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追忆变革的中国

在“四五”运动时，身份证尚未诞生，有关部门如何锁定非法散步者？不要着急，积极分子们自然会抄下散步者的自行车车牌，供专政机关按图

尽管《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大兵压境，我依然顶风作案。在打折书店，我经常会有一些“艳遇”。

比如，何文辉女士的《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我想全价购买而不得，一进打折书店，却发现它在丛中笑。再比如，李晓斌先生的《变革在中国》（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12月），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出版。李晓斌的代表作是《上访者》，那个身穿破烂棉衣、胸挂毛主席像章的上访者为他带来许多名声，也掩盖了他的更多成就。

李晓斌手边有20万张底片，他以一己之力保存了一部影像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变革在中国》仅收入了1976至1986年间的100多幅照片，不及其千分之一，但已足以让我流连忘返。书中收有更多的上访者照片，其中一张是在1978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两周年，一些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那些人手中拿着花朵，看着他们的面孔，我不禁庆幸他们赶上了好时光。

书中收有李晓斌和丁东两位先生的对话，贡献了很多耐人寻味的陈年谷子烂芝麻。在“四五”运动时，身份证尚未诞生，有关部门如何锁定非法散步者？不要着急，积极分子们自然会抄下散步者的自行车车牌，供专政机关按图索骥。李晓斌也被抄了车牌，幸亏公安人员认识他，没有大义灭亲，而是法外容情，放过了他，也在无意中放过很多见证历史的照片。

2010年1月11日《南都周刊》的封面报道是“拆迁荒诞剧”：“因为拆迁，原来的信访办主任走上了漫长而无望的上访道路；因为拆迁，原来的拆迁队长应聘为职业‘钉子户’；因为拆迁，现任的法官摇身成为了告状人。这种连最天才的编剧也未必编造得出的角色转换，将拆迁这部大戏，从正剧变成了荒诞剧。”这种荒诞剧历史悠久。1998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专题片，准备使用《上访者》，但片子需要经过17个部委审查。编导们担心通不过，没想到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率先支持，原来他的父亲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和弟弟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是上访一族。

书中称，白克明的父亲曾任河北省委书记。查阅白克明父亲白坚的简历，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没有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经历。倒是白克明后来先后担任海南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并且在接受采访时对上访户“口下留情”。

在《变革在中国》里，可以看到恍如隔世的“西单民主墙”“星星画展”，但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微观变革，比如风起于服装、发型、饮食之末时的景象。即使是历史的关键时刻，李晓斌也是从日常生活入手。比如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拍摄的是一位公交车上的拍摄者。摄影者和被摄影者形成互文关系，公众从被记录者转变为记录者。

我同时买了一本打折的《追忆瞬间》（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作者李振盛先生的代表作是《虔诚者》。如果把《上访者》和《虔诚者》放在一起，会相看两不厌。《追忆瞬间》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李振盛拍摄的“文化大革命”照片非常重要，但我对他的文字不敢恭维，甚至读后产生副作用。1979年，黑龙江省宾县煤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王守信因为私设近50万元“小金库”，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先是公审判决，然后执行死刑。在“处决王守信刑场目击记”文中，李振盛这样写道——

“为了能够拍到王守信最后时刻的面部表情，我先从她身前一米左右的地方假装若无其事地横向走过去，边走边调照相机的焦点距离。走过去之后随即转身，以同样的步伐往回走，当走到她面前时，我突然蹲下来，迅速取景并按动快门。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在瞬间之内完成的。就这样，在王守信尚未反应过来的片刻之间，我顺利地抓拍了一张王守信木然地跪在那里，眼睛无神地看着相机镜头的特写照片。

“在枪响的一瞬间，我也按下了相机的快门，拍到一张难得的照片：王守信的头部被子弹击穿，脑浆迸裂，冒出来的热气与寒冷的空气相接触，立刻就在她的头顶上方凝成了一团白色的气雾。”

李振盛把王守信视为罪大恶极的反面典型，称她是“在看押期间仍旧不思悔改的贪污犯”。当王守信表示不服判决，李振盛这样写道：“观众席上的群众表情严肃，厌恶地看着她在场内拙劣的表演。”在网上的博客中，李振盛对王守信的评价更为模棱两可一点，他透露，胡耀邦曾希望不要急于杀人，先将此案调查清楚再说，但是王守信还是被从重从快地枪毙。两个版本的差异，不知是否因为尺度不同。

王晓渔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