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扯“党内斗争”
兼读张胜同志《从战争中走来》
信仰这个东西很玄。
在中共已达近90年的历程里，“党内斗争”一直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话题。近日，笔者读完张胜同志为其父张爱萍同志所写的传记《战争中走来》，除为开国上将张爱萍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而感到敬佩外，更多地则是陷入了深深地思索。
可以这样说，正是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许多被我们有意或无意遮掩的历史。特别是其父在革命历程中遭受到的种种劫难，都在向人们昭示着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先进青年是怎样在革命的洪流中成长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
然而，让其百炼成钢，最终大彻大悟的，还不是革命战争年月的战火纷飞，而是自己阵营中频频释放出的冷箭。如果说敌人的炮火只是伤及了肉体，那么，“党内斗争”的伤痛却痛彻骨髓，搅得周天寒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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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新版《党的建设辞典》“党内斗争”辞条所载：党内斗争，是指党内同志之间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原则性的分歧与对立的斗争。在党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中，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时常会出现一些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引发党内斗争是正常的。对于党内斗争的客观必然性及其产生根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做出了正确分析。他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页)。同时，指出，党内斗争一般都是党内同志间在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过程中产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而不是根本利害的冲突。……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转化成为敌我斗争。”
关于“党内斗争”，“斗争”，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思想的交锋，是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交流，目的是抛弃错误思想，接受正确思想。当然这里的“正确”与“错误”均是相对的，主观意义上的。在一个民主的氛围下，这种斗争虽然可能体现为言语间的激辩，但方式必定是光明正大和温和的;手法必定是符合章程和程序的;在效果上，“正确”固然可能战胜“错误”，但也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也必定不会使对方名誉及地位受损，更不可能上升为人格迫害和肉体摧残。
“党内斗争”这个东西，其实在中共内部有一个人是谈得比较透彻的。那就是刘少奇。
此时的刘少奇可谓正逢其人生的黄金时代。因为不遗余力地宣扬“毛泽东思想”，故而可谓是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核心地位的第一功臣;同时，他在中共党内“二把手”的地位也初露端倪。其对“党内斗争”，可称为专家。当然，他也不可能不知道自中共建党以来，党内各类纷争不断，先期的内部争斗还多少有些“费厄泼赖”气息;然，自从掌握了武装，奴隶手上也有了杀人刀后，这“斗争”则多少显得有些让人害怕了;再加上“左祸”延烧，革命内部同一阵营的战友之间相互举起屠刀，也非什么罕见的事。当然，对于“左”这个东西，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中说得很透彻，“‘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他本人也曾是左祸的受害者。关于因“左”而引发的“党内斗争”，目前见诸的材料很多。各类党内斗争的“扩大化”，造成同志之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甚至滥杀无辜的事实被揭露的，已经比较多了。其实关于“党内斗争”，如果说革命者为着神圣的目标而对同道的错误思想加以修正，在笔者看来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有很多次的“党内斗争”，其动机、目的却根本不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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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篇，笔者说到“信仰是个很玄的东西”，这倒不是在散布一种虚无，而恰恰是在阅历增长后的一声叹息。先前革命的青年，只知对手的凶残，原以为同一阵营里该有“家的温暖”、“组织的关爱”，一派“莺歌燕舞”，这或多或少有些“小资”情调;但在渴望着进步，特别是在内忧外患、人吃人的时代里，为着寻求民族解放的青年看来，这应是大致不差的。
然而，现实却将这些击得粉碎。一方面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另一方面却是内部营垒之间的内耗;如果说“内耗”是国人的通病，有些“窝里斗”不算什么，但几次“党内斗争”下来，先前革命着的青年也仿佛如老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了，在这样的情境下依然保持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完善着高尚的人格，这更让我平添了几分对于这些革命者的敬意。
我一直在想，革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果革命洪流席卷之下的党内，连起码的信任都办不到，如果连光明磊落都说不上，连人之恻隐都没法完成，那么我们的革命还正当吗?如果说敌我之间的斗争可以在“政策和策略”这一前提之下不讲什么仁慈和道德的;但是，“党内斗争”总该摸着自己的良心来办事吧?总该有起码的是非善恶判断吧?即使抛开什么“解放全人类”、“为着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一类的崇高目标不谈，总该谨守着做人的底线吧?
然而，残酷地事实告诉我们，在历次“斗争”中以“打手”面目出现的人又恰恰是“斗争”的直接受益者，而正是这样一些人品低劣、人格卑琐的人物在支配和左右着这所谓的“斗争”。许多满嘴“马列”词汇的整人专家在真正需要其为信仰赴汤蹈火时却常常暴露出一副怯懦、委琐的嘴脸。如在1942年日军对我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盐阜区大扫荡”中，那个以“党内理论家”面目出现，一贯喜欢揽权，“除了会整人，就是夸夸其谈”的所谓华中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人”在敌人疯狂“扫荡”面前的那副临阵惊慌、畏敌如鼠地狼狈样子，就深为张爱萍所不耻。
这让我很难说服自己。
你看，《从战争中走来》中就讲到了，为了在政治上打倒张爱萍，搞臭张爱萍，被某些人操纵下的“专案组”罔顾事实、指鹿为马、栽赃陷害，无所不用其及。这哪里是在搞什么“党内斗争”，分明就是在整人嘛!然而，现在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事实，在历史的当口却显得不那么分明，甚至可以说，就是因这所谓“党内斗争”的伪善面纱，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除了那些有着嗜血天性的迫害狂，除了那些心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家、政治打手或企图苟安于世的看客庸人，可能就连受害人自己也发生了思想上的迷乱与错觉：我是不是真是“AB团”、“改组派”、“罗明路线追随者”、“红旗特务”、“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是不是真的反对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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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在经历了9年的非人囚禁后，张爱萍觉醒了。在对自己革命经历痛定思痛后，他开始发现自已从未背叛过信仰。做为一名有着鲜明性格的我军高级指挥员，他不跟人、不跟风、从不出卖和背叛自己的良知。这一性格却时常为人所忌，而使他数次在“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中蒙受打击。
做为一个务实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张爱萍可谓战功赫赫。他在红军时代即为团长级高干，还参加了长征，是新四军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者。新中国成立后，又是我国海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亲自指挥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长达9年的审查、监护、羁押，这样对待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连起码的人道待遇都说不上。在这样的遭遇面前，张爱萍陷入了深深地思索，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涅磐。他不再对“翻案”抱有任何幻想，也不再希图以违背良知的“认罪”乞降来换取境遇的改变，更使自己心目中那个曾经的“上帝”——毛泽东褪下了神的光环，而还原为人。
当他在“文革”后期再次复出后，他又恢复了一名革命家的斗士本色。一方面，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厉行对国家国防工业的整顿;另一方面，在又一轮迫害面前，他毫无惧色，毫不妥协，用良知与人格捍卫了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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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党内斗争”这一命题上来。
党是什么?党是“三个代表”，“先进”和“优秀”是共产党人的特征和追求。那么，这个由无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团队应当有着超乎寻常的意志力、辨别力和信仰。在前进的征程中，存在一些分歧和认识上的偏差是正常的;而且，这些都能够也可以得到解决，它可以触及人的灵魂，它可以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但起码不会流血。因这血，是用来反抗和打击敌人的，是用来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但更重要的是，这血，不能因自己人的暗箭而流。
这是我的一点浅薄认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在无数次的“党内斗争”中，党的箐华和信徒倒在了自己人的血泊里。这血泊，或为陷阱，或为黑枪，甚至或是绞索与大刀。能对自己的战友施以毒手的嗜血之徒，还算“自己人”吗?(当然，我不是说对待敌人就可以这样。即使是敌人，也应讲人道主义，也应有起码的人之关爱嘛!)张爱萍在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被人往死里整后，曾激愤地说：“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这样的人，连做人的资格都非常可疑，但为什么却因了“党内斗争”这一借口，而至今未见其有任何之反省呢?是什么使他们天良泯灭，是什么让他们人性扭曲，心目中那圣徒般的理想又到哪里去了?野心和欲望支撑下的革命，还算是“革命”吗?恐惧和人人自危笼罩下的“组织”，会追求崇高的理想吗?
我想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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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为其父撰写的回忆录说，刘少奇的性格其实与毛泽东很相像。虽然外表看起来温和，实则冷峻独断，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就在“文革”山雨欲来之时，一向对毛恭顺的刘开始对毛不那么尊重了，在一次会上甚至打断毛的讲话，自己讲了一大通。
虽然毛泽东曾说过：“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说这话的人，并不表明他就有意这么做。
在毛的眼里，“党内斗争”就如同孙悟空手上的金箍棒一样，可长可短，可大可小;玩弄其间，毛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从井岗山上“朱毛”之争算起来，到临死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煞尾，毛泽东经历和自己挑起过多次“党内斗争”。在毛看来，他随时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而忌出这一法宝，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其实就他自己而言，又何尝不知道这“党内斗争”的威力呢?在瑞金时期，他因受“二十八个半”的排挤而幽居三年，自嘲“鬼都不上门”;过草地时，又因与张国焘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不得不连夜出逃。(关于左、右路红军失和，左路军单独北上的真正原因;目前，众说纷纭，笔者取通说。那也是因为叶帅在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密电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字眼后而连夜飞驰告毛后而仓促决定的。)想必，毛是知道什么是“开展彻底党内斗争”的吧，性命攸关，不走不行啊!
又据报载，“文革”前夜，毛泽东反复谋算，选取了《海瑞罢官》为导火线。不料，却忽略了吴晗《海瑞罢官》的写作与彭德怀因在庐山向其发难而下台之间在时间上并不一致，实在是两码事。毛自己也不得不在上报的吴晗关于这件事的辩解材料上做出“此件看过，一夜未眠”这样清晰反映其内心矛盾反复的批示。但是，为了达到打倒刘少奇，摧毁毛认为系刘重要堡垒的北京市委、政府，再进而将火往刘的核心层“彭罗陆杨”延烧，毛还是下决心罔顾事实，直接策划了对吴的迫害。
为了打倒刘少奇，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中编造了刘少奇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用所谓“八个为什么”来肆意诬陷、攻击刘少奇:“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刘读到这篇文章后，极为愤慨。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可能也只有到这时，这位“党内斗争”的专家，才发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与非理性。
在“文革”中，毛的宠臣兼打手康生有句话说得非常直白，当有人因聂元梓的人品太差、影响很坏而对将其做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人而略有微词时，康竟然说道：“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如此这般，这个“党内斗争”是什么货色，还不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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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笔者也看到，在中共党内像康生那样经历过数次“党内斗争”，而不倒的，倒不多见。所以正如一首诗所言：“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就是这样的反复交错，今天的整人者，明日又可能成为被整的对象。在中共历史上，饶漱石、林彪以及张胜书中所写的那位“总参领导”都无法逃脱这种宿命式的下场。即使刚正耿直如彭德怀，在台上之时，其大整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手段，也并不比其后别人整他逊色。
“文革”后，中共基于历次“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在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曾专门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纠正在从前“党内斗争”中所犯的错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其收效当然是很大的，因为至少没有殃及被整者的性命;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
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指出：“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可采取一哄而起的围攻、不让本人辩解、也不让其他同志发表不同意见的‘斗争会’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党内不准用超越党的纪律或违犯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要绝对禁止采用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手段解决党内问题。严禁所谓揪斗，严禁人身侮辱和人身迫害，严禁诱供逼供。”但是，就是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出台后，中共的“党内斗争”仍旧依着惯性在运转着，也还是存在着用所谓“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一类的形式来解决党的领导人更迭问题的现象。
综观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有以下几个规律和特点：一是往往会由思想分歧，发展为对对方人品道德的怀疑和打击，更有可能使之由同一营垒的战友转化为敌人，甚至又因此成为比敌人还要凶残的对象。既然比敌人还坏，那么怎么整都不过分，其胜利的一方必然为掌握更大权力的一方。故而，这种斗争的“左”、“扩大化”几乎每次均无法幸免。二是党内斗争每每会为一些别有用心者、人品低下者、人格卑劣者所利用，甚至所操纵，用以达到其个人的阴暗目的。三是虽然表面看起来其方式是“群众运动”，实则是“运动群众”;就群众个人而言，投身斗争虽有革命的信仰和激情为诱因，但更有在被这种运动所煽动起来的非理性因素面前的委屈自保。在这样的情势面前，沉默反而是一种高尚。即使想沉默也不可得，力求自保，违心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甚而栽赃陷害的，不在少数。
围绕着这几种特点和规律，要避免历次“党内斗争“的悲剧，故而又有以下几个看法：一是“党内斗争”一词，具有非常强烈的打击意味，故而建议以后在党内思想冲突时尽量少用这个词，大可换一个说法。二是方法温和，要制定一个章法，既然是党内同道，肯定要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而且要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要让人家把话说完;也要允许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对的接受，错的也要给人讲清楚道理，说服对方当然好，说不服，别人保留意见也是可以的，绝不允许对对方进行人格侮辱，更不能进行肉体伤害。三是“党内斗争”与权力斗争是两码事，前者是真理的交锋，后者是私欲的较量，要警惕有人假党内斗争之皮，行权力斗争之实。四是既然“先进”和“优秀”是党的特征和追求，那么“党内斗争”至少要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如果办不到这点，那就是连一个普通公民都算不上，更惶谈什么“优秀”和“先进”了。五是应当着力于党内民主的重建与温和气氛的营造。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应讲求党内的和谐，建设政治文明，走依法治党之路，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关于这一点，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不折腾”，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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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精装本后印有一个“八一”军徽，我原以为这本书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的，看后才发现，这本书居然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想了想，也对，这样的一本书，由解放军出版社来做，的确不合适。虽然，传主的身份是一位开国上将。
在《从战争中走来》的结尾处，张胜写道：“信仰催生使命……这或许就是他们承载一切重负和苦难的原动力……怀抱着理想，终身为理想而战的人，本身就是崇高的，信仰是英雄人生和完整人生的必须，他们是时代的英雄。而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人类因为有梦想，才有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永远有着高擎着理想火炬的人物存在，人类黑暗的历史隧道才会有光亮在照耀，人类漫长无尽的征程才会有希望有召唤。”
但愿，从今往后的“党内斗争”不会使人的理想因之而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