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李普 忆沈容
患难夫妻的历史反思
革命年代的婚姻传奇
1922年，沈容出生在苏州的一个大家庭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她于1938年跟随父母内迁长沙，年仅16岁就秘密加入了虽然已经公开活动却依然保持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我和两三位同学一起参加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所设的难民服务团，?就在文抗会，我认识了李普、肖树仁、肖树义兄弟和方敬容大姐等人。也就在那时，我参加了共产党。那时，大家都认为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主张抗日，主张民主，而蒋介石独裁，国民党腐败，不许抗日。我读了那些粗浅的介绍马列主义的书，认为自己真正找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这是促使我决心参加共产党的动力。”
沈容的入党介绍人，是党龄只有两、三个月的20岁的李普，以及较为年长的杜辉义(又名杜修经)。与沈容在同一个党小组里从事秘密活动的肖树仁当年17岁，他的弟弟肖树义只有15岁。中学时代的沈容随家人迁居重庆后，为了从事地下工作而一再转学。在第五中山中学学习期间，每当晚饭后，她就在嘉陵江畔的沙滩上向同学们宣传马列主义。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我真是一个既狂热又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
沈容的父亲沈泽苍，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一名亲信，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的少将书记长。他虽然没有实权，却可以接触到国民党的绝密文件。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中共南方局决定把城市里的地下党员秘密分派到农村去，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战。已经被分派到长寿县的沈容，临时被留下来从事情报工作。她利用父母亲在客厅里与朋友打牌应酬的机会，多次从父亲的公文包里窃取抄录“绝密”情报，这些情报先后被重庆红岩嘴的八路军办事处传送到了延安。1945年8月，钱大钧被蒋介石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长，沈泽苍跟随钱大钧赶赴上海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残局，任市政府人事处长。已经是中央大学外文系学生的沈容，随后脱离家庭进入《新华日报》充当翻译，并且与时任该报记者的李普自由结婚。
李普原名李前管，1918年9月出生于湖南湘乡即今天的涟源市。他改名李壬练从长沙广雅中学高中毕业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938年春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育英小学教师和长沙县地下党嵩北区委书记。1939年初，他受命为《观察日报》特派记者，不久前往贵阳，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和内政部合办的卫生人员训练所任政治教官。后辞职前往重庆，在新华日报社担任记者。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前往昆明，考入华中大学历史系。一年后他回到新华日报社继续担任记者，李普是他在《新华日报》撰稿用的笔名，一直沿用至今。
李普与沈容的自由婚姻虽然隐瞒了女方家庭，却得到了革命同志的祝福。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社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给李普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通知家庭，家里同意不同意不去管它，但必须先通知;第二要在报上刊登结婚启事;第三要请沈钧儒大律师出面证婚。婚礼上，沈容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红绸缎旗袍，这是用李普的好朋友高集、高汾夫妇送来的一块红绸缎做成的。报社还专门为他们举办了宴席，组织了舞会。
政治风浪中的患难夫妻
1946年初，新华日报社派遣刘白羽、周而复、李普作为特派记者，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参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沈容也奉调到执行部任外事组翻译，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大女儿李欲晓，被留下来交由沈泽苍夫妇抚养。当时的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叶剑英，恰好是李普妹妹李刚的丈夫。
国共谈判破裂之后，李普、沈容夫妇于1946年11月来到刘邓大军充当随军记者，身材娇小的沈容因此成为刘邓大军中的第一个前线女记者。刘邓大军准备过黄河时，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社长李普随军南下，沈容撤退下来被安排到新华社临时总社外文部工作。在号称解放区的河北东柏坡，她遭遇了第一次残酷斗争：“1948年刘少奇在平山召开了土地会议，并在农村搞起了整村干部的群众运动，在机关里也进行了整风。外文部的整风重点竟落在我和石风两人的头上。对我的批判，主要是家庭出身。?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李慎之和他的妻子张贻对我的批判。”
1949年8月底，李普奉命由新华社武汉中南总分社调到北平总社，所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与李千峰一起进驻中南海怀仁堂，全程参加
1949年蒋介石、钱大钧逃往台湾，沈泽苍选择留在大陆。1957年，好出风头的沈泽苍响应号召大鸣大放，被网罗进了引蛇出洞的一场阳谋，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狱，没等刑满就变成瘫痪，1978年含冤去世。父亲沈泽苍的冤死成为沈容晚年的最大困惑：“我常想不明白，父亲受的不白之冤，究竟是因为他太相信党呢，还是多少受了我一些影响，是我连累了他?”
开国大典之后，李普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兼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新闻秘书，主要从事财经报道。1953年，他调任中宣部宣传处任副处长。1955年内部肃反，李普因为受到亲属中的两个冤假错案的株连而“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被调往北京大学后参与筹建政治系并出任系主任。1960年，时任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的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老同事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推荐了李普，李普得以调往广东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李普夫妇再次成为斗争对象。王匡此前任广东省委候补书记期间，兼管过港澳地区暗箱操作的地下工作，家中存有一些港澳书刊。当这些港澳书刊因红卫兵抄家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自然就成了无法言说的政治阴谋。更加严重的是在王匡书桌玻璃下压着一张新华社野战分社全体人员的老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其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名字，而是写着报务员和译电员。在造反派眼里，这张照片就成了特务组织的铁证，此案也因此被定性为中南局第一大案，照片中的王匡、李普等人也就变成了有重大嫌疑的特务分子。时任中共中南局宣传部副处长的沈容受李普牵连，先被软禁在办公室里，后来又被发配到广东连山县劳动改造。据沈容介绍，李普的特务嫌疑被彻底查清，得力于专案组中某些有良知的同志，特别是李普所在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同事苏如试和黄书泰。他们主动请求到外地调查李普和沈容的历史问题，结果证明沈容确实在重庆时期向延安提供过秘密情报，并且得到延安方面的表扬。沈容晚年痛定思痛，奋笔写下自己的精神困惑：“我们能活到现在，可以说是死里逃生!?我想，我们真是运气好，要是没有他们两位自告奋勇呢?”
1973年，李普从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被调回北京，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沈容也从广东电视台台长任上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76年10月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中，李普作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出面接管新华社，随后被任命为新华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直到1982年从新华社副社长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任上离休。
离休之后的历史反思
1981年，沈容在家中宴请了李普的湖南老乡曹瑛夫妇、李锐夫妇、廖沫沙夫妇、于刚夫妇、黎澍夫妇。按照她的说法，“李锐从庐山会议后历尽磨难，1979年才返京复职，住在木樨地22号楼，黎澍住在24号楼。我们住在三里河，和木樨地仅隔一条马路。我们三家过往甚密，我们常常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闻所未闻的往事和振聋发聩的思想。他们两位实在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正是在这些良师益友的影响之下，离休之后的李普、沈容夫妇一人一台电脑勤奋写作，从来没有出版过个人专著的沈容，以一系列回忆性散文一鸣惊人，于是便有了《红色记忆》的结集出版。只可惜她病逝之前只看到清样而没有拿到样书。等她去世之后，北京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以没有履行送审手续为由，不准该书出版发行。李普只好请求沈容曾经的下级、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龙新民出面斡旋，该书才得以与读者见面。
与沈容以宽容温和的女性记忆和柔性反思叙述自己的红色记忆不同，李普表现出的是既大彻大悟又淋漓尽致的另类反思。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是
2004年，《炎黄春秋》第4期刊登有李普的另一篇代表作《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文章从萧功秦的《另一个角度看美国》说起，把美国社会培养出的“廉吏”认定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正面提出了自己所希望、所理想的路径选择：“对于这两者，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怎么办?邓小平说得好，快快从制度方面赶上去。我很赞成，因为文化不是一蹴可就的。我想我们只能缓慢地着急。英文里有一个说法：make
haste
slowly，这个说法很好。我们不能等待把这种先进的文化培养起来再建立制度;而只能先从制度着手，然后培养文化。这就是先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先立制度，让那些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然而，能够造就出“不得已”的好人的先进制度，终究还是要由掌握着足够多的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的足够好的健全个人来设计和建设的。当今社会偏偏缺少既足够多又足够好的严于律己、主动担当的健全个人。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及精神困惑，每一位立志充当现代公民的个人，又应该如何立身处世呢?作为晚辈，笔者正是怀着诸如此类的精神困惑，写作发表了一篇《〈红色记忆〉的反思与困惑》，然后又应朋友的嘱托，于2005年4月17、18日两天，连续两次到北京宣武门内头发胡同58号拜访了李普老人。结果发现，老人与笔者一样，并没有破解这种现实困境及精神困惑的灵丹妙药。
五年过去，笔者第三次见到李普时，已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