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诬陷陈丕显是黑小鬼 指责其收养敌人做干儿子
核心提示：长汀县河田镇的蔡村是他们重点调查的地方。他们进驻该村一年之久，在那里下了许多功夫，先后召开了多次群众批判大会，办过多次学习班，用公开和秘密手段调查过所有中年以上的人，要挖出我叛变投敌以及民团头子我做干儿子的罪证。调查组的恶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历史清白，不仅没有叛变投敌，更没有被敌人收养做干儿子的事。这使他们大失所望。
我1929年参加革命，当时才13岁，加上身瘦小，在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眼里，我确实是个“小鬼”。1933年，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胡耀邦同志担任少共团中央书记，我担任少共儿童局书记。我们两人在团中央共事时同住一室，在那时就有小红军”、“红小鬼”之称。江青、张春桥没有经过红军这段历程，加上历史上有不光彩之页，对我们这些老红军战士有一种阴暗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不把我这个名正言顺的第一书记打倒，他们就无法实现其阴谋。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点我说：“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可是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小鬼’变成‘黑小鬼’了。”江青信口雌黄，恶毒诬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紧密配合，其居心是何等险恶啊！
可是，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1975年，他们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我的历史问题报告时，由于这份材料主要证据漏洞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最后只好抽掉。为了置我于死地，他们费尽心机搞了七八年，最后却全都落空了。
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作者：陈丕显，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30年6月，我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开往长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疯狂反扑，长汀县苏维埃机关向上杭一带转移疏散。
当时我是县宣传队分队长，刚刚14岁。7月2日，我因病和一批红军伤病员分乘两船顺汀江南下转移。到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民团”的伏击。大家纷纷跳水疏散，有的牺牲，有的突围出去。我和其他红军伤病员等十余人被俘后关押在一座庙里。
由于我们这两条船红军伤病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大家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敌人也无法确认我们的身份。但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搜查我们的时候，跑出去两里路后被抓住，因身上有身份明，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当场杀害。在“文革”期间审查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同志是红军的一个大队长，叫涂应。
当时，我没有暴露身份，年龄小，个子也小，敌人把我当成“红军小孩”，便把我分到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里，此人后来在“文革”中被诬蔑为“恶霸地主”、“民团团长”。其他同志也被分交给当农民看管。我在这位姓刘的农民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帮助他家劈柴、烧火。他一家人十分同情和关照我，不时地把听到的消息告诉我。他告诉我，听乡里人传说：民团头子看中了我这个“红军小孩”，想收为义子，但又嫌我年龄太大了一点，养不亲，心里犹豫。这是不是事实，他不太清楚，我更是不知。十几天后的一天，他问我，“民团”已经开去打汀州了，你准备怎么办？我说我想“回家”。第二天，这位老乡就用船悄悄送我过江，给了我一点钱，要我赶快跑。上岸之后，我跑了四五华里就到了河田镇，找到了自己人。在战争年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文革”中却被“四人帮”歪曲篡改了。
这一段经历本是清清楚的，我干部登记表上填写过，组织上也审查过；而且我还把这段经历和那个民团头子想收我为“义子”的事当作革命故事，多次讲给青年同志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听，教育他们懂得革命之艰难和来之不易。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北京发表那篇《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毫无据、信口雌黄地诬陷我为“黑小鬼”。之后，她在上海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就紧密配合，千方百计搜集我是“黑小鬼”的罪证。同年5月17日，张春桥老婆李文静召集“陈丕显专案组”、《解放日报》社和市委办公厅造反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并由郑××负责，带领十余人前往我的家乡闽西调查。行前，李文又专门召集调查组人开会，指示他们“重点调查1930年被俘一事，这是关键”。自此之后，他们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闽西调查，先后派出20多批、990多人次。
调查组先后到闽西的龙岩、长汀、上杭、清流、宁化和江西省的赣南等16个县32个公社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他们所到之，先利用广播、大字报、大标语大造舆论，说 “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形成紧张恐怖的政治气氛。随后又召集群众批判大会，由专案组人员揭发批判陈丕显的“三反罪行”，说我“历史上被捕叛变，出卖同志”，要大家与我划清界线，揭发陈丕显的问题，肃清陈丕显的影响。继而又把熟悉我情况或与我共过事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诱逼揭发交代陈丕显的问题。对其中的一些“知情者”则采取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威胁、辱骂、捆绑、罚跪、殴打等法西斯手段逼供材料。他们甚至不惜运用专政工具，逼迫那些伪职人员制造伪证。
长汀县河田镇的蔡村是他们重点调查的地方。他们进驻该村一年之久，在那里下了许多功夫，先后召开了多次群众批判大会，办过多次学习班，用公开和秘密手段调查过所有中年以上的人，要挖出我叛变投敌以及民团头子我做干儿子的罪证。调查组的恶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历史清白，不仅没有叛变投敌，更没有被敌人收养做干儿子的事。这使他们大失所望。
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专案组人员也感到这样逼供不符合党的政策，应当如实反映情况。1967年10月，市专案办负责人郭忠业向张春桥汇报说：“陈丕显 1930年被捕，当时只有14岁，穿便衣，与群众一起被俘，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只是被地主武装抓过。”张春桥一听十分恼怒地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材料搞越少？”张要求他们对“政治历史问题一定要抓住不放”。10月23日，王少庸在传达张春桥“指示”时，又进一步强调：“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要抓住不放。”于是，们又重新调整调查组人员，派出“得力”人员再赴闽西调查。这样的调查进行了好多次。
一批又一批的调查组为了有所“建树”，能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交差或请赏，变着法儿地整当地的干部、群众和我的亲属、战友，使许多干部、群众遭受迫害。
长汀县涂坊乡马屋村张德胜同志是1930年参加农暴动以后又参加长征的老革命、老红军，曾同我共事过一段时间，对我在土地革命时的历史，特别是对我在蔡坊被俘那段经历很了解。于是，他成了重点调查对象，专案组人员几次找他调查。即便面对调查组诱逼，他也都据实作了介绍，证明我没有任何问题，还向他们讲述了我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成绩。专案组对他为不满，说他思想糊涂到极点，立场不稳。这正直的老红军不吃这一套，大义凛然地说：“毛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我跟随毛主席干革命，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即使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杀我的头，我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陈丕显同志是好志，没有叛变，也没有出卖过同志，我不能乱说，否则天理不容，‘雷公’会打。”按理说，专案组的人员做了那么多调查，听这番有理有情有义的话会为之感动，应当可以做出正确判断；可是，不知是出于立功心切，还是惧怕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压力，他们竟不为所动，相反，对这位老人狠下毒手。
调查组组长王××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先把张德胜弄到公社“隔离审查”，要他交代。他不交代，王××就把他捆绑起来批斗，可他仍不屈服。王××无计可施，就自己写好一份关于陈丕显“叛变投敌”的材料，要他签字。他看后怒不可遏地说：“你们这是胡说八道，签这样的字我不能！”说完就将这份材料撕碎并塞到嘴里要咽下去。专案人员被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呆了，待反应过来之后，立即上前卡住老人的脖子。老人死命将字纸咽下肚去，专案人员死命卡他脖子，使老人昏死过去。待老人醒来后，专案人员又将他毒打顿，而后又把张德胜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监督劳动。张经受不了这样的污辱和折磨，趁机跑到亲戚家躲起来。王××以“罪潜逃”为由，要公社把张德胜抓了回来。
第二天，他们又把他儿子张绍昌找来，软硬兼施地劝张绍昌：“你要劝你父亲不要顽固。他这样顽固没有什么好处。你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陈丕显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派’，是‘徒’，已被打倒。你们要和他划清界线，揭发他的‘罪行’。”张绍昌反驳说：“不管如何，我相信我父亲，我父亲是老实人，他不会骗我，我也相信陈丕显同志。”这话激怒了专案人员，一位专案组成员出手枪，“啪”的一声甩在桌子，威胁说：“你父亲不老实揭发，就把他打成反革命！”张绍昌仍像父亲那样，不为淫威所动。专案组又动手抄了张的家，抄走了张德胜亲笔撰写的许多革命传统教育材料，还抢走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与朱德军长的合影照片，以及战争年代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两把匕首和一把马刀。
专案组人员余怒未消，回到公社之后，立即要公将张德胜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那无法无天的动乱岁月里，他们竟以一个口头通知，一字不发地将一位身经百战、为革命致残的老红军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停发他的工资，并将张德胜关进学习班进行批斗、隔离审查，使他顿时变为阶下囚。
1969年农历五月初八，专案组又一次带了许多人来张德胜家。他们把事先写好的大字报贴满了张胜的家，连厨房的门也用大字报盖满，不让他一家人煮饭吃。随即，又要张德胜揭发陈丕显叛变的材料。张德胜像过去一样，讲述自己和陈丕显的革命历史。专案组人员哪里肯听他的话，又拔出枪来威胁说：“你同陈丕显同穿一条裤子，你也是叛徒。”张德胜气得全身发抖。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张德胜把儿子张绍昌叫到身，对他说：“听到响声后，你出来捡小鸟。”说完，便提着鸟铳到屋后自杀了。张绍昌听到枪响后立即出门，一看父亲已倒在血泊之中！这时才明白他父亲刚才说的话是什意思。张绍昌顿时痛不欲生。
这位老红军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没有倒下，却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威逼迫害之下悲惨死去！
张德胜惨死之后，专案组人员还说他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本来山区的生活就艰难、贫困，张德胜死后，他留下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不久，张德胜之妻顶不住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煎熬，在贫病之中悲愤去世；接着，小儿子又离家出走，不知去向。父死、母亡、弟散，好端端的一个美满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张绍昌成了孤儿。“四人帮”就是这样制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我被“解放”重新工作后，听到这位老战友为我的问题而受株连、惨遭迫害的消息时，心中悲愤不已！时至今日，我还时常怀念这位坚贞不屈、死不折的老战友！“文革”后，福建省委、龙岩地委、长汀县委洗刷了蒙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罪名，为他平反昭雪。
受专案组迫害的又岂止张德胜一人！据了解，因为我问题受株连、遭迫害、受批斗的人数以百计。上杭县城郊乡白玉村的陈生林同志是我在中苏区儿童局时期的同事，抗日战争时期又曾陪同我从赣粤边游击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专案组人员要他揭发我下山谈判，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叛变、投降。陈生林理直气壮地说，他陪同我下山同国民党谈判，是受党组织和项英、陈毅同志的委，是代表南方游击队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改编四军事宜的，怎么可以说是叛变、投降呢？陈生林义词严地拒绝了专案组人员的无理要求，结果被拉去批斗游街，又把他打成反革命，后又被宣布为管制分子，受尽摧残。“四人帮”及其爪牙就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之后，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闻知此事后，专门指示有关部门调查，为陈生林同志平反昭雪。
调查组对我老家的亲属更不放过。其实，我13岁参加革命之后就离开家了，家里亲属和干部、群众对我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他们却把我家乡作为重点，进行了几年的调查、逼供。我叔叔陈鸿春、弟弟陈家齐及侄儿陈建如、陈配如、陈坤如，都曾受到过审查、抄家、批斗。尤其是那八十多岁的叔叔陈鸿春，被调查组人员指使公社领导人押到街上批斗，他身体虚弱不肯去，他们就把他捆绑起来抬到大队去批斗。当地干部、群众对此做法非常气愤，纷纷指责他们没有人性，并围住调查组人员进行辩论，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诬蔑陈丕显，加害他的亲属。为此，调查组人员曾向张春桥、李文静汇报说他们在闽西调查时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围攻”，他们同当地落后的干部、群众进行了一场斗争。
更为恶劣的是他们为了挖取我“叛变投敌”的“证据”，竟然诱逼原来的民团、土匪分子编造伪证加害于我。当年我在蔡坊村被俘时，王沛春是民团作录的文书。专案组找到他，先是恐吓他说，如果他不老实交代陈丕显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材料，就要按“公安六条”对他进行“专政”；然后又对他采取捆绑、殴打、罚跪等刑罚逼迫他写出材料。对于这份逼出来的材料，他们还是不满意，又由专案组授意修改、补充，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共修改、补充了46次内容，实际上全是专案的意思。即使如此，这份材料仍然漏洞百出、自相矛盾，
甚至连人名都搞错了。
张春桥、王维国、王少庸等人一方面不断调整、扩充“外调”队，希望能从“外调”中捞取置我于死地材料；另一方面，像国民党反动派对待共产党那样加紧了对我的审讯、批斗，妄图从我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他们把这称为“双管齐下策略”。从1967年5月至1972年12月，他们对我大会小会批斗、审讯达数百次之多。什么“车轮战”、“蘑菇战”、“疲劳战”，什么低头认罪、罚站、不让喝水，什么大声斥责、辱骂等等不一而足。为了逼我就范，他们真是挖空心思，费尽力气，耍尽花样，也伤了脑筋！1968年5月7日，张春桥亲自出马召集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等人研究策划第二天在江湾体育场召开全市性电视批斗大会。张春桥说：“明天的批斗会主题是拿掉陈丕显‘红小鬼’的政治资本，还他一个‘黑小鬼’的面目。”他们还策划了由谁发言，怎么发言等等。张春桥对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等人说：“你们大家都要讲几句话。”王少庸立即点头“是”。
在第二天的批斗会上，王少庸果然按张春桥的旨意上台发言说：“陈丕显被俘后跪倒在匪营长小老婆的脚下，是‘黑小鬼’……”王少庸以为这番别出心裁的“独创”会赢得张春桥的赞赏，可没想到因为编得太离奇，露了馅。躲在兴国路招待所看电视、搞幕后操纵的张春桥大为不满，指责王少庸说：“你那样说陈丕显是‘黑小鬼’，等于向他交了底，你为什么不会多讲两句？”张春桥一番话弄得这个被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里外不是人。
1972年4月，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眼看整了好几年陈丕显仍然以定案，心急如焚。他亲自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说陈案不能再拖了，要求上半年结案。根据王洪文的旨意，市专案办和专案组研究了三条“对策”：一是“虚张声势”，故意装作专案组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逼我“就范”；二是用“蘑菇战”的办法，对我百般折磨，一天批斗两次，每次两小时，使我在精神上“透不过气来”；三是专案组重新分工，由郑××负责“主审”，王××等人负责“陪审”，专人做记录。经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之后，从5月9日至7月5日，他们在这两个月里连续批斗审讯了我68次！他们每天对我轮番进行猛批狠斗，不让我睡觉，搞“车轮战”、“疲劳战”，企图用精神折磨来使我屈服，但都被我坚决顶住了
作为一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我觉得有人向自己泼污水时是最痛苦的。特别是“四人帮”以逼供出来伪证抹黑我红色的、光荣的历史，把我同敌人的斗争说成是向敌人屈膝投降时，我不能容忍了。我当时经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同法西斯辩论斗争的事迹，想到李大钊、刘伯坚等先烈，觉得自己应当像他们那样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我把专案组每一次对我的审讯都看作为维护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维护正义而与敌人展开的斗争面对“四人帮”爪牙们的诬陷，我据理力争。他们要我交代1930年被俘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你们说我1930年有罪，那是你们欺骗毛主席，欺骗群众！”他们说：“你的问题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情况已查实。”我就反驳说：“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既然已经查实，你何必还问我呢？”他们说：“民团头子要你当干儿子是实。”我针锋相对：“没有当才是事实。” 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就说：“你们搞的是假案子，搞的是逼、供、信。”他们拍桌子，我也拍桌子；他们大声叫喊，我也提高嗓门，毫不示弱；他们诬蔑我是 “老反革命”、是“叛徒”，我怒不可遏地大声申明：我三十年代没有罪，是光荣历史。你们如此迫害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是叛徒。”针对他们搞的伪证，我一一揭穿：“你们搞的证据是假的，我要组织上给我讲清楚！”《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这种对话的火药味很浓，经常是吵着吵专组的人忍不住了，大叫：“滚！”我听了转身就走。他们喊住我，我就说：“你们让我滚，我就滚嘛！”气得他们也没办法。这种审讯后来大部分变成对我“打态度”。有时他们气极了就叫我“低头认罪”，我也借机休息——虽然低头，但不认罪。
过后我也常想，明明我的历史是红的，他们为什竭力要把它涂黑呢？想来想去，结论只有一个：这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本性有关系。
我1929年参加革命，当时才13岁，加上身瘦小，在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眼里，我确实是个“小鬼”。1933年，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胡耀邦同志担任少共团中央书记，我担任少共儿童局书记。我们两人在团中央共事时同住一室，在那时就有小红军”、“红小鬼”之称。江青、张春桥没有经过红军这段历程，加上历史上有不光彩之页，对我们这些老红军战士有一种阴暗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不把我这个名正言顺的第一书记打倒，他们就无法实现其阴谋。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点我说：“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可是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小鬼’变成‘黑小鬼’了。”江青信口雌黄，恶毒诬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紧密配合，其居心是何等险恶啊！
可是，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1975年，他们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我的历史问题报告时，由于这份材料主要证据漏洞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最后只好抽掉。为了置我于死地，他们费尽心机搞了七八年，最后却全都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