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在汉语中的意思比较暧昧，并不是那种特正大光明的词儿。《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载：“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刘备的这种表现，是为了掩饰自己与曹操争天下的野心（或曰雄心）。在《荡寇志》第七十六回“九松浦父女扬威风云庄祖孙纳客”里，一位老人对受高俅逼迫的陈希真说：“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但愿天可怜见，着你日后出头为国家出身大汗。”所谓“再看天时”，就是等待时来运转的意思。把“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也不是什么好意思。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在出国访问和参加国内外一些学术交流活动的时候，多次就此做解释和说明，强调上面的翻译有问题，“韬光养晦”不是中国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暂且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等待时机成熟再出手的意思。其实，如果仅仅是抛弃或者修正“韬光养晦”这一用语，并不是什么大事情，比这好的词在中文中有的是。问题在于，有些人是要以否定“韬光养晦”为突破口，全盘否定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乃至国家发展战略。这就要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了。

 

（一）

 

什么是邓小平的国家发展战略？简单地说，就是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对于毛泽东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拨乱反正。所以，要全面理解邓小平战略，还要从毛泽东讲起。

 

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执政纲领，如果坚持这一纲领，后来中国的发展会顺利得多。朝鲜战争停战后，毛泽东突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凭借内战和朝鲜战争积累起来的威望，强力推行“三大改造”，迅速建立了计划经济的体制。

 

在1950年代，毛泽东还是实行开放经济的，但这种开放是只限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片面开放。即使是片面开放，对于中国的工业化也有很大的帮助，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建设的一百几十个重大项目，构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骨架。在毛泽东公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之后，苏联政府撤回了专家，中苏联盟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使中国经济陷入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1960年代中期，鉴于“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国务院在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确定了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原则（即“农、轻、重”的次序）。此时，毛泽东却突然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的主张。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提出了“四保”：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1970年公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又提出：内地的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关键设备和车间要“进洞”。结果是造成了几千亿元的经济损失，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至少延缓了十五年。

 

计划经济、自力更生（用拉美左派的学术语言就是与发达国家“脱钩”的“内源发展”战略）、准备打仗，这是毛泽东国家发展战略的三个核心要素。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就是逐一修改了这三条。

 

邓小平首先否定的是基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定位下的“战时经济”与“战备经济”。进入1980年代以后，邓小平判断“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此前提下，才可能谈论“生产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优先发展沿海经济；才会大幅度削减军费和军工，提出“军队要忍耐”，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

 

从经济特区“三来一补”开始，邓小平逐步扩大了经济开放的范围和力度。到1980年代后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投入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已经得到确认。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市场经济登堂入室，正式取代了计划经济。这样一来，邓小平发展战略的三个要素——和平与发展、全方位开放、市场经济已经全面取代了毛泽东发展战略，并在2001年中国“入世”的时候达到了它的顶点；此后，随着新问题的逐渐显现，对它的不满和质疑多起来了。

 

一部分人不满足于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没有勾画出它的蓝图，要求以宪政民主来巩固市场经济，保障国内稳定与世界和平；另一部分人将特权、腐败与两极分化归罪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不是坚持专政，认为他执行了一条“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求从邓小平重返毛泽东。否定“韬光养晦”战略的主要是后者。

 

（二）

 

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时候，他的国家发展战略尚未最后定型。1989年底、1990年初，中国外交正处于基辛格访华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邓小平路线也遇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韬光养晦”，正是邓小平对这种严峻挑战的回应。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此前，邓小平已经讲过“市场经济”，现在退回去讲“计划经济”，他是很不情愿的。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能不讲这个话，虽然他还想坚守住第二条防线——不要退回到“关闭性的国家”。但是，他当时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对外开放，一个巴掌拍不响，两厢情愿才能做到。你想要开放，别人要制裁你、封锁你，你怎么开放法？他还要“冷静观察”，看看别人是不是真的制裁、封锁。所以，当时讲“韬光养晦”，邓小平笃定要坚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条。

 

甚至连这一条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据《何方自述（下）》，1990年初，有人组织了几次会议，批判“和平与发展时代”，强调“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坚持“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硬着头皮顶了过去，没有在时代问题上倒退，也看清楚了西方国家不想抛弃中国这块大市场，终于在南巡讲话以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何方从上述经历中“悟到”：“自己无形中被卷进了实际存在但被百般掩盖的路线斗争中。这就是邓小平多次向海外人士说的，党中央也存在分歧。”“韬光养晦”是党内话语，是邓小平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防御性、策略性话语。他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这个话。查中共十四大以后的历次政治报告，也从来没有引用过这个话。

 

十四大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十五大说：“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十六大说：“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十七大政治报告的一个小标题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中写道：“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韬光养晦”战略的正式表述就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国务委员戴秉国最近撰文指出，“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郑必坚曾经说过，“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走上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以来，中共就始终坚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和谐社会”。一部分人否定“韬光养晦”，实质上就是否定“和平发展”。他们还停留在“帝国主义时代”，留恋“战争与革命”、“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企图回到“关闭性的国家”和“军工第一”的“战备经济”。

 

（三）

 

一些人把毛泽东塑造成“韬光养晦”的对立面，其实也是一种神化。毛泽东是复杂的，他既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家，也是一个务实的国家领导人。“抗美援朝”初期，毛泽东曾设想一次歼灭美军几个师；在实践中碰钉子以后，又提出一次歼灭一两个营；再后来，能够“零敲牛皮糖”他也很满足了。在美韩不同意释放全部志愿军战俘的情况下，毛泽东本来不想停战，由于苏朝强烈要求立即停战，毛泽东就妥协了。1972年，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想，大概像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他接着又说：“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一方面，毛泽东公开喊口号：“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另一方面，他又在1975年10月21日私下对基辛格和老布什等美国人说：“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最好它是在你们手里头。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告诉他，现在让台湾由美国代管还比较好。”

 

带着一火车的礼品去莫斯科“朝圣”，斯大林生日的时候高呼“斯大林万岁”，当着赫鲁晓夫的面说“以苏联为首”，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效仿刘备的“韬晦之计”，他后来几次讲话，道出了自己压抑多时的一肚子怨气。1958年以前，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向苏联阵营“一面倒”；1971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与美国、西欧、日本“一条线”。不论是“一面倒”还是“一条线”，都是在二战后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充当一方霸主的“小兄弟”、“小伙计”。所以说，在毛泽东掌权的27年中，有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奉行“韬光养晦”战略。毛泽东率先在外交上大转向，邓小平才能继续奉行和深化“亲美”外交。在这一点上，是毛规邓随，一脉相承的。

 

某些人所欣赏的，只是1958至1970年之间的外交路线。当时，毛泽东被“大跃进”初期的“放卫星”和“文革”初期的“红海洋”搞昏了头。1958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两年“超英”、七年“超美”的奋斗目标，苏联就更不在话下了。1965年，毛泽东借林彪之口提出了“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1966至1967年，中国官方媒体在毛的默许下提出了“毛泽东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现全球一片红”的口号。中国外交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打倒帝、修、反”，一时间在全世界仅剩下200万人的阿尔巴尼亚这一个“朋友”。

 

这些人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过去的教训，崇拜和鼓吹已经被毛泽东自己嘲讽过的“革命外交路线”，同样是被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搞昏了头。

 

（四）

 

邓小平在讲了“韬光养晦”以后，又讲了“有所作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似乎可以多讲一讲“有所作为”了。但是，不同的人对于它的理解，也是截然不同的。

 

当年邓小平讲“有所作为”，是要中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一方面要在短暂的治理整顿之后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努力克服眼下的外交困难，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至于中国搞普选、搞宪政，他认为那是儿孙们的事情了。1987年，邓小平在和外国人和香港人谈话时都提到了中国大陆实行普选制的日程表——“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掐指算来，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

 

现在我们讲“有所作为”，比二十年前的邓小平又进了一步，不仅要埋头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还要有更加开阔的国际眼光。第一，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譬如说批准并落实《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才能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第二，要从“中国经营”观念转向“全球经营”观念。囿于前者，即使是“大进大出”，也只是着眼于解决中国劳动力过剩的老问题。现在中国已经是外汇储备大国、资本大国，要更多考虑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了。第三，中国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有必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在经济、政治、军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各方面的责任。譬如说，在保障海洋航运、共同打击海盗方面，与其他海洋强国开展国际合作，乃至建立联合国海洋警察机制等。第四，中国外交需要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完美结合，增强中国的道义感召力或者说软实力。中国要在东亚一体化、亚洲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然，有些人现在也讲“有所作为”，他们要回归甚至超越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第一，中国首要的核心利益是政体，谁质疑和反对这个政体就是中国的敌人，哪怕全世界都是敌人也无所谓，中国不怕“光荣孤立”。第二，面对敌人的“C型包围”，中国要发扬“尚武精神”，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第三，凭借现有的经济实力，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各国的边境纠纷，解放台澎金马。不仅要解决被毛泽东、邓小平搁置下来的问题，还要重审毛泽东和江泽民时期已经签署的协议。第四，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要给世界上所有的反美力量撑腰打气。要重新考虑不结盟的政策，重新举起反帝、反修的革命旗帜。这种“有所作为”的观点，是与邓小平理论背道而驰的，是违反中共十四大至十七大政治决议的。假如按他们的意见办，势必会重蹈1958年至1970年的中国外交困境，把中国带入新的灾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