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将原来松散的社会重新凝结起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新中国开始了“改造式”政治整合的过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各阶层被纳入到“集体化”的生产生活组织网络，由国家主导的利益分配秩序正式确立，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得到清除，最终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阶级社会。尽管执政党在政治整合中发挥了“一元整合”的主导作用，但是还是注意到了民主党派的整合功能，在局部萌动了良性的整合框架。经过初期的整合，新中国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既定目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这种“机械性”整合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社会发展屡屡诉诸社会动员，很少在提高生产力和挖掘可持续发展动力上下工夫，因而就缺乏长远性和战略性。

【关键词】 政治整合;社会流动;阶层合化;一元整合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官僚资产阶级被剥夺消灭外，还存在着12种其他阶层：“地主、资本家、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和贫民”，官方文件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并存的阶级格局。当时的经济，则呈现“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①]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这些都构成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对于一个新生国家而言，怎样“从传统社会的多样性中，创建一套单独的有凝聚力的政治社会;增进文化同质性和价值一致性;从个体中抽取国家所需要的顺从和奉献”[②]，比发展更加紧迫和重要。

显然，要厘清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社会关系调整的脉络，就离不开“阶层合化”与“政治整合”这两个概念。就词义来看，阶层合化是阶层分化的逆过程，是一个用来描述社会阶层同质化过程的概念。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来源于西方文献，又可称为“政治一体化”。“整合”被定义为使一个特殊的被孤立的成员，随机融散到群体的过程[③]，政治整合关注于“将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融合到一起”[④]的过程，要解释一国完成统一之后的社会发展变革，我们倾向于将政治整合定义为：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化解矛盾与风险、促进融合与合作，从而维护动态稳定和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过程。

一、新中国推动政治整合的依靠资源

解放之初，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巩固政权、完成祖国统一、恢复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必须砸碎原有松散的整合机制，将人民动员进社会主义建设中来。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又有哪些可资利用的整合资源呢?

(一)强大的组织网络和对资源分配权的掌握构成了政治整合的决定性力量

在长达28年的革命战争中，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的废墟上完成了中国(大陆)社会的重新统一。“经历了国民党政治无能”的人民“厌战情绪高涨”，“使新政权在其成立后的几个月时间内轻而易举地得到人民的支持”[⑤];追歼残敌，剿匪作战，和平解放西藏，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等等军事行动，显示了新中国巩固政权的绝对优势力量——已经没有任何一种离心力量可以威胁甚至瓦解新政权。任何反动力量都将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⑥]。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将原来松散的社会重新凝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遍布全国的庞大的、富有献身精神的积极分子组织，几乎渗透到所有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了推进社会一体化的最中坚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源分配的权力掌握在谁手中，采取怎样的方式配置资源就成了政治整合的决定性因素。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但拥有了分配政治资源的权力，还利用和平赎买和土地改革等手段，掌控了国家经济资源的分配权力。

(二)重构分配秩序和反官僚主义的努力形成了政治整合主体的合法性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否定了原来的利益格局，将革命的成果普遍扩散到人民大众中间，夯实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农村，“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改革土地制度。到1953年春季为止……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⑦];在城市，取得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废除了企业中旧的官僚机构和压迫工人的制度，建立了新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实行了企业的民主化管理，实现了管理的企业化和生产技术的现代化，提高了工资收入，“1952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⑧]重构利益分配秩序的努力，为新政权赢取了民心。此外，1950年5月开始的全党全军大规模整风运动、以及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旨在克服部分党员干部持功挟赏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维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社会精英内部的团结与政治结盟促成了对政治整合目标的一致性共识

精英内部的一致与团结是政治整合的关键。解放之后形成的党内团结和与民主党派的联盟是顺利推进政治整合的保证。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进入党章，整个党内有了更明确的思想指向，毛主席的个人权威，领导精英对“党的团结具有强烈的义务感”以及对胜利成果的坚决拥护、战争年代鲜血结成的革命友谊等等共同维持了领导层的团结。这是“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员和民众的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实现党纲和承认党纲的热情。”[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保证，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形成了“共同纲领”。中共中央认识到“各民主党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而民主党派“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①二者将抗战期间就形成的友好关系转化为联盟关系，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成为社会精英内部的共识。

当生产资源、权力资源，完全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棋盘中时，在回答“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模式”这个问题时，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主动性和主导性的地位。

二、新中国进行政治整合的过程：改造式整合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⑩]新中国成立后，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学的情况下，选择了“向苏联学习”的建设道路，认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旦纳入苏联轨道就能够实现现代化”⑤。而苏联所奉行的现代化模式就是“集权型的现代化国家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构”。11这就意味着：新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化才能推动工业化的实现。从1953年起党开始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这也决定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新中国的政治整合也必然围绕“工业优先”这个中心任务展开。

(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中国城乡阶级结构同质化

社会主义改造在本质上是一次生产关系调整的过程，生产资料被国家从剥削阶级手中收回，由国家权力分配，在强烈的“平等”意识和集体化发展模式的指引下，中国社会阶级全面同质化。

在农村，新政权通过农业集体化高度整合了农村社会，国家向农村抽取资源的能力加强。新中国建立后，整个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迅速地增长，但是小农经济却不能适应这个需求。按照苏联的经验，“为了改造农业必须逐渐把各个零碎的农户联合为巨大农庄，即联合为集体农庄，必须用集体劳动来建设农业……使劳动集体化”，因此，中国领导人选择“互助合作的道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3到1956年6月，全国1亿2千万户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已经占农户总数的91.7%。141958年，高级合作社以合并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规模，形成了人民公社。农村剥削阶级被消灭，农民越来越具有共同的阶级特性。

在城市，新政权通过城市社会主义改造整合了工厂企业，国家透过合作社和公有企业推动政治整合。为解决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党开始加紧限制城市资本。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从1954年至1956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1956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已达到99%，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丧失了决策权和经营权以及对产品分配的控制权，在社会关系中失去了对工人的主宰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的社会层次结构中消失了”。15

(二)通过思想改造和文化教育统一全社会的文化意识

进行思想改造是新中国完成文化意识统一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16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对剥削阶级的思想改造，是一种强迫性的改造。例如对地主的改造，在土地改革时，政府留给了他们一部分土地，强迫他们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封建主义思想，成为新社会的农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则是和平赎买了他们的企业，采取通过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使他们转变剥削阶级立场，参加劳动，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对于党内干部和工农群众，则采取了教育和整风的方针。1950年6月，为了克服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整风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1951年2月，整风范围开始向基层扩展。到1953年，整党取得了好的效果。通过整党，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对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的态度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就“必须同时改造自己”17。主要是提高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不断清除工人身上的农民意识，改掉农民习气，以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对于农民的思想改造，毛泽东认为应该帮助他们消除分散、落后的习惯和心理，克服自私自利的封建思想观念。他指出，“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只要“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而思想改造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18。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新中国，工农阶级已经得到彻底的整合，至少被严格控制在组织权威之中，那么知识分子就成了最主要的整合对象。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矛盾的，既认识到他们思想的局限性，把知识分子看成整合意识形态的主要障碍，认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成为意识形态整合的主要对象，最不能相容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怀疑态度”19;又认识到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对知识分子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和利用知识分子”20。毛泽东在1957年3月还认为“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16，但是还是强调在知识分子中“只有5%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要“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既强调向专家学习又强调改造任务14。采取的手段一是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二是解决失业和使用不当问题，三是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四是培养和扩大知识分子队伍。20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加强了社会知识和教育的一体化，旨在发展全国性的教育事业打破“文教事业基本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把持，成为它们宣扬反对思想，培养势力的工具”的局面，在教育事业方面采取了改革旧学制、大力发展工农教育、全面调整高等院校系科设置、改革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在高等院校中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等等方针策略文教事业面貌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全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知识教育的一体化不但摧毁了旧的教育体系，而且形成了新的服务于国家建设形势的教育内容、学制、系科设置、教学方法，成为在文化教育领域内进行政治整合的重要手段。

(三)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巩固了阶层合化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大约15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1952年，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2.5%。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一五”计划，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随即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次人口迁移的高潮。从1954到1956年，迁移人数每年递增，3年间高达7700多万21。人口流动，本来是分解农业人口、推进城市化的正常现象，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僵化的体制功能，以及城市经济总量还比较小等因素，使城市的人口负荷量骤然增大。1949年，城镇失业人口达到400万，22国家为减轻城市压力，支持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方面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纳入合作社，将农民失业就业问题“内部化”，一方面将控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引入户籍管理。

1952年7月到1957年12月，党和政府陆续出台了“劝阻、防止、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政策指示。形成了“户籍管理”、“思想教育”、“用工制度”、“粮食统购统销”、“交通制度”一体的阻断人口流动的屏障，关闭了自由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将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固定下来。

三、新中国初期政治整合的特征与结果

1949年到1957年下半年这一段时间，社会主义改造夯实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清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高度统一的行政指令计划体制控制了社会流动，新中国形成了同质化的阶级社会，在局部还萌动了良性的政治整合框架。

(一)国家权力充当了政治整合的强制力量，“阶层差别”被“城乡差别”替代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强制式”政治整合的格局，国家权力摧毁原有松散的整合机制成为实施强力整合的主体力量，绕开“政治整合”的其他中介，直接配置资源、强制控制社会流动，将阶层分化人为地扭转到“阶层合化”的方向。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这就决定了昔日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最终形成了人人具有“阶级身份”的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原本受利益驱动的社会流动，被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原有的多层分布的社会结构，被行政命令阻隔转化为“城乡地域差别”，城乡分界逐渐明晰，社会流动逐渐凝固。

(二)服务于“国家积累”的政治整合完成了既定任务，但是缺乏综合性考量

提取“国家积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快速走向社会主义建设，是当时政治整合的主要目标。应该讲，新中国初期对社会的整合，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形势需要，这是社会生产力在短时期内猛烈地释放出来的基本保证。但是，这种整合的速度过快，导致了一些遗留问题。一是，国家通过对社会全面控制来汲取经济发展所需积累，“形式上是出于群众自愿，实际上是政治压力压上去的，”23形成了政治对社会高度干预的局面，也为后来政治社会关系的调整留下了难题。二是，政治整合凸显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的工具性，就割舍了现代化在政治、社会等等领域的内涵，以至于政治整合本身的“政治特性”被割裂;三是，这种政治整合是一种单向度的索取过程，过分强调了公民的奉献义务，没有注意到对人民群众的赋予问题，这也是导致后来人民生产积极性受挫的主要原因。

(三)机械式的整合迅速发挥了“加总效应”，却忽视了“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挖掘

这一时期的全面整合，凸显了“机械式”整合特征。其成绩在于：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纳入到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来，中国建设事业从此不再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事务。但是这种整合方式又带有历史片面性。只看到眼前的力量加总，而缺乏可持续动力的开发。大多数工农群众缺乏与现代化建设高度一致的思想意识，参与建设不是自主能动的作为，而被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看待，所以就缺乏后劲，同质化的“机械整合”过度放大了集体化的功能，在一定条件下显示出了“加总效应”，但是这种结构毕竟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生产力从整合“分散的劳动个体”中间瞬间爆发出来以后，再指望产生有机的发展力量就比较困难了。

(四)在“一元整合”的前提下，良性的政治整合框架在局部萌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整合虽然凸显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一元整合”形式，但是还是注意到了民主党派等中间力量的作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他们的整合功能。

通过统一战线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是发挥不同阶层聪明才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整合手段。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曾经讲过，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12。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共极力地维持了他们“唱对台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个万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发挥了民主党派的整合功能。例如民盟就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筹备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除了自身参与经济和社会建设之外，民主党派被寄望于在对“社会落后层”的教育转变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20

如果说对知识分子的整合具有一定的“工具性”，那么对民主党派的团结则不断显示出一定的“民主意义”，这种民主意义虽然并不基于“政治现代化”的战略认识，缺乏法律和理念根基，却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增长着积极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除了看到民主党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之外，“强调了对执政党的咨询价值和对官僚作风的监督作用”20，这不能不表明中共通过扩大民主进行政治整合的努力。

四、小结与评价

1949-1957年间，国家为了促进生产发展，绕过当时的生产力条件，采取直接干预社会结构的政治整合形式。在短期内维护了社会统一、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从本质上看，这个时期的政治整合从属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阶段性目标，是“阶级斗争”的和平延续，因此对“资产阶级”的整合也留有后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基本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社会精英内部由于奉行“双百方针”和“两个万岁”相对宽松的指导思想，在有限时期和局部范围内维持了一种良性整合框架。

但是，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这个时期的整合更多情况下从国家汲取的层面考虑问题，凸显了工具性使命;还没有服务于政治现代化的长远考虑，就是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宽松环境也更多是基于谋求他们参与经济建设而考量。因此当时的政治整合虽然有了良性框架的萌动，但是非常脆弱。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了这一点。(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08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