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氛围取得，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由蔡元培先生肇始，由北大师生在与政府的博弈和抗争中获取的，是坚决反对行政和政治干扰学术和思想的斗争中争取而来的。

千家驹（1909—2002），经济学家，浙江武义人。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广西大学教授，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等职。1926年到1932年，千家驹曾在北京大学求学，这段往事记于《我在北大》一书。

“著名的捣蛋头儿”

千家驹就读的时代，离“五四”时代已经有些年头了，与蔡元培先生就任的北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北京的城头不断变幻着“大王旗”，一下是直系军阀，一下是奉系军阀，一下又是南京国民政府。但是，蔡元培开创兼容并蓄、学术自由、反对思想定于一尊、反对学术与政治结合的传统犹存。持各种思想见解、学术观点都能在北大留有一席之地，而各种主义、思想，无论是革命、激烈还是保守的，都能找到信徒。比如，千家驹曾旁听了蒋廷黻（当时兼任北大讲师）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蒋在上课时，称赞琦善，对林则徐颇有微词；讲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则歌颂李鸿章；讲“二十一条”时说袁世凯已尽办外交之能事。这样的观点，不要说解放后，就是在当时，也已显得很“反动”，但是，蒋廷黻却能为北大所容纳。而他的那些观点，拂去历史的灰尘，于今天看来，未必没有可取之处。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北大，学生毫不迷信和盲从于任何权威，敢于挑战权威，持有难得的独立之人格。千家驹就干过几次直面批评授课教师的事情，其言辞在今人看来，可谓惊世骇俗，不可思议。比如经济系曾开设了两门课：《资本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批判》，讲师为同一人。不料，这位讲师对马克思《资本论》竟一窍不通。《资本论》第一章商品，小标题“使用价值与价值（价值实体与价值量）”，千家驹就问他括弧里的“价值实体与价值量”是指“价值”中有价值实体与价值量，还是“价值实体”是指“使用价值”，而“价值量”指“价值”呢？他一解释就搞错了，被问得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不仅如此，千家驹还在下课之后给他去了一封信，称“你讲‘马克思主义批判’我丝毫没有意见，因为今天的中国，批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用什么理论，只需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句话就够了。但对于你讲‘资本论研究’却不能同意，因为我发现你对《资本论》一无所知。所以希望你把这门课停了，专门讲你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好了”。又有一次，一位讲货币学的C教授，用的美国人写的《货币学》，其中提到马克思的货币论，说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千家驹就站起来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黑格尔唯心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说与黑格尔辩证法有联系，还可以说得过去。当场给这位教授难堪。

千家驹虽然被胡适先生称“是著名的捣蛋头儿”，是特别能来事的人，不过，这种独立人格的形成却离不开北大教师的包容与学校自由宽松的学风。像被千家驹挑刺讲《资本论》的那位讲师，在收到千家驹的信后，果然真的再也没有上过《资本论》的课。而讲货币学的C教授，在课堂中听到千家驹的发难后，不以为忤，反而谦虚地说，他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也无研究，美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偏见，可能是不对的。密斯脱君（即千君）既对马克思的货币论有研究，可否请你对同学介绍一下。第二次上课时，C教授又提出要求，千家驹就站起来将《资本论》中关于货币这一节的内容摘要介绍了一个小时。以后，C教授还把自己所珍藏的德文版《资本论》借给他看。试问今天，哪个大学生有此学识和魄力来挑战教授，而又有几个教授能“闻过由喜”，对学生有一份包容和宽厚之心，愿意不耻下问呢？

在当时的北大，不但学生是活跃的，人格是独立的，教师同样充满个性。千家驹回忆说，在他就读经济系三年级时，学校开了一门课，名“高级经济学”，教师为周炳琳，他兼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是国民党新贵，兼北平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但同学们不买他的账，大概正因为他是国民党当权派的关系，同学们一致抵制他。全班五十九个同学中，上他的课的只有一个人”。但是，周炳琳却是很有涵养，整个学期就为唯一的学生上课。更奇特的是，到了学期考试，这唯一上课和唯一参加考试的学生，周炳琳居然给他记了一个“不及格”。可见，教师也不会为自己唯一的“知己”徇一点情面。

过去的北大安在？

北大的“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氛围取得，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由蔡元培先生肇始，由北大师生在与政府的博弈和抗争中获取的，是坚决反对行政和政治干扰学术和思想的斗争中争取而来的。不过，官僚们总是不甘心在校园的败退，一有机会就想插手校内事务，充当学术权威，而北大师生则经常奋起捍卫自身的权利。比如在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刘哲做了教育总长，刘哲派“监考官”到北大监考，当发现学生带讲义参加考试时，下令该学期北大全部试卷作废，于第二学期重考而且还规定教育部派员命题。北大师生闻讯大哗，同学们认为，考试携带讲义，乃教员许可，监考官出面制止，本不合理，即令偷看讲义犯规，也只应惩戒犯规的同学，何得罚及全体？况且考试由主讲教师出题，乃天下之通例，教育部何能越俎代庖？教师们亦纷纷不满，认识不让教师出试题，是不信任教师的表示。于是，学生和教师推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收回成命。

今天诸多地方政府喜欢“做大做强”高校，将诸多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学规模之大，以致有人戏谑称，城市在大学中，而不是大学在城市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北京时，推行大学区制，将平、津、保定各国立院校合并为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学院”。北大师生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复校运动，还专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最终，大学区制搞了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北大在师生的努力下终于恢复了。

千家驹的北大，离今天历史已经久远了，但是，今天从尘封的史书中，读来这些旧事，仍然让人倍感温馨。然而，过去的北大安在？那个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北大安在？网上不少人在感叹“北大堕落了”，前几年，丘成桐与北大还有过一场口水战，丘成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千万的资金到学校来，学校拿了几千万，给你（指引进的教授）一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它的钱，是国家的钱。”不过，北大很快反击称：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机制，被北大引进的人才绝大多数在海外具有很高学历，有过重要的学术任职和较高的学术成就。 “实践证明，北大海外引进人才的质量是高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我不想去重复那些“口水战”，不过，何三畏先生最近写的《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的文章却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文章中提到，今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大学与同学们进行“交流”， 在“交流”之前，总理有这么一段话：“我是来谈心的，希望同学们说心里话。”“我不怕讲错话，你们更应该不怕讲错话。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也是科学民主的体现。”但同学们向总理提了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向总理提出了如何克服学习中急功近利的问题”，再一个是“做志愿者工作有什么建议和希望”，再就是“国家对民办大学有什么样的鼓励政策”，挨着是一个关于“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还有一个“钱学森问题”（即“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创新型人才”）。何三畏感叹地说“毛泽东先生从前在纪念‘五四’时曾说过，青年永远是最活跃的力量，他们代表社会运动的方向。他们永远在寻求表达，他们担心的是主流社会 ‘承受’不起，政治家不能接招。现在却反了过来，是政治领袖向青年发招，向青年要求真实的表达，而青年却‘承受不起’，避‘心里话’而唯恐不及。如此颠倒的逻辑就在‘五四’的发源地上演，岂不怪哉。”

今天的高校，要让学生们有独立思想确实也难，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兼容并蓄”氛围的熏陶。当他们踏入高校伊始，他们面临的现状是，高校外面有行政官员来管理高校，评估高校的等级、决定高校的管理；在高校的内部，校长到院系主任组成一个科层级的官僚系统，高校是行政化的，学术的评价是由行政官员把持的，高校教师习惯于在顺从中，在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中觅食，自然，学生也不习惯于挑战权威，因为学生的各种荣誉和学业评价同样为权威所把握。千家驹笔下的北大的学生与何三畏笔下的北大的学生当然迥然不同，因为他们各自面临的氛围和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就千家驹自身而言，在北大期间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特别能折腾，是著名的“刺头”，但经历过“文革”的残酷折磨，同样变得噤若寒蝉。

今年5、6月份国家相继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都提到“高校去行政化” “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不知，今后的北大学生，会不会变得更大胆说话了？而那个离我们已经久远的时代，那个尘封的北大，能否归去来兮？（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