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李劼夫，但经历过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可能都曾哼唱过他的作品——《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最为著名的当属《我们走在大路上》了。
 
《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受总理关注

《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讴歌新的时代气韵的歌曲创作，最初李劼夫自己并拿不准。他曾向时任中共辽宁省文化部部长安波谈了自己的创作念头与想法。安波曾在抗战时创作了风靡一时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听到劫夫的话很振奋，鼓励他所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曲就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就在这时，中共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召开工业调整会议的周恩来等党国领导人组织一场文艺演出，李劼夫在安波安排下参加了，在演出现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周恩来请到住处，进行了彻夜长谈。这次长谈，促使《我们走在大路上》脱胎而出。

1966年4月1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到邢台地区地震灾区，视察灾情，慰问受灾的干部、群众和抗震抢险的部队官兵。提前赶赴前线的李劫夫有幸到直升飞机落地处迎接周总理。那天，周恩来一见到劫夫就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着，还当场唱了几句。嗣后，周恩来又鼓励劫夫多创作一些表现当地老百姓战天斗地的精神，鼓舞抗震救灾斗志的歌曲。周恩来在邢台地震灾区表示的赞扬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几句话表明，《我们走在大路上》完全体现和反映了他当年在沈阳与安波、劫夫夤夜长谈的精神实质，也完全体现和反映了中国人民应有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路上”的革命精神和时代风貌。（《红色音乐家--劫夫》，霍长和著，人民出版社，2003-12 ）

周恩来非常喜欢《我们走在大路上》。1966年，周恩来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打着拍子，亲自指挥百万红卫兵齐声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走近周恩来》，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

“文革”初期获中央力保

但是好景不长，这位红色音乐家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冲击。李劼夫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和“井冈山”。“红色造反团”是要打倒他的，“井冈山”则是保护他的。“井冈山”力量不及另一派，他们为防止对方劫走李劫夫，1967年1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到李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他转移安排到北京航空学院。当时北航由“北航红旗”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他弄走。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他，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陈锡联曾证实：“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

由此可以判断，在此之前李劼夫的创作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那么李劼夫又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呢？江青所说他与黄永胜的关系密切又是怎么回事呢？

上了“林彪集团贼船”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李将黄12岁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李劫夫照办了，并让黄春跃住到了自己家中。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之后李劫夫到北京也常住黄家，有了较多的往来。

李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更是以姐妹相称。1968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便问她能否帮介绍一个。张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项辉芳与叶群“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为了便于林彪“面试”，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活动，让小伙冒充随行人员，参加接见。这也是李劼夫惟一一次受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林彪也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还送了他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李作鹏家里，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便将它抄来带给了李劫夫。谱曲上瘾的李劼夫，情不自禁地为《重上井冈山》谱了曲。6月底他去北京治病，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特地又接见了他，并请他吃了一餐饭。他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这一曲，也成为他“堕落为反革命分子”的一大罪证。

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李劼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信息中得知，中国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国庆那天，他又注意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更感猜想高层出了事，见报上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林彪接了班。于是，他来了创作瘾，想创作一首庆歌《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祝林彪接班。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然而，这次他大错特错了，林彪全家已是机毁人亡，毛泽东等人已经在布局抓捕林彪反革命集团分子了。

这位曾因主张“业务第一，政治第二”而被划为右派的音乐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潮中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林彪集团”垮台后，李劼夫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