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鸦片战争以来170年间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仿佛陷入了一个历史轮回的怪圈。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三度“国进民退”的轮回，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脉相承。

 

除第三场是彻底消灭民营经济外，这几场“国进民退”具有下列共同点：一是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垄断权力和资源，压迫、吞噬民营企业;二是官商勾结，形成权贵资本主义;三是急功近利，破坏社会契约，政策失信于民;四是后果严重，先后导致了清政府、国民政府的垮台，引发共和国的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将经济拖到崩溃边缘。上述轮回，笔者在《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已有论述。

 

一个社会要谋求稳定和发展，说到底需要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前后30年的社会财富走向，最能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

 

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得益于对农民的土地承诺。自1950年代起，通过土改剥夺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但很快又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将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中于权力体制之下，并通过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手段，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在制定《共同纲领》时，确认了国营、合作社、私人资本主义、个体、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的合法地位，但没几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替代了《共同纲领》，通过“对资改造”，将全部生产资料置于国家的掌控之下，消灭了市场经济。此后的“文革”，以抄家等手段，夺走了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而所谓“一大二公”，其实是“规模而不经济”，既无法调动生产积极性，也发展不了生产力，权力和财富的高度集中，只是平均分配了贫困。

 

“文革”结束，执政党提出“改革开放”，成为朝野共识，可视为继1949年《共同纲领》以来达成的第二个社会契约。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回市场经济，是在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之后的“与民更始”，回归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在被消灭20多年后重返人间，并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政治民主不妨从“经济民主”入手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习惯于将国家视为战利品，有权世世代代吮吸“血酬”。但如果贪得无厌，搞到民不堪命时，就会发生农民起义等周期性动荡，这是黄宗羲早就揭示过的历史定律。“载舟覆舟”的道理，历代统治者不是不懂，也都会在一定阶段有意识地实行“让步政策”，但制度本身的惯性，有时会令维系社会稳定的政策失效。

 

商业传统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西方人较早懂得了用社会契约的形式保护财产权利，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大贵族和君主坐到一个圆桌上协商纳税，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美国独立运动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其理论依据也是社会契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缺乏尊重契约和财产的意识传统。梁启超说中国“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历代王朝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从抽税到抄家，一味依仗权力。

 

没有人民，也就没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早有明文规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15个字，也是执政党一再强调的执政理念。

 

改革开放的思想成就之一，是人民普遍有了权利意识，开始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仅仅四年前，笔者谈论纳税人权利时，很多人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西方的概念，不符合中国特色。现在情况大不相同，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而是人民养活了政府”。然而，这样浅显的道理，很多官员至今不承认。

 

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威胁原本有限。投入巨额资金应对，不仅未能拉动内需，反而造成房价高涨，国企“地王”频出，利益集团自肥……决策的随意性和人大财政监督的缺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经济民主”的主张，但执政以后却“违背了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语)。国家要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政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须以“现代性”取代“草莽性”为前提，这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共同道路。在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今天，从经济民主入手，建立纳税人监督机制，稳步实现政治民主，或许是代价最小的选择。

 

纳税人对政府财政的监督，不妨从“预算民主”开始，抑制政府规模、支出的自利型扩张，减轻纳税人负担。确立有效监督机制的前提是人代会的权威性——共和国建立时订立的社会契约《共同纲领》中已有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其中包括全国人大。

 

重订社会契约的必要性

 

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在健康的社会框架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应该是并行不悖，有竞争也有互补。在某个时段发生一定程度的进退也是正常的，前提是遵守社会契约，不破坏游戏规则。

 

中国近代以来的几场“国进民退”，都是从破坏社会契约开始的。政府在经济拮据时，网开一面允许民企发展，国家实力增强后就通吃;待到民企大量倒闭，出现经济萧条和失业，税源也会枯竭，于是不得不再度放开，如此循环往复。每场轮回的起因都是折腾。“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每次“国进民退”必将导致下一轮的“民进国退”，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如果将“改革开放”视为《共同纲领》以来的第二个社会契约，会发现它一开始就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不受监督的权力在计划与市场并轨的空档中不断攫取利益。现代化进程如果只有经济这只轮子，除了全民“向钱看”，现代性诸多要素均无从实现。

 

黑格尔曾经感叹：“经验和历史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和政府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从未按照由历史导出的原则行事。”能否“按照由历史导出的原则行事”，将决定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能否平稳地完成社会转型。当前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正在接近一个新的临界点。

 

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深植着“均贫富”的基因，当原有的统治秩序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可能诉诸丛林法则。革命的成本巨大，必然带来经济的破坏和社会成本的支出，使数十年间的经济建设成就毁于一旦，无论对于平民百姓或是富裕阶层，都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三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的失误，使经济建设相对贴近于经济规律。从各国的成功经验看，创造力来自民间而不是官僚机构，无论规模大小，民营企业的效率和效益一般都高于国营企业。

 

走向共和是国家崛起的政治前提，自1908年“预备立宪”以来，曾多次订立过社会契约，承诺者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一旦自毁，后果严重。中国必须走出政治上“以暴易暴”的周期律以及经济上“国进民退”的循环。

 

对当前利益博弈的各方而言，妥协是避免社会撕裂的最好机会，妥协需要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希望或许在于：对共和国前后30年的历史做一次认真的总结，以此为基础重建共识，订立新的社会契约，确立宪政框架下的游戏规则，走向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