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在《毛最后的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

《毛最后的革命》这本书写得很好。沈迈克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建国史讨论会上曾说过：这本书用的都是大陆官方的材料，是根据你们党中央给的材料我们写的历史。虽然话是这样讲，但是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把这些材料运用得非常好。特别是在写法上，在材料的处理上，在史观上，都是有独到价值的。我就从几个处理好的地方说一下。
首先是写的很活，可读性很强。在处理可读性和准确性之间，怎么掌握好这个分寸？这是我想和沈迈克探讨的。准确性和可读性之间是有一个“度”的考虑。有时太拘泥于准确性和严谨性了，象我们有些搞历史的学者，把一大堆文献资料放在中间，效果不太好，很少有人看的。《毛最后的革命》写得很活，叙事很生动(但叙述中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就这本书的研究风格而言，第一位的就是史观问题。这本书是国外最熟悉中国的学者所著，麦克法夸尔是世界著名的“文革史”专家，沈迈克是“文革”后期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经历过“批邓”和“粉碎四人帮”，对“文革”有直接的观察和独到的体会。最大的优点是有距离感，叙述能够客观公道；不足之处也是因为有距离感，有些认识不如我们当事者那样痛切。也就是说距离感成就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优点在此，缺点也在此，都很清楚。距离感实际上是叙述历史需要把握的“度”。“度”很重要，距离产生美，距离过大也容易看不清。再一个是把握史实的问题。对史实的掌握是不可穷尽的，别说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的子子孙孙也是不可穷尽的。所以这本书在处理活的同时确实也有像刚才几位讲的，许多地方也有不太严谨的提法。学界有个说法，历史就是史学家的历史。那么史学家写历史，用哪些史料，怎么摘取，怎么使用，这里是有分寸有讲究的。我觉得这个分寸感的掌握对史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请教迈克先生，在史实的准确性和描述的生动性中间是怎么样来取舍的？再就是，迈克先生你们研究“文革”的距离感，因为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受到的是西方文化思想的学术训练，长处是从世界的开放的文化视野研究“文革”，有着历史比较研究的文化制高点。但对于我们搞这段历史的人来讲，我们是身在其中的，研究这段历史要不停的刷洗我们过去所吸进去的一些垃圾知识。只有把这些垃圾知识清理掉，我们才能够客观准确地描述这段历史。对你们来讲就没有这个知识清洗的过程，这是你们的优势。但另一方面讲，垃圾也是肥料。在我们清洗过去的知识垃圾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对自己思想行为进行反省的能力，这样才能从过去的历史中超拔出来。这是现在和过去的对比，有着经历了这段历史又去体认这段历史的亲身感受。也就是说，“文革”对我们来说是切肤之痛，亲身感受也更为深刻。这是我们的短处也是我们的长处。所以，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就是你在史观上面怎么来把握和处理史料的问题？今天因为徐海亮先生一开始就提到如何把握历史的问题。实际上，不只是“文革”，在当代史和古代史的研究领域也都有这个问题。历史实际上是有积层的，是层累出来的历史。就是说，历史是通过人们不断的层层累积，最后才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反右运动、看“文革”，那时候的历史原貌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不断附加上后来的东西，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经历过和没有经历过是不一样的。直接读原始材料，当事人的理解和我们现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后来人再读“反右”和“文革”的材料，已经时过境迁了，很难体会到历史亲身经历者的感受，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加上了许多后来的历史印记，有些东西已经体会不到了。至于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我的硕士论文，做的题目是“红卫兵运动的起源”。那时候还采访了卜伟华，老卜还给了我介绍了一些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的情况。这里不仅是六十年代的左倾路线，还有十七年教育的问题，很复杂。我现在不太敢做大的东西了，能说清楚的可能就是具体的一两件事。比如拿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传单，做出两万字的考证来，这东西我能够说清楚。但再大的历史，我就觉得在把握上就比较困难了，这就牵涉到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原因很复杂，很难一言蔽之。这本书既然是《毛最后的革命》，最后划句号的革命，在叙述的把握上应该涵盖他全部的革命意识，有着总结性的高度。实际上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共产革命的角度可能才做到这一点。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点距离，最后的总结性感到不够。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取舍的东西。我们所以用这些材料，不用那些材料，你只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在材料的取舍上才能更准确。这本书上有些材料也不准确，例如中南海文工团的问题，那时候早都撤消了，但书上还写了。这种类似的小纰漏，书里面还有不少。这类具体问题的错误，我觉得倒好说，以后弄清楚再出修改版，它不妨碍整体的历史认识。但是，作为整体的一个分析框架，怎么样解读《毛最后的革命》，这是很重要的。
我给学生讲“文革史”，也注意到历史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问题。我作的解释是这样，一个是从百年中国去看文化大革命，这方面主要是讲共产革命意识形态的构建，对中国的民族心理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是1949年以后成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从1949年以后中时段的方面，中时段我考虑讲一个制度问题，共和国建设这个制度具体有哪些问题，这个体制既是苏联体制的移植同时又是苏联体制的变异，变异出很多的非理性和原本历史没有的东西。再一个短时段解释的问题，大跃进的失败对于党内高层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大跃进的失败是谁的责任？怎样收拾残局？这个就牵扯到更具体的人事纠葛，直接导致了毛刘冲突。国内学者对“文革”起因的认识，比较喜欢用历史合力的说法，但我感到这个说法太抽象，历史上的大事件哪个不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说了等于没说，笼统讲历史合力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我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讲，提出一个分析框架。
所以我最先考虑了“文革”怎么以历史的三个时段进行讲述的问题，三个时段的历史层次不同，但都是有联系的。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写了条子，讲叶群是不是处女的问题。实际上最早提出叶群是不是处女的问题，不是“文革”，而是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时候这些高级将领的夫人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搞审干运动。组织审查叶群。审她时就问，你跟林彪结婚时是不是处女？叶群就满地打滚。“你问林彪去，你问林彪去！”所以，林彪一回到延安就发火了，直接把叶群从窑洞里给带走了。这是侮辱人啊！这帮延安妇女的恩恩怨怨，一直闹到“文革”。许多恩怨很有些年头了，单从“文革”说起是说不清楚的。从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高层的许多历史恩怨是由来已久的，在“文革”的政治运动气候下，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斗争爆发的导火索了，这是我们从上层来讲。
再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九一三事件”以后党内老干部们异口同声都说林彪不好，而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巴结林彪吹捧林彪拥戴林彪的。这时候的批林，是因为大家是把林彪当作“文革”的替罪羊了。这里有一个政治运动的机理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发动每一次运动都能发动起来呢？从历史上中共党内斗争就有一个倾向，就是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党内历史恩怨多，都是老干部欺负老干部。“文革”一开始也都是那样，先抛出一批干部，挡不住了再抛出一批，弄到最后大家都成走资派了，都成牛鬼蛇神了，那时后悔也晚了。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大家都认识到老干部的共同利益，团结起来了，目标是对着“文革”派的新贵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毛感到了老干部的怨气很大，试图安抚他们，但最终也没有摆平。经过“文革”群众运动的冲击，大家不论哪个山头出来的都挨整了。大家也就不按山头划分了，历史恩怨不提了，都是一个老干部群体，不能随便欺负我们老干部了。对受冲击很不服气，对毛搞“文革”有怨气，对“文革”新贵看不惯，对江青一伙非常反感，这在老干部中都是一致的。毛泽东很清楚，“文革”是犯了众怒。
这就是说，要注意研究事情发展的最早模式问题。比如说建国后的党内斗争，最早发生的是高饶事件。这里牵涉一个如何处理党军关系的大问题。在这个事件中军队和根据地干部是有山头的，高岗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打击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干部的山头。这次事件把高岗打下去了，但还是明无山头暗有礁，到“文革”干脆就是军队干部执政。从高岗事件之后就创造了一个党内斗争模式，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党内斗争的是非，墙倒众人推，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文革”。这个斗争模式虽然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就开始有了，建国以后，执政党本应是要建立一整套科层制度的，建立法理型的程序化的国家政治制度，领袖的个人作用应放在制度中，这是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正常化的需要，但这个坎没有走过去。高饶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以后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模式，从1959年庐山会议一直延续到“文革”。
讲到群众运动的问题，前两天我给学生提了一个问题:现代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有的说是小农经济，有的说是封建思想残余，有的说是王权意识。我说，你们都没有说到位，现代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平庸主义，是要人们都平庸化，泯灭个性，消灭精英。现代专制主义是不允许人们出格的，用人民统治人民，靠的就是这种平庸主义。上面是一言堂的专制主义，下面是一窝蜂的平庸主义。平庸主义是一种群体性的多数人暴力，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是类似民主形式的、有群众基础的，但它的文化本质就是不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不容异端，消灭异端的专制主义。有时它也表现为包里形式。“文革”就是专制主义和平庸主义的结合，一方面是群众对毛泽东顶礼膜拜，山呼万岁；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回答“人民万岁”。“文革”的群众运动，从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开始，鼓励的就是这种群体平庸主义的暴力。
我们可以看到建国以后都是用大的革命原则，人民群众等抽象概念来消灭那些社会上的出类拔萃的人。用平庸主义来消灭专业主义，平庸主义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专业主义是工商社会的产物。诸如说：工农群众不赞成你，工农群众反对你，“我们工人说话了”，说知识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用这种群体平庸的多数人暴力方式把社会上那些真正有思想，有文化，有独立见解，敢于说话的人打压下去，造成了社会的一个平庸状态。在群众内部是互相“掐尖”，对上是阿谀奉承。在农业社会中“群众”也需要一个权威。这种平庸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工人阶级占领上层领域，知识越多越反动……，这都是可以看到群众运动中的平庸主义和专制权力的绝配。从这个角度分析“文革”，可以看到，“文革”和“四清”，以及再早的反右派运动，专制文化形态是一样的，整的都是社会上各个行业的精英人物。绝对的政治权力是不承认知识权威和技术权威的，总是要以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名义批判他们。实际上，在“文革”期间“破四旧”的口号在“四清”时已经提出来了。可以看得出，形成“文革”的群众社会心理绝非一日之功，是在十七年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层累形成的，这确实需要全民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