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极富人格魅力，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很少有人得到这么多的诚恳好评——刘少奇说：“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叶剑英评价他：“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胡耀邦也曾说过：现在我们党内找不出一个对弼时同志人品上有意见的。任弼时堪称共产党人的明镜，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明镜。

坐牢也讲究方法

1928年9月，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省巡视党的工作，此行的任务是传达“六大”精神，以及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安徽省临委的风潮问题。临行前，他剃掉胡子，着夹袍礼帽，扮成商人模样，化名胡少甫。第二天下午，他到县城西北的古刹香油寺，正准备参加城关区党团员骨干会议，被叛徒发现被捕。特务除了在他身上搜出80元大洋外，别无所获，随即将他羁押于南陵县监狱。

16日晚，国民党南陵县法院会同县党部会审，弼时自称“胡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来南陵催收账款，顺便到小乔墓玩玩。国民党反复提审，均无隙可乘，于是施以“踩杠子”刑，弼时坚不吐实。在狱中，弼时言行谨慎，很少同政治犯交谈。他启发狱中的难友，不要急躁莽撞，有的人恨不得立即冲出监狱，审讯时发脾气大骂国民党，这于事无补，相反暴露身份。“你不承认是共产党，这一骂就变得承认是共产党了。要善于同敌人辩论，进行说理斗争，争取不判死刑，过好狱中生活”。在他的启发下，许多同志都注意改变对敌方式，大家组织了两个学习组，一组是工农分子学文化，一组是有文化的同志学理论。难友们的情绪也都冷静下来，做好了长期坐牢的思想准备。

弼时在被押解去安庆的船上，偶遇曾任长郡中学校工的同乡彭佑亭，他乘法警不备，请彭通知在长沙任湖南第一纱厂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从任理卿处得到消息后，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和党组织迅速展开营救工作。当国民党安徽省法院派人到长沙调查胡少甫身份时，陈琮英早已做好准备，确认胡少甫是纸庄学徒，向法院出具保证书。年底，弼时在组织营救下出狱，回上海休养。不久，中央派弼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1929年11月17日上午，弼时赴上海华德路竞业里出席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被埋伏在团省委秘密机关的巡捕房密探逮捕，拘押在汇山路捕房。19日捕房审讯时，弼时机智地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准，被错捕。当时他身上除了一张电车“派司”外，没有任何材料，巡捕房抓不到任何把柄，但不相信他的口供，施以残酷的电刑。两个电极把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印记，用手一按，冒着黑血水。但弼时依然不屈服。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特科聘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为弼时辩护，营救工作获得成功。

“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

作为中共最早的留苏“海归派”，喝过洋墨水，又长期身居高位，弼时却与来自农村的发妻陈琮英不离不弃。他没有像一些以打破封建婚姻束缚为由的革命者那样，走马灯似的换几任妻子。他对婚姻的态度始终如一，与陈琮英患难与共、一生恩爱，堪称领导干部的典范。

弼时的婚姻本是包办的，但他诚恳地对妻子说：“琮英，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下辈子咱们还‘包办’……”由于父辈亲情的原因，弼时年幼时就由父亲任振声做主，与陈家的侄女陈琮英订了“娃娃亲”。琮英比弼时年长2岁，长到12岁时便到任家，同小弼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弼时12岁时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高小部。任家生活清贫，琮英便自告奋勇到长沙的织袜厂当童工，省吃俭用，把打工的钱攒下来助弼时交学费。

1924年弼时从苏联学习归来，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委员和代理中央书记。“五卅惨案”后，出于安全考虑，上级决定让弼时将琮英接到上海。在这之前，有人要在上海给弼时介绍对象，被他拒绝了。1926年4月初，分别长达6年的这对恋人终于聚在一起，正式举行了婚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从此以后，两人风雨同舟、相依相伴。琮英跟着丈夫从事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中备尝艰辛。

1928年秋，弼时在安徽省南陵县第一次被捕入狱时，琮英买不到火车票，情急之下，毅然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苏明爬上一辆货运火车赶到长沙，然后按照弼时的假口供，假扮成一老板娘，与敌周旋，与党组织一起成功地救出了弼时。弼时出狱后得知，女儿因在去长沙的途中受冻，不幸患肺炎夭折。弼时和妻子都伤心欲绝，他安慰妻子：“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1931年，弼时赴江西苏区后，琮英被叛徒向忠发出卖被捕，在狱中半年受尽折磨，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出狱，到苏区后与弼时重逢。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后，琮英随弼时踏上长征之路，两人互相照顾。琮英照顾身体虚弱的丈夫，使弼时几度死里逃生。长征途中，过草地前琮英又生了个女儿，这时弼时已率红六军团经历了万里长征，遂给女儿取名远征。过草地时严重缺粮，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点的野菜夹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琮英熬汤补身体。行军途中，孩子总是由他背着，同时还要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1941年7月弼时担任党中央秘书长，与周恩来一同操劳中央指挥抗日战争的日常工作，成了延安中央最忙的人。琮英是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弼时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琮英也就跟着忙个不停……全国解放时，弼时的健康严重恶化，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为了给国家省钱，弼时没有让琮英陪同前往。1950年5月28日，弼时与在苏联学习的女儿远芳一起回到北京。

回首与弼时度过的共同岁月时，琮英总是深情地说：“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不怕犯颜直谏，“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

弼时性情温和，但柔中有刚，一旦认定是正确的事，必勇于坚持，决不退缩。他为坚持正确的主张，一生中多次向上级犯颜直谏，不怕上级给他穿小鞋。

——顶撞陈独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共青团组织也遭受巨大损失，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弼时忧心忡忡。

为保卫武汉，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了400多名童子团成员参加武汉三镇的警戒任务。童子团的活动被武汉政府的汪精卫斥责为“过火行动”，陈独秀为避免与武汉政府分裂，委曲求全，决定湖北省总工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同时也要求团中央下令湖北团省委停止童子团的活动，脱下制服，交出木棍，“否则童子团应当枪毙”，“如CY(共青团)不听令执行，连CY也要解散”。陈独秀的“严重决议”引起了弼时和团中央同志们的强烈不满。这期间，以弼时为首的团中央议定了一份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并召集会议，请总书记陈独秀来参加，向他面陈。陈独秀听后拂袖而去。

7月3日，弼时出席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弼时对陈独秀的主张持反对意见，再次要求宣读共青团《政治意见书》。陈独秀严厉制止说：“青年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弼时仍不罢休，对参会的一位国际代表说：“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是否有这种权利!”陈独秀则说：“青年团国际的代表不应当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他不应当进行干扰。”末了辩解：“这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有的文章记述：“陈独秀越听越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大叫：‘住嘴!’然后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大吼：‘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陈独秀是否如此失态，这里不做考据。当时，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意见不一，鲍罗廷、季诺维也夫觉得共产国际的来电难以执行。陈独秀本有“难言之隐”，正在内外交困之时，看了意见书不由得大动肝火。

当时弼时同志年仅23岁，竟敢向48岁、自己一直尊敬有加的老师、总书记陈独秀“开炮”，正体现了弼时独立思考、“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品质。弼时当时对革命出路的思考与稍后的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领导层毛泽东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八七”会议后，新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都夸奖了他的觉悟与胆识，弼时也被赋予了更多更重要的职责。

——与张国焘争而不破

1936年6月底，弼时与贺龙、萧克、关向应等率红二、六军团跨越千山万水，在国民党的层层堵截中杀出重围，终于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经历会师的欢喜之后，红二、六军团的领导权问题，红军的南上北下等问题迅速浮出水面。

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向弼时等人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另派政委”、在政治上与他“保持一致”等主张，都被弼时一一巧妙地拒绝。但弼时对张国焘是斗而不破，以至于张国焘对弼时印象不错，而且很有敬意。张国焘印象中的弼时形象是：“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炼，已显得相当老成。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已经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党军人，一切听由弼时指挥。”

7月5日，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弼时在会上反复批评了张国焘，他说：“你借用中央名义调我们是不对的。你把我们调来干什么?你要吞并我们!” 张国焘赶紧辩解说，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敌人跟着，和我们靠近一点，就能保持力量。弼时还直言不讳地批评，你们南下路线是错误的，这样做分散了红军主力，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把红军逼到草地里，粮没粮，草没草，吃没吃，穿没穿，给红军带来严重损失。他还严肃地向张国焘指出，自立中央是严重的反党行为，是自绝于中国革命，是党纪决不容许的。你们已经宣布撤销第二中央，我们欢迎。末了，弼时提出，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北上，与中央会合。这个会开完就应立即北上，到青海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弼时的发言很精彩，一向专制的张国焘竟没有反驳。

弼时十分关心全党和整个红军的团结问题，不断与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7月6日，他就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情况及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简要情况致电党中央。在此期间，他先后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谈了话，详细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妥善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

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弼时力求化解红一、四方面军领导人之间矛盾一事，且表示“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他曾笑问弼时是不是想做“包拯”，弼时也不完全否认，表示愿以调解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希望为红一、四方面军的和好多尽些力量。

弼时担任“包公”的角色成效明显，在他的悉心斡旋下，红二、四方面军达成一致，纷纷表示团结起来，继续北上，与中央会合。

——与毛泽东据理力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调23万人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伺机歼敌。而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800多人的中央纵队，由弼时任司令员。

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半旅扑来，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仅15华里。这时，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主力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六七百里之遥，毛、周、任身边的全部兵力仅警7团4个连，能投入战斗的仅200多人。中央前委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但到底向哪个方向转移，弼时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弼时主张中央纵队应先向北走，再折向东，万不得已时可以到河东暂避一下。这时，毛泽东因整夜工作后刚刚入睡，为了不惊动他，弼时就此定下了行动方案。没想到毛泽东第二天下午醒来后，却认为这个方案欠妥。

弼时的理由是：此时西有敌马鸿逵部，南有敌刘戡、董钊部，东又濒临黄河。只有北面路宽、活动余地大，万不得已向东走过黄河。只有这样才可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绝对安全。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来的方向往西去，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这样是有一定的风险，但往往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最安全。敌人就是估计到彭德怀远在陇东，离我们有几百里，救不了我们，才想把我们往东赶，如果往东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搞了折中方案，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后视情况再向西北方向转移。这个方案，基本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

毛泽东的思路已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就此抹杀弼时方案的意义，因为中央纵队西进的过程中确实险象环生。如：10日晚，队伍继续摸黑行到月亮山山峁时，向导迷路。其间，曾一度离敌营仅几十米，能听见敌人讲话声，烟火清晰可见;后另找了一位向导，中央纵队才顺利进入天赐湾。在天赐湾住了一周后，中央纵队重返小河村。7月18日毛泽东等人在五女川又险些被山洪冲走……这说明弼时的考虑绝非多虑，从保护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计是很有道理的。

中央纵队到达天赐湾后，毛泽东对弼时余怒未消，又批评了弼时，并撤去他中央支队司令员的职务，任命周恩来为纵队司令。弼时坦诚地接受了一切，积极协助接替他的周恩来工作。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弼时“擅自做主”的良苦用心，并未因此事影响他对弼时的信任。

数度纠“左”

八七会议上，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年仅23岁。如此年轻就委以重任，直到他辞世，也才46岁，在党的领导层中仍属年轻人。尽管年纪轻，但弼时阅历丰富，且不乏远见卓识，在革命生涯中多次纠“左”，其思考之深邃，行动之沉稳，令人钦佩。

——处理“富田事变”时尽力救人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因发动肃清“AB团”，出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问题，不少红军官兵被错误捕杀。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根据逼供所得的假口供，带人前去捉拿在省行委机关和红20军中的“AB团分子”，并予以行刑逼供和滥杀，这激起了20军174团政委刘敌等的强烈不满和怀疑。他们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于是率部抓了军长刘铁超，放出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然后包围在富田的苏维埃省行委，释放被错捕的70多名人员，误捉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随后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过激口号，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由此引发了“富田事变”。(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央政治局指派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为全权代表来解决“富田事变”。这时传来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意见，局势发生陡转。远东局在代表团调查还未开始之前，就武断地认为红20军少数领导人率部包围省行委的行动“是反革命的暴动，总前委领导是对的，这一点用不着再争论”，应通知苏区“无条件的在总前委领导下来作斗争”，并要中共中央起草一信“立即发下去”。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好按照这一口径处理“富田事变”。

弼时虽赋有“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件”的使命，也只得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决议。但对肃反扩大化的左倾做法，弼时进行了抵制，并尽可能进行了纠偏。他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王震等许多同志的意见，提出肃反“绝对不要单独相信口供”，“要反对肃反工作中的唯心论”，保护了一大批同志，救张爱萍即其中一例。7月间，在万泰边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诬陷为“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决定逮捕他。弼时得知后，指示“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这一时期工作的检查中来找根据”，即派共青团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作实地调查，结果消除了对张爱萍的诬陷。如不是弼时及时保护，日后共和国的这颗耀眼将星恐怕就此陨落了。

——整风运动期间纠偏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为此，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其中谈到，国民党花费很多经费训练和培植了一批青年男女混入边区，这批青年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本来想做一番事业，是被迫误入歧途的，真正甘心情愿替敌伪和国民党反共顽固分子做特务破坏活动的是极少数。弼时代表中央担保，对于忠诚坦白的人，不治特务之罪。

但是康生违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乱批乱斗，大抓“特务”，短短十余天就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面对审干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2日召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弼时在发言中首先否定康生所谓的“新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特务”的谬论，进而指出：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数量要作恰当的估计，估计不足或扩大了，都不妥当。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共约4万人，大多数是1937年、1938年进来的，其中3600多人是地下党撤退来的。我认为他们中大多数是好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投奔延安来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以否定。

12月6日，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强调：对已经坦白的人，分别是非轻重进行甄别是一项大的工作。他说：青年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坦白”的比例那么大，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应很好地清理。他还指出，“真正的职业特务不容易在‘抢救’运动中冲出来，只有个别职业特务才能在群众运动中冲出来。审查重大特务主要靠调查研究”。

事实证明弼时的判断是正确的，经甄别，绝大多数的干部和学生都证明是清白的。由于弼时在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讲话和呼吁，对及时纠正冤假错案起了重要的作用。

——土地改革中纠“左”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土地革命掀起了新的热潮。经过这轮土改，贫雇农进一步翻身，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成绩无疑是很大的。但土改存在着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有些地区对部分地主、富农采取“扫地出门”，不给生活出路等错误做法，在老区、半老区的许多地方发展到恶性的地步，存在着杀人过多、工商业凋敝、学校关门、社会不稳等现象。

弼时认为纠正土改中“左”的倾向，关键是要确立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全国《土地法大纲》虽然颁布，但如何划成分问题却并没解决。1948年1月12日，弼时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稿经毛泽东修改审定，从理论和实践结合意义上阐明了：分析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六个方面的问题，这是纠正一度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力作。

针对把中农错划为富农的现象，弼时指出，“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他还指出：对地主与对富农，斗争应有所区别;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应有分别;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财产处理又应有所区别。弼时的这些主张，与后来毛泽东制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十分相近。

弼时的一系列举措对各解放区土改纠“左”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扫地出门”、“地主不分田”的错误得到纠正，不少逃亡户被争取回来。如冀鲁豫四分区，至1948年4月返回的逃亡户有3万多人。解放区社会秩序开始趋向安定，土改运动与农业生产走上正轨。国民党军队、政府人员向解放军投诚者日益增多。他们认为：“共产党政策变了，一定要得天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历史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拒绝特权的“党内老妈妈”

有一次，弼时在养病时，工作人员给他读《西游记》，当念到唐僧取经到西天，阿傩、伽叶向唐僧索要“人事费”未果，只给了唐僧一本无字的空本，唐僧无奈，只得将紫金钵盂送上，才换到了真经。弼时听罢，不禁大笑：“原来西天极乐世界也并不干净啊!”在弼时这里，却断然不会发生这样搞特权的事。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多数时间身居中枢要津，但他从不以权谋私，始终廉洁自律。他以“三怕”著称：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

弼时常说：“在党内，任何个人不管他是军长、政委，都是普通的一员，都要服从组织，决不能做特殊党员。”他言行一致。在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正值陕甘宁经济最困难时，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弼时是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也是普通劳动者。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开了一块地，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还积极参加纺纱，向359旅的王震要了一部纺车，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他眼睛近视，开始纺的纱不是粗细不匀，就是常常断头。但他不怕困难，虚心向妻子和其他同志学习。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举行了纺纱比赛，弼时因量多质优被评为第一名，纺的纱还拿到生产成果展览会上展览，一时传为佳话。周恩来惊讶地问：“你怎么纺得这么好?”弼时得意地指着琮英：“我有家庭教师嘛!”

弼时在延安中共中央秘书长任上，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弼时深知群众疾苦，尽可能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负担，中央纵队用的信封多是用旧报纸糊的，起草文电常常用废旧印刷品的背面。弼时总是告诫部下：“边区政府也很困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东西，可以要一点;有些东西可要可不要，没有那东西也可以过日子!”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弼时炕上铺的单子破得不像样子，打算给他换个新的。弼时说：“不要，不要，你给别的同志要点东西吧!”他盖的被子，是1935年长征时战士送给他的战利品;一条毯子，是1934年红六军团突围时缴获敌人的;一条背心是琮英在延安时用一条毛围巾改织的。

弼时有个22年不见的妹妹，叫任培辰，培辰夫妇1949年见到弼时的衣着和家中陈设如此俭朴，不由得大为感慨：没想到共产党这么大的官却这样的廉洁!培辰希望哥哥能出面写封信给湖南省委，为丈夫谋个工作，但弼时婉言拒绝了。他对妹妹说：“这虽是件小事，但是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你们的工作，当地政府是会安排的。”

弼时自己不讲特殊，也不准自己的子女讲特殊。西柏坡时期，一次任远远和姐姐远志在练自行车时，发现车上油漆脱了。小远远突发奇想，学着大人的样子，撕了张纸，写了张领条，跑到行政科批了个字条，然后把纸条交给父亲的警卫员去领了一块布，让姐姐做成车衣。弼时知道后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了姐弟俩。远远于是把布退了回去。弼时特别对他们交代：“今后要注意勤俭节约，再领什么东西，要经过我同意，你们年纪小，不要乱来。”

新中国成立前后，弼时仍保持着过去的传统，常说：“进城了，我们更要注意节约。”1949年中央机关进城后，弼时先住在香山，因离城较远，工作不便，便搬到景山东街居住。但这里离马路太近，环境嘈杂，不利于重病在身的弼时养病。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病情，找到一所环境幽雅的小院子。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换房：“这不行，那房子已经住着一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怎能为了照顾我一家而让他们搬走呢。”后来，大家又建议他买座适合的房子，换一个环境，弼时再次否定。就这样，他一直住在景山东街，直到去世。

弼时平时一副“老头儿”模样，其实极为博学多才。他擅长绘画，爱好文学，好弹钢琴，会摄影、拳术、打猎、钓鱼，还会开车。他从小喜欢美术，三四岁起，父亲就教他描红识字，绘画刻章。1930年5月上旬，弼时偕琮英到武汉，与贺诚夫妇主持的中央军委长江秘密联络点——华中大药房取得联系。省委的同志打算为他物色一处僻静的住所，弼时说：“越是热闹的地方越能避过敌人的耳目。这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在汉口日本租界内的闹市区中山路，租赁了两间住房，摆成画像馆，以画师的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墙上始终挂着几幅画像，他画的一幅未完成的人像，一直放在桌子上。也有人来洽谈业务，琮英在热情接待的同时，漫天要价，把来人一一打发走。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闹市区，他以画师身份掩护湖北省委书记的身份。鲜为人知的是，弼时还是一位神枪手，据曾在毛泽东警卫班当过班长的武象廷回忆，西柏坡时期，警卫班曾同弼时有过一场比赛射击，打40公分的靶子，距离40米，用美制卡宾枪，每人打三次，一次卧姿，一次坐射，一次立姿。比赛结果，警卫班成绩最好的战士27.8环，弼时是30环。

弼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爱好如此广泛，却没有因此影响革命事业。他没有像一些领导那样，借爱好大肆敛财;更没有像顾顺章那样，因爱好魔术而断送了党的事业和许多同志的生命。

弼时的人格之所以如此富有魅力，如此受人称道，是因为他心中始终装着百姓的疾苦。他曾针对官僚主义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过上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此番深刻的警言，经历半个世纪后，话犹在耳。

哲人虽萎，愿后世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