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9月，九十六岁的李昌驾鹤西去。这位著名的改革代表人物，一生有诸多华彩篇章。第一个倡导“建设精神文明”，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媒体，都对此只字未提。 

  1946年李昌调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与军区政治委员胡耀邦第一次共事。图为1948年为欢送胡耀邦调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时，第四纵队负责人合影。前排左一为胡耀邦，左二为李昌，左三为副司令员曾思玉；后排左一为继任政治委员王昭，左二为司令员陈正湘，左三为参谋长唐子安。 

1988年2月14日，李昌与胡耀邦在胡耀邦家中。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史的论争点》等

>>李昌在信中说，他一直觉得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后，党内还有“四人帮”极左的余毒，还有封建主义宗派思想残余等等，在这些思想的袭击下，党内外思想有些涣散。在他看来，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总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凡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赞成。但是他觉得，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

>>李昌不介意说谁第一个提出“建设精神文明”，却不是没有他自己的遗憾。当年他提出这个建议，一个最基本的思考，就是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完成具有真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思想启蒙。虽然在技术层面上，中国已经进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但在精神层面上，总是与人类文明主流和经验若即若离，近几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更是严重背离。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奴隶主义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仍如梦魇萦绕人的思想，贻害国家和社会。“建设精神文明”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接续历史上已经开启而又被中断的思想启蒙，荡涤与人类文明主流和经验相背离的精神污浊，以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来重塑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同时促进教育的发达、科学的昌明和文艺的繁荣。李昌提出的词汇被采纳了，然而蕴含其中的理念却被置换，甚至被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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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3日，九十六岁的老人李昌驾鹤西去。这位著名的改革代表人物，一生有诸多华彩篇章。第一个倡导“建设精神文明”，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无论经有关部门审定的生平，还是媒体正式发出的消息，都对此只字未提。历史真的就这样被湮没了吗？

李昌是1979年春提出“建设精神文明”建议的，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多里，在邓小平领导下，他与第一副院长兼党组书记方毅(后任院长)携手整顿中科院，拨乱反正，恢复和调整科技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拟订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开创了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新局面。1979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年，思想解放向历史纵深延伸，人们对“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历史进一步反思，以逐步扫除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障碍。

有着43年党龄、在“文革”中两度被打倒的李昌，在领导中科院工作的同时，也在以宏观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总结“文革”的教训和思考今后的方向。在他看来，“文革”时期专制思维大行其道，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文明被公然践踏，其深刻原因在于封建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残余作祟；“文革”虽然结束了，但以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极左余毒依旧存在。中国在终结“阶级斗争为纲”、着重于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年春天，他向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提出了这个建议。

李昌与胡耀邦是老同事和老朋友，自1946年起三度共事。最后一次搭档是1975年，那年胡耀邦和他一同被中央派往中科院主持工作，领导整顿，配合默契，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同遭没顶，更是两人结下患难之谊。“文革”结束后，胡、李二人再度复出，虽不再共事，但交往如故，对历史、现状和未来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思考。

李昌的建议一提出，胡耀邦立即表示赞同，两人还为此深谈，可谓高山流水。后来，胡耀邦说搞两个文明建设是1979年春天提出的，指的就是这件事。这一年6月，在中宣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有高尚的精神生活。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一篇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初步作出结论，总结三十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今后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从现存文献资料看，讲话稿的第一稿(8月12日稿)，就写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稿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生活同物质生活是互相结合不可分离的，不能设想没有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也不能设想没有精神生活的物质生活。”9月29日，叶剑英在正式讲话中，不仅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而且将其纳入了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

“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提出来了，但对“建设精神文明”的具体目标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建设“精神文明”，人们的认识还很模糊。

进入1980年，改革势头渐劲，社会生活出现许多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新旧观念的碰撞日趋激烈，人们不再相信虚妄的政治说教，“文革”遗留的道德缺失后果日显严重，新观念的建立和道德重建的任务异常艰巨。李昌深感有进一步提出并明确“建设精神文明”的目标、内涵、途径的必要。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议题是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李昌却在会间致信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再次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张。

李昌在信中说，他一直觉得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后，党内还有“四人帮”极左的余毒，还有封建主义宗派思想残余等等，在这些思想的袭击下，党内外思想有些涣散。在他看来，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总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凡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赞成。但是他觉得，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

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他认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一是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前者(实体部分)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们可以努力推进的，而后者(意识形态部分)则是广大人民都能出力参加建设的。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动员工农商学兵、男女老青幼参加这个建设，从而把广大人民的思想集中到一个明确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目标上，更有力地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工作。

邓小平对此颇为重视，他在来信上批示：“李昌同志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考虑，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同志阅读。”

在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谈到了“建设精神文明”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与会者也都赞同和响应这个建议。

会后不久，1981年第三期《半月谈》杂志刊登了李昌的信，并配发编者按，呼吁读者阅读、思考，就“建设精神文明”问题“踊跃发表”自己的见解、想法和建议。

杂志出刊当日，即2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全文转载了李昌的信和《半月谈》的编者按。

此后，“建设精神文明”多次成为中共高层讨论的议题，并写入文件。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都重申了“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精神文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家喻户晓、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

及至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问题的文件，规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和目标、途径。文件将“精神文明”解释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显然是采纳了李昌的概括；而其中若隐若现贯穿的爱国主义旗帜，也是李昌在信中明确表达的目标。

李昌是一个从不居功自傲的人。不少人知道他给邓小平写信，但不了解第一个提出这个主张的也是他。三十年过去后，事情的真相变得更加模糊甚至完全被遮蔽了。李昌健在时，有知情人建议他写下这段回忆，留下历史文本。他就是不肯，还说叶帅提出来的不是更权威吗？对精神文明建设不是推动更大吗？

李昌不介意说谁第一个提出“建设精神文明”，却不是没有他自己的遗憾。当年他提出这个建议，一个最基本的思考，就是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完成具有真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思想启蒙。虽然在技术层面上，中国已经进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但在精神层面上，总是与人类文明主流和经验若即若离，近几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更是严重背离。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奴隶主义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仍如梦魇萦绕人的思想，贻害国家和社会。“建设精神文明”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接续历史上已经开启而又被中断的思想启蒙，荡涤与人类文明主流和经验相背离的精神污浊，以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来重塑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同时促进教育的发达、科学的昌明和文艺的繁荣。李昌提出的词汇被采纳了，然而蕴含其中的理念却被置换，甚至被庸俗化。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事情仍然没有多少改变，老人却终于告别了这个世界。毕生以国家振兴、民众福祉和社会进步为己任的老人，想必是带着无限遗憾走的。他的遗憾，活着的人还能帮他弥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