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将为全书回顾五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的生活提供一个轮廓。大学学习，要从高中毕业讲起。

 

经济一困难，“运动”就收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之前大约十年时间我国政治生活的规律。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我所在的广州第六中学和别的学校一样，三番五次地停课劳动。到了1959年上半年广东经济生活明显困难的时候，正是我们高三年级迎接高考的时候。因为经济困难，“运动”收缩，停课劳动也就变得比较少了。静下心来读了几个月书，不少同学就已经感觉功课掌握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广州六中，同学们有这样的传统：只要天气合适，就会每天下午到江边的学校游泳场游泳。所以我们这些觉得功课已经很有把握的同学，在那个阶段可以说在游泳场度过的时间更长。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泡游泳场，迎来1959年的高考。

 

入学北大

 

高考前报志愿的时候，高三大约有一半同学被召集到实验室去，学校跟他们说，“祖国需要你们，党信任你们”，动员他们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军工、航空、造船等。物理方面凡是我们中学生能够想到的，包括无线电、半导体、光学、地球物理、原子能等，都属于鼓励报考之列。

 

我虽然一直是班级学习委员，还是在1958年学校“勤工俭学展览会”上被挂大照片的全校为数不多的“二级”劳动积极分子，却没有被召集去接受动员。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出身”不够“好”（详见后面的说明）正式列入另册。但是我们那时候所接受的教育真是非常成功，以至于我对于没有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专业和机密专业，毫无怨言。记得“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两个口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才唱响的，但是远在这个时候以前，多年的教育在我们这样自觉接受教育的学生身上，已经形成了听从安排做“螺丝钉”的人生理念。

 

我从小热衷于无线电。可是现在，“党和国家”没有动员我报考无线电这样的专业，我就选择了最不机密的数学和民用建筑，当时这些专业似乎也没有保密和急需的意思。虽然自己不那么被信任，但我还是相信只要我不冲撞不叫我接近的专业，别的专业还是可能考虑我这样的考生的。当时我们功课好一些的同学，都有上北京念书的愿望。最理想的，自然是北大、清华了。我就斗胆以第一志愿报考北大的数学，第二志愿则是另外一所名牌大学的民用建筑。说实在的，在那次学校动员近半同学报考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的会议以前，我压根儿没想过会把数学或者民用建筑作为自己将来的事业。

 

高考以后经过大约两个月的等待，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我要好的同学朱蔚文一起，到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书，他在力学专业，我在数学专业。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人揭发，北大的招生“不能坚持党的阶级路线”，1958年强调了一下，1959年又放松了；1960年还是1961年强调了一下，1962年又放松了。具体是不是这样，待考。

 

不过，至少对于“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政治”好不好却一直是决定性的因素。记得入学北京大学以后，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原来是被录取到无线电系的，按照学系排列的学号都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可能因为家庭关系或者亲戚关系不是那么“根正苗红”，在北大报到以后，马上就被召唤到学校办公楼，调整到我们数学专业来。这样看来，高中毕业前夕，学校领导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列入另册，未必不是爱护学生的举措，至少可以让我们少碰一些可以不碰的钉子。

 

从广州到北京，我和朱蔚文坐了三夜两天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还没有进入湖南，就已经晕车了，吃什么吐什么，一路全靠朱蔚文照顾。到达北京前门车站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读书即将毕业的姐姐到车站来接我们。想不到下了火车双脚着地，我的状态很快就恢复正常。当我们辗转来到北京大学的西校门进入北大的时候，看到在迎面的小桥两旁眼镜湖的两片水面，各有一支竖立的大水管，纯净的地下水不断地从管子里涌出来，形成两个小型的圆环瀑布。西门一带燕园的景色美轮美奂，很有积淀。后来走到学生宿舍所在的新区，房子却像是火柴盒一样。

 

现在，小桥还是以前的小桥，但是整个眼镜湖水系，则用水泥修整得比我们那时候考究了许多。不过，因为环境破坏，地下水自喷形成两个圆环形瀑布的美景，已经成为难以再现的记忆了。

 

我们到北京读书的时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当时虽然因为“大跃进”折腾的缘故国家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因为全国支援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的气象还是可以用“兴高采烈”四个字来形容。天安门自不用说了，只说北京郊区护道的杨树，绿叶婆娑，沙沙作响，已经叫我们这些南方少年不胜赞叹。

 

刚住下来的次日，我的一位儿时玩伴就来找我，一起上颐和园玩。在广州，我们原来是中山大学附小的同学，后来他父亲因为院系调整来到北大，他们家也就住进了燕东园。小时候我们非常要好，实际上我是他的跟屁虫，因为他玩什么都比我强。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联络，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我到北大来了的。反正他带了一部照相馆都觉得陌生的127照相机，在宿舍找到我，拉我上颐和园，让我看“八国联军一枪打掉一个佛头”的千佛墙。当时在颐和园，人们完全没有拥挤的感觉。

 

国庆假日，广州六中我们这一届四个班上北京读书的二十多位同学，相约一聚，集合地点选在北海公园的九龙壁，大家还在九龙壁前面合影留念。

 

课代表任免

 

我一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中毕业前夕，团支部终于讨论通过我加入共青团的申请，并且在半个月以后通知我，学校团委已经批准我入团，即日起参加组织生活。但是一周以后，团支部书记又告诉我，鉴于我这样的家庭情况，学校团委其实无权审批我的团籍，要等待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的意见。结果，虽然我已经正式参加过一次共青团团支部的组织生活，却仍然不是共青团员。

 

所谓我“这样”的家庭情况，大概是三个：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哥是“资产阶级右派”、叔父是资本家。另外一些因素，例如我姑姑是延安的老革命，大姐是随军解放太原的干部，就不起作用了。

 

进了大学，我向新集体的团组织重申争取加入共青团的愿望，并且表示愿意为集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过了几天，团组织通知我，班委会将决定我担任“数学分析”课的课代表。按照我当时和现在的理解，对于数学专业新生来说，数学分析是他们的主课。我感激组织对我的信任。

 

不久，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在学生当中相当深入地开展起来。我勉励自己一定要以党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逐步做到真正“脱胎换骨”。高中时候，我们响应党的大炼钢铁的号召，先是照着化学书上的原理图用小铁罐“炼焦”，后来真的用土法炼出质量比较高的焦炭，以至于广州钢铁厂也曾经开车到我们学校来取焦。我在学习中回顾了这个例子，谈革命者一定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新生事物，不能只是指指点点。我是诚恳的，同学们似乎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时候，我哪里知道即使那样炼出来的焦炭可以用，也是非常浪费。

 

后来具体深入到大跃进有没有浮夸的问题。我说虽然有过浮夸，但那是前进中的并且现在已经克服了的问题。想不到这就闯祸了，因为我说有过浮夸。第二天，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开会，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批评我污蔑“大跃进”里面有浮夸。后来回想觉得“还好”的是，这只不过是在一个很大的教室里围坐的主题批判，还没有到让我站起来低头认罪的程度。

 

1959年的春天，广东的饥荒很厉害，我们在学校已经喝了两个月的粥。曾经在1958年头脑也挺热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出来向全省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说去年凡是每亩二三千斤以上的产量，都是假的，更不用说那些所谓亩产多少万斤的“高产卫星”了。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粮食。他还说，问题是要振作起来渡过困难。

 

我援引亲耳听到的陶铸的广播讲话，但是团支部组织委员说，陶铸是党的中央委员，他“不可能”讲这样的“污蔑群众运动”的话。天哪，我的本意是虽有浮夸，要正确对待，现在却变成了污蔑群众运动。当天晚上，这位委员通知我，鉴于我的情况，已经不适宜做课代表的工作，让我向一位同学交接。我恨自己为什么觉悟总是不高，勉励自己积极跟上。只要能够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维护党的威信，个人受委屈没什么关系，千万不能有抵触情绪。我主动找到那位同学交接课代表的事务，他平常不大讲话，嗫嚅地对我说：“哎，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政治好就是出身好”，出自大学高年级期间我们自愿“下连当兵”经受锻炼时解放军一位教导员的教导。他就是这么说的。虽然“身体好”作为第一“好”的“三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是那时候已经很少这样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好、思想好、表现好”的新“三好”，其中“政治好”就是“出身好”。我天生“政治”就不好，现在“表现”也不好，自然“思想”也就没办法好了。

 

这里插进来说说一件有趣的小事。前不久看到一条“微博”，说：“怎样证明你老了？……苦瓜！没有一个小孩子会喜欢吃苦瓜的，即使肯吃，也不会像薯条、汉堡包那样自己主动要求吃。如果你最近发现‘唔，苦瓜的味道其实蛮不错呀’，并且吃饭时主动点了一盘，那么，不好意思，开始懂得欣赏‘苦尽甘来’的层次美的你，是老了！”这条微博的意思，就是把喜欢吃苦瓜作为“老了”的标志。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调皮地回应这条微博说：“我十八岁的时候，就老了。”

 

苦瓜北上老百姓的饭桌，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我们在北大读书一次下乡劳动的时候，我说广东有一种蔬菜叫做苦瓜，真的是苦的，可是很受欢迎。想不到上述那位政治很强的团干部同学却说：“我就不相信，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