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梦醒时分的历史记录：32年后的阅读

1978年4月，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第1期800多学员进行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首次提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框框，是破除个人迷信的最初开端，在“拨乱反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学界称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来由，是十一大提出来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要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分别指的是刘少奇问题、林彪集团问题和“四人帮”问题。实际上是要给刚刚宣布结束的“文革”一个说法，维护“三七开”的结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后，即要求把总结“三次路线斗争”作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文革”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为此，党校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提要。胡耀邦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非常重视，亲自确定了实践标准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导稿子的修改。稿子形成后，胡耀邦又决定在上报中央之前，下发学员内部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学员们对稿子众说纷纭，在各种意见交锋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家对“文革”的议论，许多观点已经冲破了十一大的调子。正是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胡耀邦主持协调各方，公开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点燃了全党思想解放的火炬。

有关这场大讨论的情况，当事人吴江、金春明、沈宝祥等先生都曾著文叙述过，主要线索已比较清楚了。但对学员讨论的情况，叙述得较少，特别是第一手材料不足，这就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显得比较单薄。

“文革”折腾十年，伤人无数，党内外怨气很大。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临终前说：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对“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还是高调肯定的，并要求老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但毕竟“文革派”当道的严冬过去了，党内外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长期被压抑的怨气开始释放，各种责难声渐起。积冰初融，思想奔涌，党内此时的思想状况是难以描绘的错综复杂，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样本。

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各年龄段俱全，在“文革”中的境遇各不相同，学习期间又为党校思想解放的氛围所熏陶，他们讨论中反映的信息，应是较全面地展现了全党的思想状况。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单位能像中央党校那样，可以集中那么多不同层次的高中级干部;没有其他任何场合，可提供那么多不同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没有其他任何题目，能像“文革”那样，可以激发那么复杂的思想情感，提出如此多的问题。

笔者在当年“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许迈扬教授的保存资料中，看到了第1期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是800多名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时，各支部、各小组上报的意见，十五六万字，保存相当完整。如果把各份材料归类分析，与学员名册相参照，完全可以设计为一份政治问卷。时隔32年后，重新读来，可谓饶有兴味。

学员反馈的这些意见，并不限于稿子修改方面，借题发挥的东西很多：有中规中矩的套话，有暗藏玄机的提问，有明知故问的求教，有间接表达的质疑，信息量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革”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可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反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党内思想状况。中央党校提交给学员集体讨论的这份《提要》征求意见稿，是一篇相当粗糙却新意盎然的稿子。最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在“应遵循的三条研究原则”中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提法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员们对这一条特别重视，并有相当积极的回应。有的说“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还建议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一位高级班学员更是直接指出：“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学员提出一些二元论的观点，如：从实践出发，用发展的观点去看;从实践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四支部一组的意见，不同意讨论稿中“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的提法，认为“这样写法太绝对了，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汇报材料可看出，经过 “文革”10年“假大空”的反复折腾之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想观念已渐成明日黄花，“唯实务实”的意识正逐步得到认同。但在此时，就党内整体的认识水平而言，“唯上”与“唯实”还处在双峰并峙的状态。许多人不仅对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搞不清楚，是非标准也很模糊。特别是对“文革”中的一些论断，许多人还是信奉有加。这一特点，在材料中的反映非常明显。在对“文革”的评价上，一般都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往往同一份材料，开头讲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面讲的就是大民主、打砸抢、全面夺权、迫害干部、派性武斗等问题，前后矛盾。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头脑中还受制于“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所以，胡耀邦要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一步做大做透，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在审改《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时，特地加上了“唯一”两字——这个对“唯一”的强调，应是受到了这场讨论的启发。

第二，反映了党内对“文革”郁结已久难以化解的不满情绪。中共“十一大”虽宣布 “文革”结束，但对“文革”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总结经验也是“三七开”。从“汇报材料”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怨气极大，说“七分成绩”轻描淡写，谈“三分错误”却剑拔弩张。如一位中级班学员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理解。后来看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我理解了。现在我又不理解了。” 这个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学员提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市地区以及各级部门控制程度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是否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了?”有的明确指出：《五一六通知》对敌情估计过头了，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

不少学员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之久，原来是怎么打算的，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有计划地搞这么久，还是由于形势发展控制不住?如果是控制不住，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教训?”还有的问：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是不是不可避免?有什么经验教训?许多人认为：“文革”中出现了许多严重情况，“只说不可避免，不足以服人”。一些学员还举例：把林彪写入党章，是不是不可避免?张春桥、江青为什么摆到那么高的位置上?九大、十大的组织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一个好人都没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混进来这么多坏人，是怎么来的?“中央文革”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干了不少坏事，在组织上一度凌驾于中央之上，代替中央发号施令，对中央文革应作如何评价……这些提问都有着意味深长的潜台词——“文革”搞了10年之久，坏人当道，“路线”也不正确，那么“七分成绩”又在哪里呢?

第三，反映了党内对打倒刘少奇问题的看法和挥之不去的同情态度。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倒，八届十二中全会又给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被开除出党，全民批判。经胡耀邦审定的《提要》稿子中，不再提“三顶帽子”，学员反应极为强烈。大家纷纷问为什么不再提了，其中也不乏质问口吻。只有个别人认为：说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不足。但在关于刘少奇路线的问题上，学员们的态度比较明朗，从起止时间到性质内容都提出了许多不无尖锐的问题。有的说：“如果说建国后就有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那么刘少奇两次当选国家主席就不好理解了。”有的说：八大报告中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过去说是刘少奇搞进去的，现在怎么看?还有人说：“文革”中批刘少奇的范围很宽，许多地方“批过头了”。比如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说过“农村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毛主席也说过“相当一个多数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话;再如“毛主席说五十多天派工作组是镇压了革命群众，派军宣队工宣队也是工作组形式，这怎么理解”?

与此相关问题还有：应怎样看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都有哪些成员?“文革”中层层揪刘少奇的“代理人”，有没有这么多?许多人还提出：看不出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非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不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不采取“文革”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而是采取政治局会议、党代表大会等其他方式，不更好吗?有的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刘少奇问题，为什么还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有的还说：“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揭发阴暗面”这条毛主席语录值得研究。从这些诘问中可以看出，作为“文革”胜利标志的刘少奇问题，已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破纸灯笼了。

第四，对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关系的各种疑问。当时“文革”刚过，人们还都心有余悸。在汇报材料中，凡是牵涉毛泽东的问题，表述都是曲折和间接的，许多人都很想把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撇清楚。这些撇清楚的要求，现在读起来很有一些意味。如许多学员提出：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主席思想，需要弄清毛主席对一些问题指示的历史条件和范围，分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和伪造的。有的还建议中央党校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搞出一个经过鉴别的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指示，发给大家作为研究的根据。现在我们清楚了，“文革”中所有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

许多学员提出了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 “五一八讲话”。他们提问说：中央文件说这个讲话专讲政变问题，当时就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给江青的信中说“总感觉不安”——毛主席的不安是什么?如果已经看出林彪的罪恶目的，为什么还要选林彪为接班人?还有的说：为什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存在那么长时间?应该好好总结我们党在审查干部和民主集中制方面的经验教训。

有的学员提出：“从‘十大’以来搞了一系列运动，如批林批孔、学理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都有指示，今天怎么理解?”，“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当时传达说是毛主席让写的，要搞清楚”。“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病重和周总理逝世的机会，打击陷害邓小平，这是怎么搞起来的?“四人帮”怎么样搞的阴谋诡计?哪些指示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学员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当时有没有右倾翻案风?1975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四人帮”所谓“教育战线大辩论”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布的毛主席的许多指示，是否属实?当时发的中央文件，哪些是错误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所以有学员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应该实事求是。”还说：“这不会有损毛主席伟大旗帜的。”特别在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很多学员公开表示：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真正的大民主。

第五，提出了党内长期以来没有理清楚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问题。学员最想搞清楚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什么是路线斗争，另一个是如何开展路线斗争。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有：形成错误路线和具体工作中的错误的区别是什么，“走资派的科学标准是什么?”“什么是路线?怎样正确的进行路线斗争?”等等。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有：第九次路线斗争是否一定要采取从下到上搞大民主的方法，“如何理解‘大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为什么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为什么要进行夺权?” 所谓“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把各级党委的领导撇开了，毛主席的指示靠什么贯彻执行等等。许多人提出：“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际上是只准一部分人讲话，不准另一部分人讲话。受冲击的干部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申辩的权利，甚至人身自由也失去了保障，有的被迫害致死，还株连家属子女。这种离开了党委领导的大民主，今后要引为戒鉴。有的提出：由群众组织自下而上的夺权方式不好，地方各级党组织都瘫痪了，造成混乱局面。还强调说：以后搞群众运动，必须坚持宪法，坚持法制。

材料中记载，一些学员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多年来党的“左倾”问题。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党内一直存在，危害很大。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一直是反右，没有反过“左”。在批林彪路线时，只准批极右，不能批“左”，让“四人帮”得了逞，这个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从1958年以后到“文革”，一直是反右，党内生活不正常，不能提不同意见。连政治局委员发表了不同意见，都被打成“二月逆流”，这是根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当时，社会上批判林彪、“四人帮”，还都是说他们“假左真右”。党校学员在反“左”问题上的看法，揭示了“文革”本质上是左倾路线由来已久的结果，代表了党内比较清醒的认识。

大家强烈要求搞清“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实。如：“一月风暴”、“二月提纲”、“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六一大字报”、“七二武汉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九一三”事件等等。这种对知情权的要求，也是党内民主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

当时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是全党思想最解放的地方。学员们提出的意见和思想水平，可以说代表了全党干部的意见和思想水平。当然材料中反映的学员意见，要比他们的学习发言更慎重些，许多东西未必都敢写上去，但这已是最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真实想法的文字记录了。这些在新旧观念相互交织下的各种意见，于字里行间透露了惊蛰初动的消息，表达的经常是些半截子话语——虽然头上顶着“两个凡是”的帽子，但内容已经冲破了十一大规定的框框，而在具体层面上已在否定“文革”了。这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前夕，党内新思潮酝酿，蓄势待发的特定情景。正是在这种吞吞吐吐、半遮半掩的表达中，我们看到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大趋势。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