围，而且反对划范围。经济学家沈志远，在《争鸣》月刊主办的一个座谈会上说： “对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体会是一个放字，就是大胆放手，全面放开。”

4月25日，《文汇报》载张申府《发扬五四精神：“放”》中说：“对于人们内部的百家争鸣，最好不要提什么限制，……一定要接受这些主义的领导，那就不是一棍子打回去，也必然是流于形式”。

5月下旬，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在《广场发刊词》中说：“大放大鸣，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

《新民报》5月20日杭州专电《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跟上海的大放大鸣情况相反，浙江的鸣放，至今还没有多大动静。”

以上种种，又都来自毛泽东的呼风唤雨。

1、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曾声称：“……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是对立的。”但是，“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10）

2、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面向党内外1800多人，用了四个多钟头纵谈“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开明，开放，开朗，雍容大度，谈笑风生，令与会者和会后听录音者激动，欢欣不已。会上，讲到了斯大林专横暴虐、杀害亲密战友的罪行及受迫害、被清洗者的具体数字，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了陈其通等人《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是阻碍鸣放，同时对该文发表之后《人民日报》不表态，也提出了严厉批评；肯定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大胆向官僚主义开火起了带头作用；会上还谈到“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由于党的工作人员的宗派主义造成的，“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3、如果说2月最高国务会议是毛鼓吹、鼓动鸣放的话，那么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毛在作蛊惑人心的煽动了。他说：“……不要怕向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事业，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11）

4、3月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与新闻工作者座谈时，当着徐铸成的面，肯定“文汇报办得好”。还肯定对电影的辩论，批评“电影局开门不够。”（12）

5、从3月17日起，毛泽东当起了“游说先生”，在天津、济南、上海，一路鼓吹。对“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鼓励人们“自由说话”。（第一部分中已详及，此略）

6、4月10日，毛泽东特意接见《人民日报》当天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执笔者王若水，并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封锁消息，不发社论。说他由“书生办报”滑到“死人办报，”跟中央对抗，唱反调，并含沙射影：“里面有鬼”。由是派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兼《人民日报》社长，指令胡乔木坐镇《人民日报》。从此，摘引毛泽东在2、3月两个会议上的讲话原话，连续发表6篇社论，为“大鸣大放”鸣锣开道。

7、4月20日，亲笔写信给袁水拍，肯定、鼓励他的政治讽刺诗《摇头》“写得好，”“你应该多写些”。（13）这是继肯定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之后，又一次鼓励人们大胆、放手向官僚主义开火。

8、4月30日，当面“请”各位民主人士对教育、卫生等部门“认真开火，切实攻一下”。据李维汉后来说：毛的谈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积极性。”（14）

综上，可以归结四点：

（一）、“鼓吹所谓大鸣大放”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彭真、周扬这些党的高级领导人也好，茅盾、翦伯赞这些“正红色”知识分子也好，张申府、沈志远这些民主人士也好，赵超构这些老报人、大知识分子也好，张元勋这些年轻的小知识分子也好，《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 也好，他（它）们之所以提出“大胆放”，“放手鸣”，不也全都是听了毛的话，遵照了毛的指示，响应了毛的号召，受到了毛的鼓励和感召，或者奉命而为，推波助澜；或者是直率地表露自己的心声。

（二）、把“大鸣大放”归罪于“右派鼓吹”，这不符合史实，是推委责任，嫁祸于人。毛泽东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为题讲：“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不如急风暴雨。”（15）此话是借《鸟昼啼》而发挥。这里的“他们”，是指杂文《鸟昼啼》作者为代表的“右派们”。这似乎是抓住现场案犯了。可老人家有些健忘，且疏于时间查证。《鸟昼啼》这篇杂文（作者徐仲年）刊于1957年6月18日《文汇报》，此时已经正式“反击右派”整整过去10天了，不存在再需要“右派”来鼓吹“大鸣大放”的条件和必要了，而事实上毛已于6月6日就把“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写进了中央《指示》。在“混战一场”的情势下，让“右派”承担全部责任，起码有失公平、公允、公正，太不实事求是了。

（三）、纵然有“极少数人”鼓吹“大鸣大放”，那末：1、没有别具用心的呼风唤雨，这“毛毛细雨”能酿成“急风暴雨”吗？2、政治上一贯敏锐、警惕性很高，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连舒芜一篇《说“难免”》都主张应及时组织文章予以批评，何以对跟党中央整风方针（小民主、和风细雨）“唱对台戏”者（鼓吹“大鸣大放”，主张急风暴雨）竟然如此宽容纵容？这不恰好证明“大鸣大放”投合毛泽东的胃口与潜在意图，正是其所“希望”和“预料”到的既定谋略。

（四）、毛泽东认为，“大鸣大放”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之所以“不适当地支持”，“接过手来，为我所用”，乃因了“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用是用了，用来“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利则利矣，“打”出了至今也没弄清楚、搞确实究竟有多少万 “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现行或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装在档案袋里被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一个受各族人民无限崇敬与拥戴的领袖，竟然出此封建帝王、资产阶级政客才使用的“阳谋”，岂不有悖党性，有违无产阶级政治家光明磊落的基本原则，有损党和领袖伟大形象，有失党心、民心，有误我中华千秋大业！

四、“大鸣大放”的肯定与提倡者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紧接着，他又以共和国主席身分，在10月13日第13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大鸣大放有利，或是小鸣小放利？……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它，“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16）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大鸣大放”，是因为此时已有6.2万多人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尽管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尚未出台）。据八届三中全会摸底估计，全国约有15万名“右派”。（17）（后来更是大大超过此数）总之，运用“大鸣大放”攻击“右派”，成功了，胜利了！

无怪乎，毛泽东在说这番话之前的1957年6月6日，就已把“大鸣大放”写进了由他起草的党中央《指示》中：“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方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整风，请即抓紧进行。”时隔一天，6月8日又把“大鸣大放”写进由他撰稿的党中央《指示》里：“省市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7月，在中央青岛会议上，毛泽东更明确地把“大鸣大放”列为整风“四个阶段”之首。

何以对“大鸣大放”如此青睐？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地透露过他的心机。

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说：“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又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18）原本旨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思想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变质，变味了！也让潜在意图露出“庐山真面目”了！一“鸣”一“放”，什么都出来了；如再“大鸣”、“大放”，岂不效果更尽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此会一完，毛接连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而后又马不停蹄地到处“游说”，大力动员“鸣”“放”，要人们“放手”、“大胆地”向党开展的整风提意见。

5月15日，在毛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19）既已“料到”，又寄“希望”，你焉能不往“阳谋”圈套里钻。

6月8日，在由毛泽东起草的党中央《指示》里，更是对“大鸣大放”如何运作予以具体部署：“要组织每个党派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20）

按照毛泽东“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21）的理会，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思想自由开展的“鸣”、“放”，自然也可作为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手段。让你“畅所欲言”，“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伺机“除掉它，灭掉它”。

1957年7月1日，在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毛泽东就说得更露骨，更彻底了：“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从而聚集能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22）

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把“大鸣大放”作为整风--反右谋略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力掀起，“巧妙推动”，使得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都无限拥戴与热爱、且善良而天真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们，被推进灾难深渊，最后以上百万人被驱入“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中，从而宣告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保持历史完整性，有必要说几句后话。

“反右胜利”后，毛泽东对“大鸣大放”使劲推广。既把它写入《工作方法六十条》，连“除四害”、“计划生育”也主张在全国“大鸣大放”一番。1966年，更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有力武器。为了像《论语》、《廿四史》那样“传下去”，1974年嘱示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把“大鸣”、“大放”连同“大辩论”、“大字报”--通称“四大”--写进了共和国《宪法》。

历史毕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历史也是最公正的裁判。当共和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时，对“大鸣大放”也就有了新的评价。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四大’，并不能发扬民主，而只能妨害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并且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妨害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邓小平后来也说“‘四大’从来没有产生过积极的作用。”（23）1982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根据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才又从《宪法》中取消了“四大”条文。这下，曾经产生混乱，带来血泪，衍化重重灾难的“大鸣”“大放”，以及“大辩论、大字报”，真正称得上是“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5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85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78、279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411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5页

6、连同3月17日天津谈话，均转引自胡平《禅机》（上）167-168页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813页

8、《新华文摘》1986年7月号2页

9、该书35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55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80页

1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80页

13、《毛泽东书信选集》524页

1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83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45-44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67、481页

17、蒋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下卷619-620页

18-2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85、333.427、432、368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