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缅怀经济学家林子力

林子力是福建连江人﹐生于1925年﹐长得颀长健壮﹐繁忙中有种从容潇洒的风度。他常常深夜埋头写作﹐终于积劳成疾﹐几次病倒。不能起立﹐不能执笔﹐但仍然断断续续顽强地口述和修改他的《理论经济学导言》﹐直至不能说话﹐不能认人﹐不能思维。2005年8月﹐他停止呼吸时﹐年届80﹐正当学术思想比较成熟之际﹐撒手西去﹐至为可惜。

飞出密云浓雾的第一只报春燕
 
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帮挥动“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导致经济倒退。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后﹐找到几个不赞成“四人帮”的秀才﹐成立了国务院研究室﹐由胡绳﹑于光远﹑胡乔木﹑吴冷西﹑邓力群﹑熊复﹑李鑫七人为领导人﹐重点抓经济理论问题﹐想冲破极左舆论﹐把生产搞上去。

当时林子力被借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邓小平不久后下台﹐研究室陷入瘫痪。当此动荡不安之时﹐林子力向于光远提出﹐看来驳倒“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个迫切的问题﹐所以想写本小册子。于光远十分赞同他的想法﹐介绍有林同他合作﹐他们一遍又一遍查阅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搜集有关资料﹐悄悄动手批判“四人帮”的谬论。1976年10月6日﹐忽然传出大喜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全国一片欢呼。不过局势还不很明朗﹐思想仍然比较混乱﹐报刊上“两个凡是”叫得很响。林子力﹑有林加紧书稿的写作。1977年3月﹐协助他们写作的戴成找到人民出版社一位副总编辑和党组书记﹐商议出版事宜。想不到对方竟要求作者写个保证书﹐保证出了问题作者自己负责﹐而且限印五百本。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杨奇闻讯后气愤不平﹐豪爽地说﹕“他不敢出我出﹐印五万本﹗”并立即带一位编辑飞到北京。1977年6月﹐《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为征求意见稿内部发行。这本小册子大受欢迎﹐很多地方翻印﹐确切的发行数量连杨奇也搞不清楚。当时的中央委员几乎人手一册﹐都仔细看了。胡耀邦﹑罗瑞卿等同志表示支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1977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本书的全文。翌年2~3月份﹐应听众要求﹐又回放了一次。人民出版社得知邓小平说过“可以出版”之后﹐也改变了态度﹐主动和广东方面协商﹐议定由两家联合出版。又经过三个月修改补充﹐正式定名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于1978年3月出版﹐第一版就印刷了14万册。这一本书﹐有人称之为十年浩劫后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只报春燕。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我与子力相识在1979年夏天。他与冯兰瑞及陈进玉﹑左方到安徽调研考察﹐当时我刚刚调到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负责接待和协助他们工作。在合肥时﹐我们接触不少﹐他对安徽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动向饶有兴趣。当时他已敏锐感觉到农村改革可能走到其它各业的前头﹐农民积极性高﹐创造了许多“新名堂”。他想把自己调查研究的重点﹐由国营企业转向农村﹐从农村改革实践的调查﹑分析入手﹐然后及于其它领域。当时包产到户前途未卜﹐反对者横加指责﹐赞成者据理力争。我们都赞成包产到户﹐观点相同或相似﹐颇谈得来。

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决定成立新的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中央决策层出现了一些新人。改革很快向各个领域延伸展开﹐并酝酿开放经济特区﹐显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

1980年5月﹐我调到北京﹐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林子力是室务委员兼理论组组长﹐我们成了朝夕共处的同事﹐彼此的办公室是紧隔壁﹐后来在毛家湾的宿舍又是门对门。我们不止一次结伴下去作调查研究﹐共同主持一些研讨会﹐共同出席过北京和外省的研讨活动。我分工负责处理农村方面的材料﹐他是专门搞理论的﹐但因为关注重点的转移﹐便成了鼓吹农村改革的战友。

农村改革前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一步一步向前发展﹐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很著名的一件大事。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把过去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始归属于各种形式的集体农业责任制之列﹐上了姓“社”的户口。农民欢呼声之高﹐几乎不亚于粉碎“四人帮”。1983年初第二个一号文件﹐又有了一个重大突破﹐把包干到户（即大包干）定名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说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这句话写进文件﹐经历了一个过程。负责起草一号文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杜润生的领导下有种好的风气﹐重视实践经验的概括﹐重视不同意见的讨论。有人在文件草稿中采纳了这个观点﹐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认为这个观点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彻底解决纠缠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问题。然而﹐困难在于文件没有篇幅详细阐述理由﹐直接采用这个观点﹐恐怕中央审查时难以通过。中央书记处审定第二个一号文件时﹐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不想文件竟顺利通过了。虽然对文件若干处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但对我们最担心的这一句话﹐却没有任何人表示质疑。我估计有几位对包产到户曾持保留态度的老同志可能要说话﹐可是会场气氛轻松﹑活跃﹐没有人挑起什么争论。倒是会上薄一波颇为感慨地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对包产到户与合作化的关系﹐我是反复深思过的﹐也不是没有过疑虑﹐最初是作为解决当前迫切问题的权宜之计来接受的。但是实践的发展使我越来越感觉到﹐对包产到户的威力老是估计不足﹐这才意识到自己无形中也受到老框框的束缚。说到这里﹐薄老稍稍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我想在这里﹐在这个场合说一句话﹐请不要记录﹐也不宜对外公开宣布﹐就是我个人认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不仅是我国农民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实际上还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句话大概没有写入记录﹐可是在场的人一定都会有印象﹐因为当时会场静悄悄的﹐薄老说得很有感情﹐听者无不动容。

这个观点﹑这个论断﹐至少有一半是出自林子力之手。他之所以能首先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他青少年时期在厦门集美学校求学和任教时就开始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50年代初﹐到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工作﹐又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认真啃过《资本论》﹐对西方经济学也有涉猎。后转到经济政策部门﹐接触计划﹑物价等具体实践问题。他善于独立思考﹐遇到问题就钻进去深入研究﹐因此对苏联模式及其经济学产生了一些看法。当时“苏联老大哥”是不能碰的﹐但他还是间接从方法论的角度写了一些批评性的探讨。1975年“反击右派翻案风”中﹐他向于光远提出要对批“唯生产力论”作反批判﹐也绝不是一时冲口而出﹐而是酝酿已久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这一提法﹐更是他多次调查考察﹑分析研究的结果。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是林子力在一次调查考察中提出的。调查组有林子力﹑我及戴成﹑朱述先﹑左方五人。从1982年4月开始﹐先后到贵州﹑云南﹑湖北﹑安徽一些地区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当时农村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都叫包产到户﹐其实门类繁多﹐名称不一。我们在考察中不断比较﹑研究﹑筛选﹐感到还是溆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或叫“大包干”好。因为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最受农民欢迎。大家的共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关键﹐“大包干”是包得最彻底的形式﹐不妨作为典型形式﹐取一个规范的名称。在此之前﹐林子力已提出过“财产权利可分解为所有权和占有﹑支配﹑使用或称经营权这两个独立主体”的理论观点。在考察过程中这个思路有所发展﹐他提出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的概念。我们非常赞同﹐一路做过多次讨论﹐回京后由子力撰写了三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上报。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个报告时﹐邓力群曾以石家庄一个村（他下放劳动时长期住过）的情况为例﹐对报告使用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但经过认真讨论﹐还是批准报告作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情况通报》印发﹐以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但最后邓力群建议我和子力到石家庄那个村去看看。子力去没去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因为我已看过河南新乡的刘庄﹑江苏江阴的华西村（后来还看过河南临颍的南街）。我的看法是只要当地群众同意﹐刘庄﹑华西村等生产﹑分配形式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不过这种形式不宜普遍推广﹐真正能挽救中国广大农村走出饥饿﹑贫困的是大包干﹐即“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 报告在《情况通报》刊出后﹐胡耀邦总书记看后表示同意﹐还对包括分配方法的“标准产量”的提法产生了兴趣。万里在报告上写了许多眉批﹐在分析“工分制”的一页上批语说﹕“工分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报告解决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被写入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影响巨大﹐以后多次在文件中被采用﹐成为一个公认的概念。

雇工问题与深层基础经济理论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度﹐使整个农村活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兼业户﹑专业户﹑小商店﹑小作坊﹑家庭工厂﹑私营企业大量涌现﹐随之出现了请帮工﹑带徒弟的现象。于是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刚有缓解﹐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争论﹐即雇工剥削问题。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社会心理所不能允许的﹐一时间沸沸扬扬。报刊上有文章说﹐这场争论是因为经济学家林子力从《资本论》中找到马克思的话﹐通过某种公式计算剩余价值﹐请三个帮手﹑带四个徒弟可以不视为剥削。即雇佣七人以下不算剥削﹐不算资本家﹐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八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存在剥削﹐要算作资本家﹐算资本主义。中央据此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三年后再说。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林子力确实在《资本论》的注释中找到一个人的资料﹐但他绝不是从本本上找到几句话或某个数字就提出政策主张的人。认为中央据此就确定“看一看”的方针﹐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最近我看到1983年12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一份调查报告。1983年6~9月﹐林子力和理论组的同志曾到江苏﹑上海﹑广东﹑山西三省一市作过专题调查﹐走访了约60个涉及雇工问题的单位﹐研究了九个省﹑市部分地区的调查报告。报告首先强调﹐当时的雇工现象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如果孤立地考察雇工现象﹐就无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因此﹐这份报告对复杂的雇工现象区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分别做出了具体的分析。报告提出并不是所有的雇工现象都能构成比较严格意义的雇佣劳动。“除传统的变工﹑换工﹑零工外﹐请帮工﹑带徒弟有学技术的成分﹐剩余价值量小﹐可以不视为雇佣劳动。同时﹐雇佣劳动不等于雇佣劳动制度﹐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至少暂不取缔﹐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

我所以要作这样的摘引﹐是想展示子力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时俱进的深入思考。他没有因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写进一号文件得到公认而沾沾自喜﹐更没有对雇工问题就事论事﹐浅尝辄止。找到《资本论》注释中对现实发展有利的几句话﹐在林子力对雇工问题的研究中所占的分量﹐实在小而又小﹐可是20多年之后﹐这件小而又小的事被记录下来﹐而他对雇工问题的考察研究几乎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与理论贡献。如果有人这样对待历史﹐似乎有欠公允。

丛雇工问题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早在1979年﹐经过长期潜心研究﹐林子力对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有一些批判性的观点﹐他认为适合于我国现代建设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不突破传统理论障碍﹐改革就会难以深入下去。林子力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此﹐努力突破传统概念。

1982年国务院农研中心（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系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主任都是杜润生）成立后﹐任命我为副主任。此后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心工作﹐但书记处研究室的职务仍兼着﹐和子力常有工作来往﹐对雇工问题也常交换意见。

雇工现象1981年开始出现﹐1982﹑1983年有新发展﹐1984年以后发展速度加快。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另有些同志深表不安﹐认为不能老说“看一看”﹐敞开口发展下去会出大问题。因为1985年冬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进行整党﹐对党员雇工需有具体说法。为此﹐1985年7月上中旬﹐农研中心奉命在河北承德召开一次座谈讨论会﹐参加的有辽宁﹑河北﹑天津﹑陕西﹑湖北﹑浙江﹑山东﹑广东八省市农村政策研究室及中央有关单位同志﹐我邀请子力同志一起前往﹐共同主持。经过讨论﹐很多人认为﹐允许请帮工﹑带徒弟的政策﹐实践证明效果好﹐反对的声音逐渐减弱消失﹐而雇工大户的问题显得突出﹐特别是雇工与雇主收入过分悬殊﹐一般达到十倍以上﹐有的更高。会上对此看法分歧很大。子力作了几次发言﹐指出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商品经济的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手段极不健全﹐价格体系不合理﹐空子极多﹐一些问题要逐渐从全面改革去解决。他的讲话理论性强又深入浅出﹐有利于与会者提高思想﹑促进共识。

那个时代﹐温州家庭工业突出﹐雇工经营最多﹐成为众矢之的﹐多次被诬为“资本主义复辟基地”。子力和我曾多次到温州调查考察﹐为温州辩诬﹐写文章赞扬“温州模式”。1985年9月﹐童大林在厦门主持召开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讨论会﹐子力发言的题目是“市场的形成是今后经济改革的关键”﹐也就是要着力于深层的改革。他强调要改革物价制度﹐以形成产品市场﹔改革就业﹑报酬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形成劳动力市场﹔改革产权制度﹐以形成资金﹑地产等产权市场。没有这三大改革﹐没有完整市场体系的形成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很难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坚持探索，锲而不舍

1979年﹐林子力写出〈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黎澍见到后极为赞赏﹐认为是发聩振聋之作﹐决定将这四万字的大作刊登到《中国社会科学》当年10月创刊号首卷。大样已经印出﹐正式发表时却出现了曲折﹐当时林子力把这篇稿子的清样送给胡乔木审阅。胡看后没有吭声﹐子力知道是哪几处的说法让他不大放心﹐因为他同胡乔木曾争议过雇工问题﹐胡直截了当地说﹐雇工就是剥削。而林子力却认为目前即使有点剥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处多﹐可以提高经营者的素质和竞争精神﹐对发展经济作用大。林子力于是便作了一些修改﹐再次找他讨论。胡提了一些枝节方面的意见﹐对整个文章的观点仍没有表态。可是《中国社会科学》正式出版时﹐林的文章却被抽掉了。主编黎澍无可奈何地向林道歉﹐林才知道是胡乔木的意见。后来胡乔木见到林子力﹐轻描淡写地对他说﹕“你的文章能够再考虑一下﹐考虑得更加成熟些再发表也不晚。”1980年﹐这篇文章的部分观点才发表在《光明日报》和《经济研究》杂志上。

1980年之后﹐林子力仍然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室务委员）。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子力参加了这次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是全面性改革的第一个中央决议﹐文件确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确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不可逾越﹐并确认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开﹔确认了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确认了指导性计划的逐步扩大和指令性计划的逐步缩小。1985年有关文件还确认了建立和发展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完整市场体系﹐并在此肯定了宏观调节主要是间接的﹐即非指令﹑通过市场机制而实现的调节。这些观点都是林子力提出过的。

但是﹐林子力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商品经济概念尚未被认可的1982年春夏之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党期间﹐出现过一份材料﹐按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观点﹐把经济学界一些人分为四类﹕一是主张坚持计划经济的﹔二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允许商品经济小量存在的﹔三是主张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四是主张实行商品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的。这份材料是“白头文件”﹐就是既无头衔也无署名更无签名或印章的材料﹐只在少数人中流传。林子力不知从何处弄到一份﹐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为第四类。几天之后﹐召开室务会议扩大会﹐说是动员整风﹐主要领导人亲临讲话。在讨论过程中﹐林子力起来发言﹐就这份尚未公开的名单提出质疑﹐指名道姓对制造这份材料的另一位室务委员进行了揭露。林子力讲话时十分冷静﹐事实准确﹐逻辑严密﹐用语到位﹐不失从容潇洒的一贯风度。名单制造者坐不住了﹐急不可耐要插话辩驳﹐但没有得逞。林子力稍微提高了声音说﹕“请等我说完了再说﹐你会有更多的时间。”他最后有板有眼地说﹕“我很了解你的特点﹐就是一门心思向上爬﹐为名为利﹐不顾事实﹐不计手段﹐弄虚作假﹐不知廉耻。”被揭露者狼狈不堪﹐轮到他说话时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连指使炮制材料的人也不好说什么了。我觉得子力实事求是﹑无所畏惧的气概和风骨是值得敬重的﹐于是也做了简短的发言。尽管比较含蓄﹐书记处研究室的主要领导也很不高兴。若干年后﹐这个人在香港出了本书《十二个春秋》﹐写他改革开放中的经历﹐点名斥责的人达数十名之多﹐其中也没有忘记点林子力和我的名。

又几年﹐因中央的人事更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林子力便来了农研室（即农研中心）﹐又和我到了一起。杜润生一贯器重子力﹐对他深表欢迎。据我记忆﹐农研室正式举行的学术报告会只有两次﹕第一次报告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舒尔茨﹐另一次的报告人就是林子力。杜老都是亲自主持﹐同一会场﹐同样的规格和气氛。那一段时间子力的心情比较舒畅﹐工作热情高昂。及至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农研室撤销了。杜老及几个助手﹑部下﹐由中央组织部介绍到农业部安置﹐离职休闲了。中央书记处成立了新的研究室﹐原来的人马有的回去了﹐子力不愿再回去﹐转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到了要离退的年龄。不过他这个人﹐不管环境﹑条件有什么变化﹐心情有什么变化﹐对自己的理论探索却一直全神贯注﹐锲而不舍﹐与时俱进。

林子力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应该是三卷本巨着《社会主义经济论》﹐他为此倾注了多年的心血。1983年他就讲过此书的初步设想和结构主体﹐大致分四个部分﹕一﹑导论﹔二﹑社会主义形态论﹔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论﹔四﹑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论。第一卷1988年出版﹐第二卷﹑第三卷1994年才出版﹐共约一百万字﹐堪称煌煌巨构。可惜这部巨着尚需进一步整理打磨。他后来在病中另外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具有更深刻的方法论意义﹕（一）人类劳动的两重目的﹔（二）劳动的节约和按比例分配 — 效率和平衡﹔（三）生产力和当代生产力的特征﹔（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五）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导言约10~20万字﹐只是子力未能完成就骑鹤西去了﹐惜哉﹗

我同子力最后一次合作共事﹐是1994年受项南委托筹办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相关刊物。项南屡遭挫折﹐却不失凌云之志。1980年代主政福建﹐更是建树不凡。亦曾因此受到攻击﹐飞短流长不断。他离休后在京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提出新的扶贫方针﹐要立足于开发﹐立足于增加农民收入﹐引进市场机制﹐发扬民主作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子力和我都是项南的挚友﹐称他为项公﹐多次对此深入交换过意见。1994年一天﹐他专门找我们两个商量﹐要我们为基金会办一个刊物﹐我们很赞成﹐商定取名《中国贫困地区》﹐

出双月刊﹐由基金会操办﹐我们分任社长和总编辑。项公说﹐从组稿到出版﹐一切拜托两位全权负责。基金会只挂名﹐我们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商量﹐随时可以找他。

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刊物只出了两期﹐办不下去了。有一天我正在美国探亲﹐忽然接到越洋电话﹐说项公决定停办刊物﹐征求我的意见。我相信不是万不得已﹐项公是不会这样做的。越洋电话不能讨论问题﹐当即表示同意。不久我回到北京﹐项公已病倒住院﹐子力也病倒住院了。

1997年11月10日项公因心脏病猝发突然逝世﹐享年79岁。这位与任仲夷齐名的改革开放大将与世长辞了﹐所有认识他的朋友和仰慕者陷入深深的悲痛。我同朋友同去项家悼念﹐但没有林子力﹐因为他正在医院病床上和病魔搏斗。

我到医院去探望过子力几次。开始还好﹐他努力隐藏着痛苦﹐甚至有说有笑﹐后来听说出院回家﹐又住了院﹐他仍不肯停止《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言》的写作。第二次手术之后﹐被插上管子﹐不能行动﹐不能起床﹐不能握笔﹐几经挣扎﹐后来又不能说话﹑不能认人﹐最后变成了植物人。

林子力和项南都是福建人﹐项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风趣可爱﹐宽厚可敬﹐任何人与之面对﹐常如沐春风﹔子力一介书生﹐耿直率真﹐自视甚高﹐自律亦严﹐自问无愧﹐偶露咄咄逼人态﹐终不失礼貌。他们可说是两种不同的典型﹐但有一点却极为相似﹐即勤于学习求知﹐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突破创新﹐具有实事求是﹑无所畏惧的气概和风骨。这一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