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非：被出卖的命运——我的父亲舒芜

1983年1月底的一天，贾植芳夫妇由他的学生李辉先生陪同，上门拜访我的父亲舒芜，当时我家住在北京崇文门外豆谷胡同。父亲热情地招待他们并留他们在家吃了午饭。我在与李辉先生的聊天中得知，我家胡同口的那幢小楼原来就是当时的北京出版社所在地。小楼的正门开在另一条胡同，门口也不见有牌子，不大的院子里摆着一些盆花，整洁干净。我经过那里时曾不止一次地猜测过那是什么地方。李先生的话使我的好奇有了答案，也使我在不经意中记住了李辉这个名字。

没想到，二十年后一场乌龙竟由这次拜会而起。2002年、2003年、2004年，分别有人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谈到1983年（另一说是1984年）在上海（另一说在北京）舒芜怎么上门拜会贾植芳，贾植芳怎么拒不相认、连门都没让舒芜进、手都不和舒芜握，甚至还出现了一句贾氏名言：“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这几种不同的说法虽然在时间、地点、细节上差别很大，但“拒不相认”这个主要情节却一致相同。2004年，李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从舒芜与贾植芳的见面谈起》[1]证明有“贾拒认舒”这件事，理由是他听贾植芳说有。

2005年1月，父亲写了一篇《贾拒认舒版本考》[2]，用切实的证据证明了“贾拒认舒”的子虚乌有。

这件事并不关乎记忆，却能透视人心。觉得有趣，记下来，以此作为本文的开篇。

一、被出卖

1952年，舒芜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论主观》作检讨。有人把这称为“反戈一击”。1988年李辉先生在他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3]一书中把“舒芜反戈一击”作为第五章的标题。2004年，李辉先生在本文开篇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又一次强调说，他把舒芜1952年的“反戈一击”，看作是比1955年提供胡风信件更为严重的事件。

李先生说得这么严重，连“1955年提供胡风信件”——以前他们把这称为“告密”，此处李辉先生改而称“提供”——的事都列为其次，想来自有他的道理。

恰好我也想谈谈有关“反戈一击”的一些事，之后，我还要谈“告密”。

1943年，舒芜在路翎的介绍下认识了胡风。1944年2月，舒芜写成了《论主观》，在胡风的关注与指导下不断进行修改[4]。1945年1月，胡风将《论主观》发表在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并以主编的身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胡风在《编后记》中写道：《论主观》是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5]。

文章发表不久，就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批判。胡风不断督促舒芜“要加紧对这个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从1945年文章发表直到全国解放，胡风一直指导舒芜写“迎战”文章，并恨舒芜“迎战”无力[6]。

与此同时，就在《论主观》刚刚发表不久的1945年2月，胡风参加了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座谈会，“讨论《论主观》及‘客观主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等人”[7]。会上周恩来向胡风问起《论主观》之事，胡风当即明确表示，发表舒芜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总理一听就完全了解了胡风的态度，马上把问题放开了[8]。可在当时和以后，关于这次会议、关于会上围绕《论主观》所说的话，胡风不仅没有向舒芜透露一个字，反而不断鞭策着舒芜让他去对抗那些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批判、不断地去“迎战”——直到晚年，舒芜看到胡风自己写的材料，才确信胡风这种两面性的行为：“我顿悟到：事实本来就有两面，两面都是真的，就是说，胡风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开会的场合，在周恩来面前，并当着茅盾、乔冠华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为引起批判的对象，也是真的。”[9]。

全国解放以后，胡风在舒芜面前作了180度大转变，又改口让舒芜对《论主观》作检讨。1950年3月29日，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写道：

应该接近老干部，从他们身上学习……

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

《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我想，印出来，平心静气地附一篇文章，加以注释，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这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 [10]。

胡风明确告诉舒芜，《论主观》是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要舒芜变被动为主动，该解释的解释，该作自我批判的作自我批判。尤其赞同舒芜关于暴露思想实际以改造思想的方法和体会，一直鼓励舒芜要按这种方式更深入下去，学习毛泽东思想。胡风的这些意见，对于当时的舒芜极其重要，具有指导性的意义[11]。

有意思的是，1996年，一位研究胡风文艺思想的青年学者，在京时就此征询梅志先生，却得到激烈的否定。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舒芜只好把1950年3月29日胡风这封信的复印件寄给这位青年[12]，此为后话。

解放初期，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赤诚与信任可谓空前绝后，舒芜也不例外，他把自己全部的虔诚奉献在工作与对自身的批判上。1950年，南宁刚刚解放。舒芜所在南宁师院迁桂林。舒芜被留下任命为广西省立南宁高中校长，并任南宁市人民政府委员，同时兼任南宁市中苏友协、广西省文联、广西省人大代表等多项社会职务[13]。舒芜按胡风所说，一方面全身投入工作，“多和老干部接触，理解这个时代”[14]，另一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索对《论主观》的检讨。

舒芜还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多次找胡风、路翎谈自己的检讨体会，把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将一切问题都摆在桌面上，从未有过什么要向他们保守秘密的想法与做法[15]。

1951年12月，鲁煤从北京到南宁参加“土改”，舒芜立即找鲁煤长谈，敞开心怀把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写好的检讨文章和盘托给鲁煤，当然也是请他转达给胡风。数日之后，鲁煤于12月28日给在京友人徐放、胡风各一信，给徐放的信也请他看完后转呈胡风，专门谈了自己的看法[16]。

1952年，舒芜写完对《论主观》作检讨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寄给了绿原。

绿原时任《长江日报》文艺组组长，曾向舒芜约稿，请舒芜写些谈文艺思想改造方面的文章，之后舒芜陆续写了一些思想和文艺问题方面的短论寄给绿原，发表在《长江日报》上[17]。这篇检讨文章，舒芜照样寄给了绿原。

这就是被李辉先生称为“反戈一击”的全过程。

解放前，舒芜在胡风的指挥下写文章迎击那些对《论主观》的批判。解放后，又按胡风教导写文章对《论主观》作自我批判，写作的过程随时向胡风他们汇报，成文后的审查与发表权交给了绿原。这种全程的听从与坦荡，所谓“反戈”，从何说起？

更令人困惑的是，1945年胡风就已在周恩来等党的高级领导人面前申明他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背地里出卖了舒芜。1952年舒芜公开发表文章检讨《论主观》的错误，胡风却又把这称为对他的背叛，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此指责舒芜“反戈一击”。此说之可笑自不待言，若非篡改了史实，怎么可能导致这种根本性的逻辑混乱？

当年，在南宁的鲁煤看过舒芜的检讨文章后给胡风的信中主要谈了自己的两点意见：

第一，舒芜写的检讨文章“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

第二，舒芜的这些转变都是他在解放两年来的实际工作中、在与党的领导人的接触中得来的，尽管有着某些不足，但却是无限珍贵的、完全应该得到肯定[18]。

鲁煤的信所表达的，是与那个时代同步的、原生态的感受，丝毫没有被岁月污染。这种判断才能真实地反映出舒芜及舒芜那篇检讨文章在历史中的原貌。

另外，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们也应该找来看看，看舒芜在那里都说了些什么，看舒芜是不是在用刀尖对着朋友。同时，还要看那个时期的报刊社论以及所有发表的同类文章，看看那时的历史背景、看看那时大家都在说什么、大家都在怎样说。

我的基本态度是：历史档案的公布要全面完整，才能对真相作出准确判断；还要把真相放到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考察，才不会得出简单化结论[19]。

这段话是李辉先生所说，刊载于2009年4月25日《广州日报》B10版的，放在这里，恰好适用。

有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上述鲁煤给胡风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所以，我也愿意把这能引起胡先生参考。

所谓参考，当然不是放弃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在有些方面，未必没有一些不全面的看法和做法。比如，他（舒芜——方非注）也谈到，胡先生应该工作，参加具体工作岗位，等等。

可以看出的，舒芜对胡风不是依附与听顺的，他能站在平等的、朋友的立场上审视胡风，敢于在胡风面前提出自己不同意见。舒芜是“胡风派”中少有的敢对胡风说“不”的角色。这一点，吴永平先生在《1948年，胡风拒纳舒芜诤言》[20]中有着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1945年——胡风43岁、舒芜23岁——这两个数字不禁使我联想到如今那些四处求职的青年学生，如果他们初入职场即碰到这样一个顶头上司，其命运又该如何？

其实，胡风对舒芜的弱点看得非常清楚。1952年胡风接到鲁煤那封从南宁发出谈舒芜检讨文章的信之后，即于1月7日回复鲁煤，信中说：

他容易钻进“逻辑”分析里去的思想方法，从现象采取观念从事分析，因而基本上脱离现实过程的思想方法，因而那积极性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血肉的。我们就觉得他带着浓厚的“五四遗老”的气味，反而是缺乏血肉的“主观战斗要求”的气味……现在，他反而向原来他那弱的一面浮去，把积极的东西丢掉了[21]。

简单说就是，无论当时写《论主观》还是现在作检讨，都有着空对空的毛病。晚年舒芜看到胡风对自己的这段评论，认为极深刻[22]。

如果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如果两个人都能保持在同一领域，那么即使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最后无法沟通，也都只是一场思想、文化、理论范畴内的论争。遗憾的是，世间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何况胡风还有着他自己更多的考虑。

二、被告密

1949年，新中国建立，胡风写出了组诗《时间开始了》，把毛泽东比喻为踏破洪荒开创宇宙、迷途指津的大旗，第一个用诗歌咏颂出“毛泽东万岁”的欢呼。1950年1月6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第42期登载胡风组诗《时间开始了》的第二乐章《光荣赞》，诗中写道:

毛泽东是我们的旗!

旗!

大旗!

光荣的大旗!

胜利的大旗!

冲破黑暗的放光的大旗!

溶化麻木的歌唱的大旗!

征服苦难的欢笑的大旗!

大旗万岁![23]

李辉先生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对1952年的胡风等人有这样的描写：

在这个时代，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把最高层领袖视为神圣的、纯洁的晶体，透明、光华灿灿，他们把信任、忠诚，甚至整个身心也交给了共和国，奉献领袖。

……此时，如果胡风放弃自己的固有的立场和观点，原本会避免随后而至的一切风浪。

可是他没有，他又一次失去了别人给予他的机会。他不屑于像舒芜那样。内心里，他更不愿意向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他们低下自己高昂的头[24]。

这几段文字不仅在上、下限之间给胡风等人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也使他们将自己置身于权力格局之中的状态一目了然。

看到这里，我也才理解了李辉先生所谓“反戈一击”这个词的含意。否则，称当年舒芜响应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号召作思想检讨的文章为对胡风等人的“反戈一击”，那么，李先生言下之意，未“反戈”的胡风等，矛头所向又是何人？

好在李辉先生有如上解说，大家也就明白了，胡风等人对于共产党“最高层”的领袖是以整个身心的奉献来表示忠诚的，他们所不共戴天、兵戈相见的只是共产党内的非“最高层”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们，胡风“内心里，他更不愿意向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他们低下自己高昂的头”。一句“更不愿低下……高昂的头”，除了告诉我们，在这种纯粹的人事纠葛中并无任何“高贵”可言，更令争夺场面之激烈、胡风志在必得之意态跃然纸上。其时，只要胡风退出这种权力之争，原本会平安无事的，不止一次有人给他指出过这一点，可都被他断然拒绝了[25]。

舒芜对《论主观》作检讨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52年5月25日武汉的《长江日报》，同年6月8日被《人民日报》转载。这一转载，当时不仅舒芜没有想到，无论谁也都不可能想到。更让舒芜以及所有人吃惊的是，转载时不但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还第一次指出，存在着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26]。这种莫名的划定第一次将胡风与“小集团”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昭告天下。

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懂得《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分量和意义。历史，在这一刻已经给出了预警，“胡风派”的人却把仇恨指向了舒芜。李辉先生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里写道：“胡风和朋友们却被意料不到的打击拖入恼怒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胡风等人对舒芜的“鄙视、诅咒、怨恨”[27]。

历史不是靠“鄙视、诅咒、怨恨”写成的。

舒芜把对《论主观》的检讨看成是思想的改造，胡风却视为向周、林、何的低头，因此“他不屑于像舒芜那样”。

对于《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及编者按，“胡风依然不相信报上的一切，是上面的决定，他认准的还是个人间的矛盾在起作用”。[28]

所谓“个人间的矛盾”，到了一定的规格就是政治，胡风已深陷其中。既然他认准了舒芜是在他与周、林、何的矛盾中“反戈一击”，他就行动起来，不仅口头上对舒芜谩骂，还要在政治上置舒芜于死地。

吴永平先生在《谁说胡风不告密》[29]一文中以翔实的资料揭示出事情的本来面目：

胡风在舒芜文章发表后，立即指使路翎从舒芜平日的言谈话语及私人信件中搜集材料，写信给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状告舒芜，还非常具体地指示了八个方面。

路翎的告密没有奏效之后，胡风则亲自出马。先找到林默涵口头密告舒芜，后又特地让当时在上海的梅志把舒芜所有的信都寄给他。他以政治问题为目标，把舒芜这些信审视一遍，提炼出一份《关于舒芜和〈论主观〉的报告》，于1952年10月6日寄给了中宣部文艺处。这不是一篇用于公开发表的文章，而是一封专门寄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件。在这份报告中胡风一共列出了舒芜的五条“罪状”：

第一，叙述与舒芜结识、交往的过程，认为舒芜接近他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证明《论主观》这篇实质上是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文章是舒芜独立完成的，并未受过他人的启示。并承认当时没有看穿舒芜的本质，愿意承担发表的责任；

第三，解放前经常批评舒芜，证实与舒芜的思想并没有共同点；

第四，解放初曾写信劝舒芜好好向老干部学习，但舒芜置若罔闻；

第五，现在才明白，舒芜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他是反动阶级派进革命队伍的破坏者。[30]

胡风没有得到理睬。

吴永平先生接着上文写道：如果胡风的“密吿”奏效，舒芜将不仅不能出席“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很可能还会吃牢饭。

胡风不肯罢休。1954年7月22日，胡风面见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呈上他写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万言书”）。万言书的“事实举例”部分有专节“关于舒芜问题”，文中多利用私人通信和私人谈话为材料揭发舒芜的政治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表现[31]。

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文艺界一次对胡风进行批评的会上指出，胡风对舒芜有着“狂热的仇视”[32]。也许，可以把这看成是文艺界上层人士对胡风密告舒芜事件的一点反响。

除此以外，胡风仍没有得到理睬。

正如吴永平先生的考证所揭示的，从1952年到1954年，舒芜一边忙于工作一边遵照胡风指示在思想理论范围内认真学习、认真检讨；胡风一边忙于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个人间的矛盾”，一边在舒芜给他的私人信件中认真查找舒芜的政治问题，两次写信上告。

令人费解的是：

胡风密告舒芜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一而再，再而三；

胡风密告舒芜的材料不可谓不“严重”——皆来自于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中的“政治历史”及“政治现行”问题；

胡风密告舒芜的结果不可谓不令他失望——无人理睬。

这，究竟是为什么？

纵观1945年至1954年胡风对舒芜所行种种，称胡风为“出卖者兼告密者”，可谓“实至名归”乎？

胡风的这些行为，是“胡风案”的一部分，是有着文字记载的真实史料，也是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胡风案”性质的重要资料。至于胡风这些行为是否已超过了“道德底线”之类，我不善于作这种考量，还是留给掌握着“道德高标”的李辉先生们去判断。

中国知识分子之于政治，可用“树欲静而风不止”来形容，更何况自己还非要站到风口上？

奇怪的是，这些有关胡风的史实，在李辉先生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都找不到。

在此，我仍旧以前面引用过的李辉先生在2009年4月25日《广州日报》B10版上的那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的基本态度是：历史档案的公布要全面完整，才能对真相作出准确判断；还要把真相放到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考察，才不会得出简单化结论。

[1]2004年8月13日《文汇读书周报》

[2]舒芜：《牺牲的享与供》P162（2009年7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3]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2003年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同）

[4][11][15]许福芦：《舒芜口述自传》P134、P223、P2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下同）

[5][9][17][22][26]舒芜：《回归五四》P605—P606、P706、（P645，P654，P655）、P666、P674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下同）

[6]1996年3月，华东师大出版社准备出一套《故学新知丛书》，向舒芜约稿，舒芜同意参加；7月，华东师大出版社与舒芜签署了《回归五四》的出版合同。1997年，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先于书发表在当年的《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文中凡论及胡风所言，都引用了胡风的原信为证。胡风家属看到“后序”，提出不许舒芜引用胡风原信，舒芜即全部改为叙述。之后，最初约稿方华东师大出版社又囿于某种不便明言的原因单方面撕毁合同，退回了已由编辑仔细审核过、批了格式准备出版的《回归五四》原稿。一年之后，此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舒芜：《回归五四》P693—P699）。

[7]吴永平：《舒芜胡风交往简表》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一期

[8]《希望》出版，表面上是因舒芜的《论主观》引起了问题，（1945年2月——方非）总理召集了一次座谈会。会前，我到乔冠华房里，他把《论主观》的内容写了一个提纲，看他的态度是基本上同意舒芜的，提纲当是作为发言底子。但开会后，关于《论主观》只谈了几句。因为，我在《后记》里说明了是想引起批判，这时我说明那里面只有一个论点我能够同意：舒芜说教条主义是在主观上完成了，客观内容再不能进到主观里面去。总理一听就完全了解了我的态度，马上把问题放开了。（胡风：《关于乔冠华》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10]《胡风全集》第九卷（P539—P541），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同）

[12] 1996年6月23日，那位青年学者给我的信说：“您在赐我的第二信（4月29日）中提及，1952年发表检讨文章，是因为胡风先生致信于您，让您主动解释《论主观》这‘一大公案’。我在京时就此征询梅志先生，得到激烈的否定。”我便将胡风先生1950年3月29日给我的长信复印一份，于1996年6月28日寄给那位青年学者，并附信说明胡风先生当时写此信的情况。1996年7月5日那位青年学者复信，说他已将胡风先生那封信再复印，寄梅志先生一份，送上海两位教授各一份，并且给三位同学看过了。他说：“既然你肯将此件交付于我，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不可以公诸学界；再者，没有原始资料的公开，也就不能求得‘公案’的澄清。所以我想，公开此件，这不仅是一个人格勇气的问题，更是基本的学术方法和学术道德的问题，想来先生当不至于见责的吧。”（舒芜：《回归五四》P707）

[13]舒芜与另两位教师作为进步教授被留下来接管当地教育机关。舒芜被任命为广西省立南宁高中校长（后改为南宁中学）。同年，舒芜出席南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聘为南宁市人民政府委员，同时兼任南宁市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副主任、广西省教师联合会宣教部部长、广西省文联筹委会常委和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广西省人大代表等多项社会职。（吴永平：《舒芜胡风交往简表》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一期）

[14]吴永平：《舒芜胡风交往简表》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一期

[16][18]1951年12月28日鲁煤致胡风信：给徐放信，谈舒芜问题，想已看到。

这里，再简单补充几句：

当然他的文章，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他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他说，胡先生在过去和现在无产阶级思想当然要比他多得多的，但是当时（希望社时期）许多小资产阶级，如他本人和方然之类，是站在这个大旗下面，充作无产阶级活动了的。情况大体如此。

补充说明一句：我想，他思想的发展，虽然不无偏激甚至错误之处。但是，他这种转变是在解放后两年实际工作中，和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接触中体会、学习和摸索到的，所以，当然也会有无限珍贵之处。当然我还没有更多了解，也没有时间了解，但是，我这样想。所以，我也愿意把这能引起胡先生参考。

所谓参考，当然不是放弃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在有些方面，未必没有一些不全面的看法和做法。比如，他也谈到，胡先生应该工作，参加具体工作岗位，等等。你在北京方面的最近情况，一如对绿原说的一样，给他说了一下，作为他进一步了解你的参考。

我曾问他为什么不给你去信谈呢？他说在信上谈不清，词不达意，倒反而弄得误会了（理论上），等等；我相信这也是真的。

他说，他这些话都给绿原谈过（上个月他曾到武汉去参加中南文代会），说绿原也承认过去是小资产阶级这个结论。所以，你还是去多问问绿原。

我想，我对你谈到这个问题，其目的是在于互相了解，修正过去和现在彼此之不足，俾能追求和坚持真理；此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和意义（《胡风选集》第二卷P433—P437）。

[19]广州日报：您怎么判断黄苗子“告密”与冯老的“卧底”事件？

李辉：对这两件事，我的基本态度是：历史档案的公布要全面完整，才能对真相作出准确判断；还要把真相放到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考察，才不会得出简单化结论。

冯亦代的《悔余日录》反映了1958年之后那几年知识分子右派群体的活动状况，也包括他受组织之派了解章伯钧的一些情况并向上汇报的事。一个老人能把自己这段历史以这种形式告知后人，需要很大勇气。

对于章诒和指责黄苗子在“文革”中“出卖”聂绀弩一事，我也看过章文中作为证据的寓真所写的报告文学，但是并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寓真有义务全面公布掌握的所有档案材料，才能综合笔迹、签名、时间顺序等因素来作分析，才可以下结论说黄苗子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做到了什么程度、到底是什么原因（《别人都说我有“老人缘”》《广州日报》2009年4月25日B10版）。

[20]吴永平：《1948年，胡风拒纳舒芜诤言》载《博览群书》2010年第二期

[21]《胡风选集》第二卷（P431—P432）

[23]商金林：《胡风全集中的空缺及修改》载《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四期

[24][27][28]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P133、P114）、（P102、P100）、P103

[25]吴永平先生在《细读胡风“三十万言书”之“关于舒芜问题”》（载《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中以史为据，对此有着详细的论述。

[29][30]吴永平：《谁说胡风不告密》（2009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31][32]吴永平：《舒芜胡风交往简表》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