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苏论战”看“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
一、1956年至1960年的中苏分歧
中苏论战是伴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而产生的，前后持续大约十年之久，因此，吴冷西将其称为“十年论战”。事实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苏联在党和国家关系方面就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是暗流汹涌的。而出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中国努力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但是，从1956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共二十大召开时开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多方面开始出现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做的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否定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是“七分功、三分过”。1958年以来，赫鲁晓夫对“大跃进”的讥讽、对中国大陆炮击金门的指责、提出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以及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都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使得中苏之间的裂痕大大扩大。
以上这些具体事件为中苏论战埋下了伏笔。但是，两国争论的焦点还在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提出，世界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月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时代变了，因此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中共领导人认为，这种观点“公开修改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因而是错误的。[2]
赫鲁晓夫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激化了中苏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矛盾，并且由此而引发了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争论。赫鲁晓夫认识到了核武器的毁灭性，因此决定与美国搞好关系，“平起平坐”、“和平竞争”。特别是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称赞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但是，**方面认为，赫鲁晓夫是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3]一年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人莫斯科高级会议上说：
当赫鲁晓夫公开说艾森豪威尔得到美国人民的全力支持的时候，用外交礼仪的需要就难以说得过去了，或者可以说，赫鲁晓夫是在不明智地美化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4]
总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对于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已经不再是那么忠诚了。中国严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认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也是阶级斗争在国际上的反映，甚至核武器也不能抹杀阶级斗争。然而，苏联却开始谋求与美国的关系缓和，因而不可避免地“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断。对于苏联的言论和行动，毛泽东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联开始在修正主义的边缘徘徊。
二、1961年至1964年的中苏“大论战”
在第一阶段的中苏论战中，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应该把什么样的主张作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修正主义”还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期间，虽然有布加勒斯特会议、莫斯科会议那样的大争论，但是，论战还是集中在国际问题上。而且，因为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经济困难十分严重，加之毛认为外交上的主要反对的目标应该是“美帝国主义”，因此，**有意与莫斯科维持关系，不至于迅速破裂。但是，1961年苏共中央公布了《苏共纲领》，并在当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将其予以通过，这使得论战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苏分歧快速升级，而“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也开始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在《苏共纲领》中，苏共领导人不仅将此前提出的“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议会斗争”等关于国际问题的理论系统化，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苏共根据本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国情判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上已经变成了全民的国家。”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已经变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5]可以看出，苏联的新理论已经逐渐系统化——从二十大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新论述，已经发展到对社会主义国内政治理论进行“修正”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随着1961年以来国际左派势力的逐渐增强，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略有好转，毛**决定“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6]。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此时已认定赫鲁晓夫由半修正主义沦落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苏共已是修正主义政党，苏联也已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国际共运的责任已落在中共、毛泽东身上。”[7]中苏论战迅速升级，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从1963年9月6日到12月12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了6篇言辞激烈的评论文章，全面否定苏联纲领，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前六评。1964年2月4日至7月14日，七、八、九评发表，批判更加猛烈。[8]这些文章后来被集结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书。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逐级上升，到了“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批判直指苏联国内政治，上升到了空前的意识形态高度。文章开头就说，“……苏共纲领，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是“历史的倒退”，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9]论战虽然激烈，但毛泽东更关心的不是如何使苏联“改邪归正”。而是开始以苏联为“教训”，反思中共党内是否出现了“修正主义”。
三、从国际反修到巩固国内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在对苏联的口诛笔伐中，既斗志昂扬，又心怀隐忧。他自信地认为，国际反华力量“估计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10]，但同时，他也在估量着党和国家有多少比例的人已经“变修”的问题。中共八大召开之后不久，毛泽东的思想就已经转向阶级斗争，与苏联的论战还有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攻击，更强化了他对于中共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警惕。因此，他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与国内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反修正主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其性质是“要马克思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赫走”[11]。在与苏联的论战中，他完成了自己阶级斗争理论的体系化，并用这个思想指导国内的政治发展。“九评”最为完整地反映了这一意识，它运用了毛泽东提出的“大过渡”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2]而且，这种阶级斗争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13]。为了保护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14]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思想已经初露端倪，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章的第二部分，列举了若干反面事例，证明苏联城乡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他们的代言人。[15]最后，文章得出结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会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16]说到这里，文章话锋一转，问到，“在目前我们的社会里，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呢?”[17]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毛泽东归纳了15点，而第二点最为重要，他说“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8]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设想，跃然纸上。
毛泽东关于“党变修，国变色”，重蹈苏联覆辙的担忧，以及感知到中央领导中出现了对于毛泽东经济政策的反对声音，促使他集中精力去发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1963年2月28日，毛**明确指出，“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不少，要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些牛鬼蛇神。”[19]怎么办?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年5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将防止修正主义和进行阶级斗争奉为指导思想[20]，认为这样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但是，毛泽东的担忧在1964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标志是他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的估计更加严重了。就在这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做出了中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即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著名判断。[21]他甚至说，我们这个党“还有国民党”。[22]他甚至设想请外国党帮助中国“防修”。这年1月，毛接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曾说：如果将来中国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你们就要举起反修的旗帜。9月，在接见日共中央袴田里见时，他又说：要准备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候，你们要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23]
但很快，毛泽东就意识到，不光是地方，中央也出现了大量的修正主义分子。1965年1月9日，他对斯诺说：“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14日，他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出台，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24]至此，从口号(整“走资派”)到手段(“造反”)，“文化大革命”的要素已经一应俱全了。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再次出现了“赫鲁晓夫”字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25]而这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了。
四、结论
总之，“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与中苏论战有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通过对苏联“修正主义”道路的批判，一步步完善了自己的“反修防修”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当他将视线转回国内时，就不可避免地运用这一理论推行自己的政策，以保证他自己开创的社会主义局面的纯洁性。于是，随着毛泽东误判的加重，“反修”逐渐升级为“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符合逻辑的了。麦克法夸尔的论述十分得当：“中国人把论战提到了思想意识高度。这当然使论战升了级，并使莫斯科和北京更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当争论越来越激烈时，中国人就会合乎逻辑地、也是不可避免地将他们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实质性分析进一步扩展到对这种错误的根源的追寻上去。中国人把这种根源说成是苏联社会的堕落，而这使毛泽东思索它在中国会产生的后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解决问题的方案。”[26]
2009-6-3 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参考文献：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2、《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3、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沈志华 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6、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党史出版社，2005年。
7、邢和鸣：“‘文化大革命’成因中苏联因素论析”。
8、《**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
9、《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10、“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2] “苏联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7-58页。
[3]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6页。
[4]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4页。
[5] 邢和鸣：“‘文化大革命’成因中苏联因素论析”，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7月，第24卷第4期，第31页。
[6] 沈志华 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31页。
[7] 同上书，第336页。
[8] 同上书，第337页。
[9]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87-388页。
[10]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1页。
[11] 沈志华 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32页。
[12]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90页。
[13] 同上书，第393页。
[14] 同上书，第395页。
[15] 同上书，第404页。
[16] 同上书，第433页。
[17] 同上书，第434-435页。原文如下：“但是，我们应当看一看，在目前我们的社会里，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呢?不，并不那么干净。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反动阶级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存在着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蜕化变质的现象，而且那些蜕化变质分子还极力向上级领导机关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决不应当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而必须引起充分的警惕。”
[18] 同上书，第436页。原文如下：“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重点是作者加的)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46页。
[20] 《前十条》以八届十中全会为指导思想，认为“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进一步归纳了关于阶级斗争的九点现象，与“九评”中对苏联社会的分析异曲同工：“(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21] 沈志华 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50页。
[22] 毛**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谈话记录，1964年9月4日。转引自《中苏关系史纲》第349页。
[2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49-1150页。
[24]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25]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26]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