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

万里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将永载史册。

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

农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遥相呼应，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农民对他们的赞誉，实际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

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1936年5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二、七、八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城市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
 

毛泽东题词

万里说：“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我想一定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于国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基层干部暗地支持，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古、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

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万里同志在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还主持制订了5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8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在他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许多法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样干，围绕农民这一伟大创举的不同声音和争论仍然不绝于耳。特别是当时不少基层干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体、大锅饭时代的权力，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想不通，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水利工程管理怎么办，大型农业机械怎么办，集体工副业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计划生育怎么办，民兵训练怎么办，等等。言下之意是“单干不如集体”。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是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工作的时候，根据万里的指示，我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1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撰写了3篇考察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我任副总理后在领导中国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3篇调查报告，万里非常重视，根据他的批示，先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

这些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

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衷心拥护在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增产，基本解决了建国30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到处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活跃。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扎了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层干部担心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已经解决的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偿还；军烈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收益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也证明，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各个领域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也搞包干责任制。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大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报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强劲的生命力；也深刻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的真正含义。

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有人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

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创造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里。那时在中国大地上甚至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当然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颂扬，而是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的高声歌唱。

万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着全国的三农事业。不久前还为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题写了馆名。

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万里

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80年代，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他认为，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万里深刻阐述了民主和法制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因此，必须把民主与法制看成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从根本上去解决。”他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由于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的观念。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从根本上增强党内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民主与法制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的约束。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是1987年9月3日，万里、田纪云副总理在视察大兴安岭林区路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视察了鹤类自然保护区扎龙。（新华社稿）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做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