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读罢社论，彭德怀面有不悦

 

1950年12月31日，黄昏战役总攻开始后，中朝联军进展迅猛，三天之内全线突破敌防御纵深达20公里，迫敌全线撤退。志愿军右翼突击集团及人民军一军团当即向仁川、汉城、水原方向追击，左翼突击集团及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向洪川、横城方向追击。

1949年8月31日，即兰州战役结束后的第六天夜晚，彭德怀司令员在认真审阅第二天（9月1日）创刊的《甘肃日报》社论。（来源：资料图）

 

战至1951年1月4日晚，第50军149师、第49军116师及人民军一军团8师、47师一部相继进入汉城。5日，第50军及人民第一军团渡过汉江，向仁川、金浦、水原方向攻击前进……

 

左翼突击集团第66军4日攻占洪川，第42军于7日进占砥平里，8日占领杨平、弼州、利川等地；人民军第二、五军团亦进抵横城、原州地区……

 

中朝联军由三八线推进到三七线。

 

中朝联军一连串胜利的消息，由新华社即刻广播到全世界，中朝两国人民走上街头，热烈欢呼。1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大字标题：《朝中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急进》，同时，刊载通讯《午夜的欢声——记北京大学同学庆祝汉城光复大游行》和社论《祝汉城光复》。1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大字标题：《中国各民主党派致电朝鲜人民：“祝贺光复汉城大胜利！”》，同时刊登大幅照片《北京市学生、工人、妇女庆祝汉城光复》；1月7日，又以头条大字新闻刊登《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的报道。

 

在捷报频传的同时，彭德怀冷静地注意到我军正在发生的诸多困难。

 

众多的部队拥挤在三八线以南狭小地区，粮食供给很成问题；气候奇寒，我军冻伤人员剧增。196师冻伤数千人，其586团已因冻伤失去战斗力，这等于敌军不费一枪一弹，而我军折损近一个师！

 

5日，韩先楚报告：此次战役部队损失尽为骨干，116师两个团伤亡千余人，119师一个团伤亡300余人，现已有不少营团失去攻击能力，甚至有的师只有半数人员在前面作战。且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持。行军中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部队无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道路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作战……三八线以南敌人埋设地雷很多，时常发生触雷事件，仅40军触雷死者即达百余人……

 

虽然我军经连续7个昼夜的进攻，前进100多公里，歼敌近两万，但是，据各部队报告，敌人抵抗并不坚决，汉城亦主动放弃，似乎严寒的气候和后勤补给方面的困难比敌人的抵抗对我军造成的阻力更大。彭德怀敏感地意识到，敌人有可能且战且退，诱使我军过远南进，从而疲惫甚至拖垮我军，之后从我方侧后登陆，重演仁川之战一幕。

 

彭德怀心里有些担忧，经过连续三个胜仗，部队普遍产生了轻敌与松懈的情绪，有的部队战士中出现说怪话的现象：打过三八线，凉水拌炒面。也有的说：由北向南，一推就完，出现速胜思想。多年的经验告诉彭德怀：胜利的同时，也往往潜在着失败的因素。

 

这天开早饭的时候，志联军政治部的同志把国内送上来的几张报纸拿来，告诉彭德怀、邓华等，国内抗美援朝气氛高涨、轰轰烈烈、热气腾腾！

 

邓华接过一张报纸看着，看了一阵，递给了彭德怀。

 

“你看看彭总，温度的确够高的……”

 

彭德怀放下碗筷，接过报纸，是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社论，题为《祝汉城光复》，社论写道：“……汉城的光复，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美国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坦克和大炮，在伟大的中朝人民军队面前，无论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已证明无能为力。中朝人民军今天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是强大的和平力量。他们完全有力量消灭与赶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军，恢复朝鲜的和平……”

 

看着社论，彭德怀面有不悦：

 

“等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赶走了再这样说也不迟嘛，总是这么性急……”

 

这张报纸还有一则消息报道是《首都人民为汉城光复游行》。

 

看着这篇报道，彭德怀摇起了头，他把报纸甩到一边，冷冷地说：

 

“大游行，庆祝汉城解放，还喊口号，要把美国侵略者赶下大海去……解放个汉城就这样搞，要是丢了汉城，可怎么向人民交待？”

 

“这样，我们压力就更大了！”邓华说。

 

“国内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我们的困难……”彭德怀叹道，“讲是那么讲，话总要说到嘛……不过我看，主席还是要压美国尽快撤出朝鲜，争取速胜……据我看，速胜的可能性有，但不大……希望就在于春季攻势的决战，所以要准备得更充分些，争取一鼓作气，连续作战……”

 

短短几天后，敌军便开始向北进行侦察性进攻。战争就是如此，好比两个棋手下棋，你走一步，他也要走一步；并不能让对方少走一步而你可以连走两步。彭德怀像棋手一样，时刻关注着对方的变化并变化，力争不失去主动，或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彭德怀作战思想的活的灵魂。

 

1954年，字斟句酌，彭德怀修改社论

 

1954年4月至7月，中国参加了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达成了停战，新中国在外交上获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日内瓦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毛泽东这时要求突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根据国内外战略形势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当时朝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停战的结局又是越南采取南北划界分区而治，美国又企图把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这时突出“解放台湾”的要求，正是要从政治上打破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

 

7月22日下午，《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的电话打到彭德怀的办公室，说有篇《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送彭总审稿。军事秘书听后生疑，心想这应该送中央宣传部陆定一或胡乔木去审，怎么找彭总审呢？随即报告彭德怀，彭德怀说送来吧。几十分钟后，连云山带着铅印的社论清样稿来到中南海永福堂彭德怀处，并告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明天见报，要连夜排版。新华社还要译出外文播出。首长审阅修改后要赶快拿回去急办。

 

按工作程序，彭德怀的军事秘书应先看一遍，尽可能为彭德怀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但在连云山的催促下，军事秘书来不及细看，就送彭德怀阅了。在彭德怀审稿期间，军事秘书和连云山在秘书办公室聊天等着。半个多小时后，彭德怀按电铃让军事秘书去他的办公室，他把稿子交给军事秘书说：“可拿回去发表”。军事秘书大略看到样稿上有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回到办公室，军事秘书还未逐一细看，连云山就催促说：“首长审完了，要赶快回去办理，交给我吧！”说着拿过文稿匆忙回报社了。

 

随后，当军事秘书给彭德怀送第二批文电时，彭德怀问军事秘书：“社论修改的地方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军事秘书如实回答：“报社的同志急于拿回去连夜排版，我未细看。”彭德怀说：“我改了几处，其中末尾处原稿写着‘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我把‘动员起来’划掉，改用‘一致努力’，又划掉后面‘努力’两字。这样改一下，是因为按世界各国惯例，只有在国会通过对外宣战议案后，才可在全国下达动员令，或者国家遭受重大灾祸进入紧急状态时下令局部动员。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不能轻易号召动员起来。当前中国的中心工作是进行经济建设，至于解放台湾，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广造舆论，使全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下不可懈怠。从军事工作上看，台湾海峡的斗争，是长期的，只是军事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全力以赴，全军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1959年，匿名批判，彭德怀庐山蒙冤

 

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发生了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万言书”，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事情。接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全会通过了题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不过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只在中共党内传达，并没有向普通民众公布。

 

8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套红印着通栏大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头版头条的通栏刊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眉题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党全民发出的战斗号召”，主题是“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

 

人民日报社针对八届八中全会的宣传，拟定了初步计划，开始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思想”。《人民日报》的社论计划中，还增加了两篇，一是论十年左右赶上英国，一是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9月1日见报。这篇文章主要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污蔑”。“得不偿失论”是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从彭德怀、张闻天的话中“概括”出来的。

 

社论说，北戴河会议一年来，举国上下，全民奋起，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铁水滚滚，钢花四溅”。社论写道：“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是我国劳动人民为了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

 

社论用了很多数字，说旧中国从张之洞1890年开办湖北大冶钢铁厂到1949年的59年间，累计钢产量只有760万吨。接着说美国钢产量从多少万吨到多少万吨花了多少年，英国花了多少年，用这些不可比的数字来证明大跃进速度有多快。

 

社论用四大段话“批驳”“得不偿失”论的四条“论据”。

 

“‘钱花得太多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一个‘论据’。发展小高炉是要花钱的，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必须对小高炉生产给予一笔补贴。但是，这笔账应当怎样算呢？应该从眼前的支出来算？还是从长远的所得来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鼠目寸光，他们根本不会算账，却装成很懂得经济核算。”

 

“‘质量太坏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又一个‘论据’。1958年生产的土铁、土钢比现代设备生产的‘洋铁’、‘洋钢’，质量上差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土铁本来主要是供农村使用的。事实证明，去年的土铁、土钢在今年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小土群搞错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另一个‘论据’……由‘小土群’到‘小洋群’，这是一个由普及到提高、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过程……”

 

“‘大炼钢铁挤掉了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再一个‘论据’……1958年，由于以钢为纲，出现了工业大跃进，煤炭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各行各业都在钢铁加番的带动下实现了全面跃进……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带动一切……”

 

这篇社论很长，有5000多字，列举了很多数字，看进来好像理直气壮，其实是强词夺理。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论据”都是真知灼见。而社论中说到的“土铁”、“土钢”大多是毫无用处的废品，其论点是遮人耳目的掩饰之词。“不是挤掉一切，而是带动一切”更是欺人之谈。

 

9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消息《全国市场繁荣兴旺》，引题是“归功于大跃进，归功于人民公社”。《市场的形势的回顾和展望》就是为这篇消息配发的。这篇社论批判了彭德怀说的“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当时供应已很紧张，大跃进造成的危害已经显现，虽然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节了，城市商店的货架却还很空。这篇社论的作者遵照领导的布置，硬说市场一片繁荣，煞费苦心地从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物价平稳、商品库存增加这三个方面来论证市场供应“好得很”，回避和隐瞒了一些主要事实。

 

这篇社论的结尾写道：“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致，继续跃进。我国伟大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将在今年内提前实现。我们的现实是美好的，我们的前景更是美好的……”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中下方不太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刘少奇签署的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罗瑞卿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职务，黄克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罗瑞卿兼任公安部部长职务。

 

不过彭德怀并没有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也没有被中共中央政治局除名。

 

1959年9月18日至1967年5月，彭德怀被不点名批判，此间的七八年中，彭德怀的名字只是1960年5月30日在《人民日报》出现过，他的名字列在“林伯渠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同日向林伯渠遗体告别的消息中，他也列在向林伯渠遗体告别的出席人名单中。这之后差几天整七年，彭德怀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从中国公众的政治生活中蒸发了。

 

1966年，火冒三丈，彭德怀撕碎社论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召见彭德怀，在场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毛泽东还解释说，周恩来去接西哈努克亲王故不能来。毛泽东当场给了彭德怀一个“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也称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不过当时的《人民日报》对此事没登一个字。

 

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继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修正主义”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起草这篇社论的是几名穿着军装的秀才，这篇社论开始时的标题也不是这样的。196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他们受命于当天上午10时去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于次日见报。当天晚上10时之前，几位秀才将这篇社论草稿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然后两次挥毫对社论草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改过之后，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