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适之先生生前，就有很多人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作为开场白甚至作为文章题目，制造过很好的气氛，也弄出了很大的动静，好在适之先生是个宽宏大量之人，从不与之计较，更不会在媒体上发声明或者找律师打官司，他只是轻轻一笑，朋友就朋友吧，别人拿你当朋友总比拿你当敌人好。于是，胡适之的“朋友”便越来越多起来，弄得先生那些真正的朋友们很是诧异，免不了或打电话或捎口信：适之你怎么搞的，现在成交际花了？

不是因为适之先生这趟车好上，便厚着脸皮挤上来；也不是因为适之先生已经作古，“死无对证”，不用承担责任；更不是沽名钓誉，拿胡适之的大旗作虎皮，来达到什么目的。而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私下里一直把先生当作朋友。尽管先生驾鹤西去时我还没有出生，尽管在智慧、才能上先生与我有天上地下之别，尽管先生功勋卓著、名扬四海，我则毫无建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仍然要说，适之先生，我们一定能够成为好朋友。

命运很残酷，让我与先生无缘在同一个世界里呼吸，无法聆听先生的教诲，无法与先生面对面地交流。但是，适之先生，我相信，我们曾经在阴阳之外的第三个世界的某一个时刻相遇，我们的心曾经在一起跳动过。

年逾三十之后，我才对先生有了一些了解，年近不惑之时才开始阅读先生的著作，之前尤其是三十岁之前，对于我来说，先生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代名词。可是，当我开始阅读先生之后，才知道先生是那样的睿智、伟大、高尚、善良。先生用行动证明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以及从“知道分子”走向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

我固执地坚持要与适之先生成为朋友，完全因为先生的道德人格、智慧才能和永不舍弃的责任心，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在中国知识界还没有一个人如先生一般把事业、责任、良知和人格那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如此之高的高度，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先生是中国知识界永远的楷模和精神导师。

1910年8月16日，先生从上海登上开往美国的海轮，从此开始了致力于拯救民族拯救国民的毕生事业，那年，先生二十岁，正是现在的很多青年在父母面前撒娇和泡酒吧追明星的时候。美利坚这片神奇的土地培养了先生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也交给了先生立足于现代社会的丰厚知识。1917年1月先生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公开提出废除文言文，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让杂乱无章的新文化运动有了明确的方向。1917年7月10日，荣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适之先生回到中国，随即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把中国历史上最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向高潮，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核心人物，此后，先生投入到为国民争自由争人格为国家争独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先生六十年的奋斗和付出，其功绩和贡献，已经永留史册，任何人任何势力也没办法抵毁。

先生是一个标准的好人，乃至1962年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送去了这样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有人说，这幅挽联高度概括了先生的一生，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先生之不弃糟糠之妻，并不是因为旧道德的羁绊，而是责任心的必然结果。我一直认为，先生是一个有大善大德之人。在六十余年的传播新思想的活动中，先生遭受了无数的谩骂、讥嘲、诬陷甚至恫吓，但先生从未对任何人进行过“以牙还牙”似的攻击，先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原则，也从未向任何势力屈服，但先生始终是心平气和地与之辩论，耐心细致地与之解释，并积极主动地求得谅解。即便思想不同，认识发生重大分歧，但先生从不仇恨思想上的对手和敌人，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待陈独秀的态度，这两位新文化运动主将和旗手，最后因为政治上的不同选择而分道扬镳。然而先生并不因此痛恨陈独秀，陈独秀曾四次入狱，几乎每一次都是适之先生在第一时间组织营救。陈逝世之后，先生又写文章对他晚年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大加赞赏。先生与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思想上几乎从来没有过共同之处，先生的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针对李大钊而写的，但先生敬重李大钊的人格，并保持了与李长达十年的私人友谊，李大钊被张作霖关押之后，先生还积极营救，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先生对得起他与李大钊的这份友谊（若干年后先生又亲自组织将李大钊的灵柩安葬于北京）。在与鲁迅的关系上，亦能看出先生的品德和素养，众所周知，先生是鲁迅长期嘲讽和谩骂的对象，但先生从未骂过鲁迅一句。鲁迅逝世后不久，有位遭到鲁迅谩骂的女作家写信给先生，将刚刚逝世的鲁迅骂得一无是处。这位女作家之所以写信给先生是因为先生也挨过鲁迅的骂，以为会在这里得到支持。谁知先生回信将这位女作家狠狠批评了一顿，责备她不该对一个刚刚去世的人进行人身攻击，特别指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上有独到之处，应该受到尊重。其实，这位女作家根本不了解先生，特别是先生的为人。早在1930年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过：“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还替他们急。”又说：“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这就是胡适之，这就是我及很多人视他为中国知识界精神导师的重要原因。

倘若先生只是一个好人，他是无法堪当中国知识界精神导师的，先生不仅仅是好人，而且是一个思想闪光、学术有成、言行一致的哲人和战士。不去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去说《红楼梦》、《水经注》的考证，不去说对中国古典名著的研究整理，先生对民主自由的积极追求，对宪政的大力倡导，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思考，至目前为止，有谁能出其右？先生为了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可谓殚精竭虑。他革命也好，参政也罢，其目的是为了大众的幸福。针对一些人以所谓“牺牲个人的自由换取国家自由”的观点，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 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立起来的！”先生对一些人想假借国家名义剥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言论进行了无情批判，对懵懂少知的国民给予了善意提醒。纵观他的一生，他都在为国人争自由争人格。

我们都知道先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是反对三民主义的。早在1929年，先生就在《人权论集》序言里明确表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先生多次批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曾多次拒绝出任政府高官。1948年国民党在一份秘密文件里称胡适为“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该党也从来没有信任过胡适。但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为争取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奔走游说于美国各地及美国政要之间，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说先生最后投降了、妥协了，妥协是有的，但投降纯粹是误解。先生是精通政治的，当然明白政治是需要妥协的，以妥协代替战争和流血，何乐而不为呢？有人对先生1948年欲参与总统竞选大为不解，对先生怀有敌意的人更是以此为由，得出先生言行不一、人格有问题之类的结论。其实，一些人要么是不懂得先生的理想抱负，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肆意攻击。就拿1948年的那场选举来说吧，其格局乃至其趋势应该说是向宪政和民主的方向发展的，即便最后由于诸多原因先生没有参加总统竞选，但蒋介石当时不当总统的想法应该是真实的，不存在玩弄先生的问题。那场选举多少还是有一点民主的气象，起码副总统的选举就比较民主，要不，蒋介石十分讨厌的李宗仁也没有可能当上副总统。在我想来，先生之所以意欲参与总统角逐，完全是希望加快中国的宪政建设步伐，并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是可以走民主化道路的。可惜，由于诸多原因，先生没能投身这场实验，也没能让中国走上宪政之路。但，这不是先生的过错。即便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蒋介石欲第三次连任“总统”前夕，先生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蒋放弃这一目标，“给中国的民主留一点颜面”。自然，先生的劝说最终没起到作用，兵败台湾的蒋介石已经不可能“给中国的民主留一点颜面”了。有人说这表明了先生的幼稚。不，先生并不幼稚，他是太想给国人一个民主的制度了。

先生对中国文明的传承，对民主宪政道路的探索，对国民基本权利的争取，已经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极限，他尽力了，也尽责了。他问心无愧。

我没有到过台湾，更没有去过先生墓前。但我知道先生的墓前铭刻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骨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应该是对先生最为公道的评价了。我对自己说过：一定要去到先生墓前，为先生送去一束鲜花，也送去我真诚的祝福：原上帝保佑天国中的先生，原上帝保佑尘世上的国民。

先生的道德人格令我钦佩，先生的学识和思想也与我相通。是的，我没有先生的学识和能力，但是，我亦有先生一样的愿望：渴望中国能够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渴望民众能够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因此，我一直把先生识为朋友和知已，我想先生一定不会拒绝我的，是吗，适之先生？

多少次在梦里我与先生相遇，先生或长衫飘逸或西装革履，但每次都是精神焕发携带真诚和友善。我们在林中漫步，在月下小酌，于海滩上看潮起潮歇。每次梦醒时分我都会泪流满面。好几次，我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的某个街头行走时，总是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我渴望着与先生在某个角落相遇。有时候我甚至问自己，人能够重生吗？适之先生能够重生吗？如果中国能有十个胡适之那该多好啊！

适之先生，你是我永远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