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否定“五四”和80年代

《环球时报》5月24日刊载摩罗的文章《别总沉溺在80年代的怨愤中》，该文假定当下知识界仍处于上世纪80年代的怨愤情绪中，借此批判思想界的自我贬斥。这种批评显然忘却和否定了80年代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

20世纪80年代，萨特、尼采、卡西尔、李泽厚、刘再复的著作畅销异常，诗人、作家、哲学家的讲座常常听众爆满。经历过荒唐的十年“文革”，人们格外在乎理性、思想和真理，因此，怀疑、追问、批判成为知识界趋同的精神姿态。这是由一种自我启蒙的内驱力所推动的。80年代的读书风气虽然短暂却创造了一段璀璨的精神记忆。靠颠覆80年代来寻求应付转型时代的精神出路，恐怕是行不通的。80年代那些珍贵的东西消失之后，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精神空场。文学、哲学等精神性的东西退居边缘，知识分子大都被市场经济带来的喧嚣生活所招安。

知识分子的理想表达在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成为精神自觉，是长时间禁锢和压抑的结果，是地火喷发式的激情。不可否认，由于缺乏充分的知识积累和理性思考过程，以张承志、北岛为代表人物的80年代理想主义，承继了“五四”新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包括它的优点和缺陷。优点在于张扬个性、激发创造，缺陷在于有失空疏。

摩罗认为“国民劣根性”是由西方殖民者精心锻造，然后由“五四”启蒙思想家强加给中国人头上。这一论断牵涉到对“五四”革命的价值评价。“五四”启蒙思想家对当时中国的弱势地位痛心疾首，但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与外国传教士的妖魔化描述有着根本性差别。西方的话语霸权是由坚船利炮所带来的，而“五四”启蒙思想家的自我解剖却是出于危机中图存的需要。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严复等人发现：西方是文明的、先进的，中国是野蛮的、落后的。这种判断今天看来确实是一个匆忙的结论，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却具有真实性。鲁迅的呐喊来自日本留学期间的“幻灯片事件”，刺激鲁迅的看客欢呼场面迄今未曾消失。正因如此，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才入木三分。“五四”的反传统，撼动了两千年专制文化，也为“人的时代”的到来吹响了启蒙号角。

摩罗忽略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五四”启蒙者在民族危机中并没有缺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持支持态度。“五四”捣毁了黑屋子，发出了“人”的声音，人民开始自觉地从奴性状态中摆脱出来。“五四”运动让人们意识到，国家是责任公民，而非奴才之聚合。

当年的知识精英在国家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国民性问题”，并不是向西方殖民主义的屈服，而是一种精神炼狱，一种思想搏斗，是对自我的战胜和超越。如今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国家实力增强，但也面临着信仰缺失、责任匮乏、思想贫血、道德堕落的问题。不解决这些内在问题，“中国站起来”只能是一句空话。

直至今天，我们并没有真正超越中西之争，只不过信奉市场法则的人们似乎不屑于谈文化，这其实是一种思想倒退，其根源在知识分子角色和启蒙话语的边缘化。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使命感似乎更强，更看重自己的人文承担。那是个充满浪漫和理想的年代，把当时偏激者的言论说成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怨愤”，恐怕并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