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制订每亩产棉指标。当时有的分场胡吹竟提出亩产皮棉4000斤，在我们大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比较实事求是的意见占了压倒的优势，订百亩产皮棉80～150斤。大队部的几位领导同志想探究一下每亩到底能产多少斤，就种了大约一亩试验田。按照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提高密植度，又上了许多豆饼，结果棉桃坐果不佳，收成最差。每亩订80斤皮棉的基本达到了指标。

  

第二件事是，全国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后不久，几位农民把家里的几个柜子、八仙桌之类的家具运到我们的打谷场，声言多少给几元钱就可以出卖，不然就可能被别家共产了。我们下放劳动的几位教工只是远远地看了看，没人答话。我们知道这是当地农民对人民公社还存在误解。

  

1958年的8～9月间，学院来人通知说教育要大发展了，学校的人不够用了，你们下放人员得赶紧收拾回校了。按照学校开的名单，大部分下放人员又回到了学院。

  

刚回学院，学院各方面工作还十分混乱，学生上课极少。学院领导决定结束这种混乱状态，积极准备于1959年9月正式开学上课，我也回历史系上班，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题课主讲。这门课是高校新开的，没有现成教材，按当时教育革命精神，学校领导决定让师生一起编写教材，而且要高、精、尖，理论联系实际。没有上过这门课的学生却要参与编写该课教材，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只好下苦功夫大量研读马列主义经典。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研讨了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在我国进展的状况。我发现，1953年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有一定的主观性，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须相一致的学说不怎么符合。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必然要作必要的变更和调整，但我们则是提前改变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发展空间，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而在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又过急，并采取搞运动的方法，使人民勉强接受，不免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有关方面不断调整、整顿，但总的来看，还是太快了。到1956年，全国农户的百分之八十八，都参加了高级社，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为农业生产埋下了相当重大的危机。

  

在我们积极编写教材并进行教学的时候，武汉的粮食和各种副食品的供应日趋紧张。我们1958年下放期间是放开肚皮吃饭，各个饭量都很大。回校后，严格按照定量吃饭，食堂还要扣下一点，以便应付可能的更大困难，经常感到吃不饱，甚至还得了肝肿大和浮肿病。年轻轻的教员有时不得不坐在椅子上讲课。我到医院去看病，总能看到许多乞讨者和流民。他们说河南和安徽的农村太可怕了，到处无吃的，到处都有饿死人的。少数人来自湖南。他们竟说在鱼米之乡的洞庭湖沿岸，农民照样吃不饱饭，照样在野外找草根之类可以塞饱肚子的东西。这些情况使我深深地思考其原因，但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有关信阳事件的文件及相关消息不断传来，我才逐渐弄清原委。由于1958年开始实行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了数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

  

1959年7～8月间，党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做出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这以后，全国的“左”倾社会主义思潮更加汹涌。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

  

据流民们讲：食堂几乎天天喝稀汤，喝的人一个个浮肿得走不了路，干不成活。再不逃就走不出来了。庐山会议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大力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并大力组织挖粮队，凡完不成征粮任务的大、小队干部，就当地主分子斗，当小彭德怀斗。一时打人成风，不打人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据说，嵖牙山被打的大、小队干部至少有300多人。在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食堂解散前，信阳地区被公安机关逮捕、拘留的上万人中，约有半数死在拘留所中。当地民谣说：“到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在我去医院看病的过程中，一方面看到很多乞讨者和流民，另一方面，不断听到武汉电台声嘶力竭地对秋后算账派的批判声。这种批判让人十分讨厌。我就想把自己对国家形势的思考和对电台放空炮式批判的看法向系领导反映一下。

  

有一天，我和我们系的贾青波主任(兼学院党委的宣传部长)做了一次长谈。我首先对他说：现在武汉电台几乎天天都在批判所谓的秋后算账派，却不愿认真地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及其由来，这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也不是马列主义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令人气愤。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真诚地希望党能认真地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快地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使党更加正确、更加伟大。贾主任说，你这个出发点和态度是很正确的，还有什么看法，可以更具体的谈谈。

  

我说，我下面想谈的问题，仍然是武汉电台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第一，经济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是天灾是人祸?我认为是人祸而非天灾。因为据我们所知，近几年没有大的旱灾或水灾，而当前的经济困难却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还得同样的病，这是政策造成的，完全不像过去那样，东方不亮有西方，黑了南方有北方，可以互相支援、互通有无。现在是到处困难，谁也援助不了谁。

  

第二，造成当前困难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我认为不是什么胜利冲昏了头脑，也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是我们在实践上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到处都在讲“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是唯意志论，执行这样的思想路线，工作必然失败。

  

第三、武汉电台问：1958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我认为，错误是主要的。全国到处粮食供应紧张，到处浮肿病流行，不少地方饿死人，世所罕见。怎么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全民大办钢铁，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正如白瑞西院长听说：“一两金子一两铁”，这叫什么成绩第一呢?从1959年起已经开始纠错，我认为纠一分错，就算有了一分成绩。但是看来纠错十分困难。

  

与贾主任谈到最后，我说：我希望把我的看法，向上级汇报，如果能对改进工作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万幸了。

  

没有多久，民院党委就派人来约我谈话。那阵势十分严肃，像是对犯人落实口供一样。我想了一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总不至于提一点改进工作的意见，就引火烧身吧!于是我就把与贾主任谈话内容重说了一遍。“文革”中，民院办了一个展览，我当年与贾主任的谈话竞原原本本地写在党委会的记录本上。

 

  自从我的看法反映到民院党委以后，先是组织团支部过民主生活会对我进行批判。一些同志说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对党政大事说三道四。有一位老点的同志说我像“刀笔吏”。我回答说：“我不像同志们那样冷静，我太冲动了，只会说心里话”。

 

  “文革”开始后学院领导借红卫兵之手将我隔离起来，在我的隔离室里写有一条这样的标语“周仰颐是李达的孝子贤孙”。对此，我想了好久都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心想：1957年从武大毕业后，很少见过李达校长，怎么会有这样一条标语?后来，一位监管同志告诉我：李达在东湖宾馆跟毛主席吵了一架，大意是，李达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不对，是唯心论，跟你老弟的说法十分一致，所以就把你和李达联系起来。听了这番解释，我对李达校长坚持马克思哲学立场的勇气充满了敬佩，也感到自己的看法是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思想轻松了许多。

 

  对我的迫害还不止这些。有一次全院开调工资大会。1957年毕业来民院的都调了一级，单单不给我调。当晚我约白瑞西院长在他的办公室谈话。我对白院长说：升一级也只多5-6元钱。我不稀罕这点钱。我不明白的是：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一点意见，为什么就这样抓住不放?白说：这样我们才好对王书记(王任重)交代。白又说：你的那些看法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不是一般的又红又专问题，请你明白。我又说：我是学历史的，我只考虑自己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他的就顾及不到了。最后，我借卡斯特罗的一句话作为谈话的结束语：“历史将恕我无罪”。

 

  (责任编辑：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