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在线第十二期

共识网编辑按：八十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时代，激情的时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星星美展、《今天》诗会、西单民主墙、各种文化沙龙的兴起，一时间，在野的各路豪杰仿佛都在风起云涌地起事。

文艺和思想的复兴总是容易被历史反复提及，但隐蔽在背后的政治、经济变革的潜流却某种程度被遮蔽。正如柳红女士说，这里有官方的原因，也有民间的原因。她写这本《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了那些八十年代为改革做出贡献的，不太为我们所熟知的人和事，有那些运筹帷幄、充满政治智慧的老人；也有那些披荆斩棘、冲在改革一线的年轻人。可是，很多人和事都是点到为止。那些人在改革历程中做了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当年是否只是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和九十年代的改革有不同吗？他们现在怎么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

带着这样的疑问，共识网邀请了柳红女士到访共识在线，与网友们进行互动交流。

柳红简历：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曾任吴敬琏助手。著有《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

本文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最终文字整理。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    时间：2011年6月21日下午15：00-17：00

【共识网】：大家好，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共识在线的嘉宾：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柳红女士。先请柳红女士给大家做一个今天在线主要内容的介绍，然后给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柳红】：网友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通过在线方式和大家交流，觉得很新鲜，也稍微有点紧张。

【共识网】：网友对您的书很了解，网上有很多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大家对您的《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问题很多，您能否先介绍一下这本书？

【柳红】：《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起初是在《经济观察报》写的专栏，专栏名叫《那些人与事》。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2008年，那时候搞了很多活动，也有很多评选，像30年30人之类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一段历史被遮蔽得很厉害，现在的人不知道，相对就忽略了，那就是80年代的历史。

那一年也曾经有过一个经济学家的争论，就是关于价格双轨制，谁是首创者，一方是张维迎，另一方是华生等等。这段历史对那些经历者觉得还在昨天，然而我们发现在这样的争论中，当事人争得很厉害，很带感情，但是对旁人来说也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在改革过程中这样一个事件对他们多么有意义。由价格双轨制的争论，推到人们视野里一个会议，叫做莫干山会议。很多人知道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讨论也是在这个会议上发生的，但是这个会议是怎么召开的却鲜为人知。莫干山为青年经济学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思想风暴，形成观点。总之，很多事情让我感到原来历史在人们这儿是这么陌生。所以我第一篇写的是莫干山会议，此后就接着写下去，写了40多篇。在结集成书的时候，我就想用一个什么线索来串，最后选择了用人的线索，这样就划分了三代中国经济学人，第一代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人，第二代是1920-1940年，第三代是1940-1960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样的组织那些人与事的方式还是可取的。

【共识网】：您长期关注80年代的经济政策相关的研究，也亲身参与了一些重要的讨论，您对这样一批老的经济学家应该了解比较深。您觉得80年代经济学界的研究氛围是什么样的？

【柳红】：80年代，我还是个学生，其实我并没有参与一些事情，但是也有耳闻，只不过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再加上自己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再回头看，那种印象和感想会更强烈，更有这种冲动把它搞清楚。

当时的氛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老中青三代一块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舞台上在表演，而且互相提携，老的提携年轻的，年轻的也仰仗着老一辈的支持，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尽可能展现出来，非常活跃，令人神往。那时候开会，常常白天黑夜的开，是真开会、真去碰撞、真去贡献思想，和现在有很大不同，现在对于一些明星经济学家，很多时候开会变成了跑场，某个时间点去那儿发言，并不在意别人讲什么，甚至都不听就离开了，表演性更强。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投入。

【共识网】：有没有给您印象比较深的比如哪次讨论或者哪个会议，讨论得非常激烈？

【柳红】：我自己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做了大量采访，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尽量想用第一手资料，目前为止我已经采访了上百人。也有集体聊的，和这些朋友一块聚会的时候听他们讲当时的情景，这样的场合比较多。以莫干山会议为例，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由青年召开的，为什么1984年召开了莫干山会议呢？1984年以前北京的青年经济学人已经走上了舞台，最早的是1980-1981年左右的所谓“改革四君子”，他们是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联名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很多青年经济学人都以各种组合的方式在一起调查研究、参与改革，提出各自的建议。

影响最大的组织叫农发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起初是松散地组织一些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利用假期做调查研究，到了1981年2月，他们正式成立机构。先是民间的，后来，当大学生毕业，有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不能让这些人散掉，农发组就挂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此外，还有就业组、流通组，后来的国情组等等，诸如此类。也就是说，在1984年以前北京的这些青年经济学人已经开始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了，而且形成了他们的影响力和发展势头。到了1984年，有人就想到怎么能够让全国的青年经济学人都能参与到这个改革的大潮来贡献他们的才智，让更多的人能够发挥作用。于是他们策划了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讨论会，也就是莫干山会议。具体地说，主要发起人是四位：朱嘉明、黄江南、刘佑成、张钢。那么英才在哪里呢？不知道，怎么找他们，于是天下告示，在报纸上征文，结果收到了1000多份论文，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在军营里，也有专业工作者写的关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献计献策，以文选人，挑选了一百多个人，在84年9月开了一个莫干山会议。

他们特别反感老年人开会念稿子，觉得年轻人得开出我们的样式来，，所以规定大家不许带稿子上山。第一天不开会，彼此交朋友。分了几个组，每个人自愿选择你在哪个组听，有企业组、宏观组、开放组、农村组等等。他们还有一个规矩，如果在会议期间你有了好的想法，可以申请挂牌讨论，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希望拿到会上讨论，经过会议领导成员同意，就可以挂牌讨论。所谓价格双轨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关于价格改革上，有一种主张倾向于放，把价格放开，另一种主张调价，争得非常激烈，各个组的年轻人都对价格改革有自己的看法，会上的争论也刺激了他们的想法，最后就凝结成调放结合的思路，在形成的报告中，就明确了价格双轨制。

【共识网】：我对价格双轨制当时的讨论非常感兴趣，肯定有人赞成放，有人赞成以调控为主。最后双轨同时进行是一种独立的观点还是相互之间协商的结果？还是共识？

【柳红】：当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已经有了价格双轨制，有了计划内的价格和计划外的价格这样的双轨。这些年轻人也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和思路，最后作为一项改革的措施出台，还需要形成方案，最后再推行。

【共识网】：这么大的会议有没有得到什么部门的支持？

【柳红】：这是一个纯民间的会议，说80年代，有光荣和梦想，其实那个时候改革的保守势力也很强，每前进一步也很不容易。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几个月，在安徽曾经开过一个大会，简称“改革者大会”，把当时的企业家改革的先锋人物召集过来，这个会议动静很大，也引起了批评的声音。在它之后要开莫干山会议，所以这些年轻人也很聪明，也运用了一些政治智慧，他们尽可能要寻求保护，虽然是民间的，比如当时总理的秘书张劲夫的秘书等都参加了这个会，也有老人参加，是以个人的身份，就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马宾，也是表示他对年轻人的支持。

网友那一天：柳红老师您好，我对八十年代是虽不能至（那时候还小），心向往之，但要具体说到八十年代的好，还真难以一下子说清楚，尤其是对比当下，八十年代为什么让人神往？柳老师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吗？

【柳红】：确实是很难笼统地说，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家都表达了对那个年代美好的记忆，王小波说，让我们歌唱80年代，很多人都用了特别美好的语言赞美这个时代。

【共识网】：他们都说得很具体，比如喇叭裤这样的，比较有时代特征的误解，但是对这个时代的具体印象可能很难用几个词归纳。

【柳红】：要想最短的时间给大家呈现出来其实是有难度，我也只能做一个侧面的，我只是说经济学人。以80年代的青年为例，和现在80后年纪差不多，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作用，如前所说的农发组、四君子等等。1984年莫干山会议之后，农发组一分为二，一部分进入新成立的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转向城市改革研究。再比如，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82级研究生毕业经济所和财贸所的学生有华生、张学军、高梁、张少杰、边勇壮等等，他们到哪里去或者担任了什么角色呢？有一部分人留在经济所，当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是董辅礽，董辅礽一是挽留他们，二是使用他们。他实行所内重组，破格提拔，把各个研究室的名称改了，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框架比如成立宏观经济室、微观经济室、发展经济室，请年轻人做主任，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宏观室主任是81级研究生何家成；华生是微观室主任；把分配到国家经济调节办公室的张学军请回来当发展室主任。边勇壮则被张卓元任命为价格室副主任，后来是物资经济室主任。张少杰和高梁去了体改所，分别担任企业室主任，和编辑部负责人。总之，他们都挑了大梁。

莫干山会议之后，除了国务院、中共中央采纳了一些年轻人的意见，也有地方的政府和官员看中了这些年轻人的敏锐、活力，以及新兴的、能够给改革带来生机的力量。当时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来，邀请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意见，不仅如此，省委书记还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外经贸委副主任。此时，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这些是在体制内的青年人。

另外，体制外还有一块，也有很多年轻人，也是做得风生水起。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可以把他们所学立刻用到实践中。

柳红老师在共识在线交流现场

【共识网】：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80年代最起码是在经济学这个领域给予经济学人一个很好的机遇，让他们去发挥作用呢？

【柳红】：经济改革是那个年代最主要的一个事业，或者叫做“主战场”，所以这些学经济学的人也生逢其时，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聪明才智的青年人，但是不一定都能发挥作用，现在也有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无处施展。也就是说，是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开明，年轻人才得以担当重任。省委书记和省长热情邀请年轻人，也是因为他们确实以地方发展、改革开放的大局为重，没有其他的利益在里面，所以没有年老、年轻或者嫡系之类的门户之见，惟才是举，大胆起用年轻人。而国务院领导或者中央领导愿意听年轻人的意见，也是因为他们有开放的心，一心一意想推进改革。这是80年代最宝贵的特征：上下有共识，朝野有共识，一起合作，齐心协力。

农发组参与了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改革的调研和起草，他们自已也觉得对这个国家真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转入城市，建立了体改所，做城市的改革研究也是做得风声水起。据说当时在上海有一个职业调查，问哪一个岗位、哪一个方向是你们毕业以后最愿意去的，结果就是体改所。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没有那么明星化，改革人物却在青年学生的心目中是明星，后来有一些研究生，比如北大和人大的研究生毕业以后选择了去体改所，也是“追星族”，他们现在已经将近50岁了，和他们交谈，听他们讲了刚毕业时的心态。这也非常典型地显出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那个时候很注意改革政策的宣传、普及，因为每一项措施都需要人民群众支持。1987年曾经在全国搞大规模的关于改革的知识竞赛，，那时类似的活动特别多。竞赛经过了好几轮，有初选、复赛，还要到电视台上决赛，最后有奖品，其中最高的奖品附带可以参加体改所的调查。你看，参加体改所调查竟然成为一种荣誉，一是表明体改所的魅力，二是确实显示出了那是一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代。

【共识网】：跟这种学风、思潮和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

【柳红】：对。而且大家特别团结，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因为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经过了分分合合的一些道路，他们有共同的经历，我只说北京这个地区的，都经历了中学的红卫兵时代、“文化大革命”时代，彼此就认识，然后上山下乡，又到了不同的省份，之后又考大学，回到北京，或者考研究生回到北京，纵横交错，一个串一个，先是他们三三两两的组合，然后再更大范围的组合，虽说有几位领袖人物，但是更大程度的不是个人的作用，而是机构的作用、组织的作用，他们常常以组合的方式，比如农发组（1981年成立）、体改所（1984年成立），北京青年经济学会（1985年成立），后来还有一个中信国际所（1986年成立），一直在民间的是就业组、流通组，后发展成国情组，再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调动了很多人，摊子也铺的很大，足够有影响。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其实他们作为朋友都有很多交往，做事互相协作；无论在官和在民互相协作，多有民办官助。此外，在北京有于光远等创建的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办的《经济学周报》；在上海有《世界经济导报》。它们都是青年经济学家发表言论的平台。

1985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本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据点是在南开大学，以南开大学的老师们为主，也是自己拉广告，自己养自己的一个学术杂志，很不简单。然而，之所以能在天津办这个杂志，又是得到了天津团市委的支持，天津团市委书记是张炜，北京大学毕业。实际上，第一拨大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的这些人毕业以后走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在官有的在学有的在民，然而当他们做事的时候，互相有很多的协作和支持，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精彩的大时代。

网友共勉识文：请问柳红老师，在您的记忆当中，要给80年代界定一种颜色，您觉得是什么颜色呢？为什么？

【柳红】：80年代刚刚告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颜色是全国山河一片红。80年代是一个告别红色的年代。它可能有很多颜色，但是一定不是红色。

冰山一角：八十年代大伙儿的心气儿还是高的，经80年代末一打击，现在似乎都未恢复到当年。可见，心气儿是不能随便打击的。不知柳女士给八十年代的暖意春潮、改革热潮、思想风潮打多少分（100分制）？依据何在？

【柳红】：我觉得“心气儿”用得挺好，其实也是当时整个国民的精神，这种心气儿是因为有共识，大家有信心，都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而且也有机会，路在脚下。我觉得打分要相对来说，70年代是文革的时候，不及格；往后，如果说现在，也算不及格，那么80年代就给它70分吧。

【共识网】：我觉得这个分数也很中肯，有进步、有空间，也比较满意。

【柳红】：以后那个社会还是一个欠发展的时期，只不过人们是一心都向往着发展。

guxiangdeyun:对八十年代的向往，是否也意味着对当下的某种失落？八十年代中，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

【柳红】：我觉得不是失落，可能反而是一种希望。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好的时候，80年代有很多的遗产，需要挖掘和继承。现在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需要寻找新的起点，我想80年代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最具有社会共识的一个时期。而且80年代还有大批人在世，他们身上保留着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也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如果要在中国现代史上找合理合法的依据或理想的支点或根源，我认为，80年代可能是一个比较现成的，今天可以借鉴的时代。

【共识网】：它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柳红】：我觉得就是整体向上的精神。

【共识网】：刚才很多网友提问柳红老师了关于对80年代的总体认识，现在我们先就80年代的经济这个话题，同时结合着柳红老师这本关于经济学人的书中内容来进行综合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

郑子蒙：请问在当今经济学界是否还具有“80年代气质”的经济学人呢，如果有是哪些学者？

【柳红】：我离得比较远，不是太了解现在的经济学家，和他们没有那么近距离地接触，所以我有点说不上。

【共识网】：或者可以换一个角度，目前活跃在经济学论坛当中的一些人，哪些是具备当年的80年代气质的？

【柳红】：其实我也没有资格评论，一定要让我说的话，只是远观，我在微博上看到许小年很有社会光怀。在我的书里，也写到他。那是1981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刚刚成立，马洪挂帅，第一批招来的几个研究生，许小年是其中一个，书里还放了他的照片，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还都活跃在舞台上。

网友共勉识文：我本人对您书中提到的第三代脚踏实地的农发组比较感兴趣，您能不能谈谈在80年代，农经领域里面，您最欣赏哪几位经济学人？他们在该领域中作出了哪些贡献？

【柳红】：因为他们比我还是大一辈儿的，不是年龄上的，是资历上的。所以我跟他们有些人有近距离接触，有些人没有。我还只能是以文献或者以采访的方式来了解，而不是来自于我个人直接的观察。农发组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陈一谘，现在的人们显然已经不知道他了，他是负责人。当时还有一位叫做何维凌。他们早年都是北大学生，都曾经因为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受到过整肃，可以说，他们是最早开始反思这个制度的人。从我采访的人当中，大家谈发展组的故事，还特别认可邓英淘，他也是北大毕业的，非常有知识，而且努力要把这支队伍给训练成一个特别有专业素养的队伍。还有王小强，1979年以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闻名。总之，那是一批极其出色的人，已经被历史筛选过好几回的人。别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似耽误了十年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其实在基层，他们除了了解中国的社会底层之外，也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有很多思考。1978年重新上大学以后，又有机会学当时新的科学知识，比如，当时特别时兴“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什么的，何维凌、邓英淘就是给大家提供知识培训的人物。支持和参加农发组的老一辈还有北大老师杨勋、社科院农经所王耕今、王贵宸等等。

总之，当时浮出水面的一批年轻人，都特别有个性，才华出众，把他们聚集在一个机构一个组或者一个所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两个字：包容。

【共识网】：目前为止，农发组还有几个80年代就比较活跃目前也比较活跃的一些比如陆学艺、周其仁、陈锡文，他们在当年，可能是现在身居要位了，是不是有一些区别？他们是不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给过一些比较激烈的建议和意见呢？比如开一些学术会议或者讨论的时候。

【柳红】：陆学艺是老一辈的，本来是学哲学的，但是因为对农村发展问题感兴趣，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长期做农村发展研究。曾是社科院农发所副所长。陈锡文和周其仁都是农发组的，陈锡文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都在做农业，一生一件事，挺可贵的。前面提到80年代的几个研究所，到1989年全军覆灭了，大部分人被迫改道，周其仁是至今少数还留在学界的人之一。人可以还是那个人，只要不在那个组，那个所，其作用就大不相同。这也是我说，在80年代，那些机构和组织的作用要大于个人的作用。至于你提到的具体事例，我就说不上来了。

【共识网】：80年代的经济学人跟现在的经济学人，在本质上有变化了么？

【柳红】：我觉得差别比较大。那个时候的人总体来说比较纯粹。因为当时要改革，改革就不能指望既有的机构，所以多是倚靠新的研究咨询机构，提供新的思想，政策建议、咨询意见。当时高层决策集团还是很倚重这些年轻人，体改所、农发所和中信国际所，还有社科院经济所的年轻人等等。虽然跟权力近，但是大家并不以此来换取什么现成的利益，主要是想学以致用，想推动中国改革进步。 我最近写了一篇纪念体改所张少杰的文章《一见即永别》。他有一个口头语：“你不懂”，他在总理那儿也这么说。比如，总理说完以后，他会说“zy，你不懂”。敢在总理面前这样，肯定没私心，没想谋个官。他还有一个习惯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国务院领导面前讲问题的时候成心说得难一点，理论上深一点，但是每次他都发现赵ZY听懂了。对这个，他还比较服气。这一方面反应他的个性，也反应出，他不是顺着领导的意思说，而是要说自己的，是真把自己的调研和建议当回事的。

【共识网】：现在经济学界也好，整个学界也好，年轻人跟这个学科发展起到的作用肯定不如当年。

【柳红】：刚才说到了差别，一是作用和角色，没有那么重要，现在还是老的压在上面。再有就是风气和个人的作风差别也很大。那时物质贫乏，大家都是在精神上追求，废寝忘食地工作，想改变国家面貌。现在很多人也累得很，废寝不忘食（笑），诱惑太多，利益太大，一些人屈服于权力和资本，成为利益代言人，而不是发表独立见解的经济学家。

【共识网】：现在学经济学就是冲着钱去的。

【柳红】：很多家长让孩子报考财经类别，不是从孩子兴趣志向出发，是从将来谋职考虑，他们以为可以挣大钱。这是当下社会的取向。经济学家在80年代是很受人尊敬的，这些年成为大众有时候嘲笑，有时候谩骂的对象，觉得他们在为各种利益集团说法，没有了独立的声音，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网友：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间，80年代的研究成果占有怎样的位置？那时候涌现出了哪些到现在我们依然为之敬仰的经济学家，他们都是谁？

【柳红】：其实有过这么一种声音，觉得80年代没有经济学，那时的经济学家的现代经济学知识是很浅显的，到了90年代以后，有了新的“海归”回来以后，中国才有了经济学。当然很多老经济学家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曾经也写过文章。因为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要求不一样，对经济学家的要求不一样，80年代中国是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过渡，经济学家当时主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启蒙和教育的任务，而且经济学家本身也是在一边学一边宣传，早走半步，把这些知识再告诉大家，第二个任务就是关于改革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我想还没有形成学院式的金字塔里，现在有没有，至今还有争论。

还是有一些令人尊敬的学界人物。我在我的书里，大概提及了500多个人名。专门写的有数十位。

网友：您对于我们国家第一代经济学人，有着怎样的印象？他们是在我们国家怎样的经济背景下进行工作的？

【柳红】：所谓第一代，按照我的划分就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这一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们可以施展拳脚开始工作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以他们最年轻的的为例，1920年出生的马洪，曾经做过社科院副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来说，，1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1980年，他们就是60岁的年纪了。那些1920年以前出生的人，他们年纪就更大了，可想而知，当他们重新有了这个工作的机会，他们会是以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工作的。那时有句话说：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马洪每天早上跑步，锻炼，一边跑一边听新闻联播，非常勤奋。蒋一苇也是。他曾被打成右派，重新恢复工作以后，他的生命只存活了14年，但是，每年都干了很多大事，都有创建性的工作。别人都说别这么拼命，但是他想让自己的生命最大限度地燃烧，人家说细水长流，他说有水快流。这就是这一代中一类人比较有代表性的特征。他们有纯粹的、早年加入共产党的那种理想，对自由、民主、真理的追求和向往，他们觉得共产党曾经走了弯路，现在终于到了我们要走到一条正道上的时候，该自己发挥作用的时候。? ? 还有一部分是非党经济学家，就是民国年间留学回来的，比如陈岱孙，比如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的老师。五道口当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现在很多是中国金融界高官，还有证券业、投资银行业等等，成为闪耀星星，但是，谁是培育他们的人呢？我这次写五道口，有意没写这些年轻一辈现在在舞台上耀眼的人，而是写他们的老师，但是很难找到那些人物的线索。互联网时代前后其实是隔绝信息的关卡。如果在互联网上找不到一个人的信息，这个人好像就没有似的，他或者他，就不重要似的。其实不然，所以当时我尽量一个一个地搜寻他们的名字，尽量找，其中有的我问现在金融界已经很有地位的人，问他们的老师，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生卒年月也不为人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研究所里储存了一批人，他们是民国期间，有的是在民国时候的银行里，有的是留学回来者，1949年以后，他们所学的这一套就彻底不能用了，于是在金融研究所里被冷藏了几十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一建立起来，需要教员，谁能够懂市场经济下的这一套货币银行学、现代金融学的知识呢？这些老师就被请出来了。在他们的晚年终于得以发挥了一点作用，特别了不起。

【共识网】：我们有没有当时在学习苏联经济学上的比较代表的人物？

【柳红】：受苏联的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里主要人群还是受苏联训练的人，不仅是留学，留学是一方面，在国内也是受的苏联教育。以社科院的经济所为例，经济所有两位当时是在1950、1951年派到苏联去的，一位是刘国光，一位是董辅礽，他们在苏联是副博士。1949年以后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起初只有短暂的时间有西方经济学，后来很快就没有了，然后就是斯大林、苏联政治经济学这一套。这是主流。1978年北大第一次招研究生要招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当时叫的名字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是以批判的名义来培养这个方向的学生，所以主体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那些在西方学回来的老一代包括陈岱孙这些人，当时要把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学科重新建立起来，让人们有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他们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比如1979年大概有17位联名写下创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倡议书，也得到了于光远这些体制内的人的支持，他们先是办国外经济学讲座，曾经印过四册国外经济学讲座的书，每个讲座都形成文字，广泛传播。当时学经济学的人，这四册国外经济学讲座人手一册，但是有的讲课老师，讲罢几个月就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们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贡献了自己最后的光和热。

【共识网】：好，柳老师关于经济领域、经济学人对网友的问题进行了回答。80年代的改革，经济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看看我们的网友在这方面又有哪些问题？

公民社会：八十年代作为鲜明的改革年代，也是智库大发展的时代。涌现出了陈一谘、陈子明等智库的创办者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民间智库，以及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等官方核心智囊机构。您认为对改革决策影响较大的智库和相关研究人员有哪些？这些智库及其人员在八十年代及其后的际遇昭示了什么——是否可以说是与经济－政治改革同沉浮？

【柳红】：陈子明的研究所叫“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它的前身是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所和青年政治研究会，86-87年先是这样的机构，最后装在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里，这是一个民间的智库，他们组织和调动了特别大的力量，联合了特别多的青年。我想说的是，虽然他们是体制外的，但是其实和体制内这些人有很多交叉，很多事情是一块做的。这个民间智库我也非常留意了，他们非常明确的理念就是走独立的道路，他们处在体制的边缘，设想一方面影响体制内，同时也联系民众，争取尽可能大的公共空间，培育民间社会。这方面他们的思想非常清楚，他们真的是先行者。

我还是想强调机构，这是80年代的特色。就这么一大拨人，有时候参与这个项目有时候参与那个项目，有那么多机构，体制内有“三所一会”，民间有社经所，还有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把各个学科的青年学人都聚集起来了。还有两张报纸，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这些都是民间的报纸，一南一北，影响很大。

老一代中，也有特别注意建立体制外学会的，比如1981年于光远、薛暮桥等老人挂帅，成立了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既然是经济学团体，下面有多少团体呢？有多少学会呢？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有199家，从中央这一级到省、到地方（市）有199家团体，这就是民间社会的空间，非常发达。虽然被纯粹体制外的人看来“三所一会”是体制内，其实他们自己有些人也把自己当成体制外。因为这是一个新体制的产物，不是旧体制的，不是过去老的研究所，是改革时代的新机构。这是整个的图画。在这个里面，后来变化很大，1989年“三所一会”全军覆没，为什么这段历史人们知道得这么少，是因为整个“三所一会”被整体消灭了，就没有再听到他们的声音。还有陈子明的北京社经所也是被消灭了，所以人们对它了解得很少。海外的汉学家，有的人甚至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开始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一段辉煌的80年代。这么多青年人可以这么大规模地发挥作用，和那时候的决策集团的开明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柳老师，对于八十年代的改革，有人认为，出了大力的是胡赵，邓不过是走一个认可的程序；如果说当时的改革有“设计师”，亦非邓，而是胡赵等一班改革派官员。对此看法，您如何评价？

【柳红】：我觉得改革可能没有设计师，因为一个改革时代的来临，是历史的车轮推着走，就像我在书里曾经写到的，演员、导演一起都在场，这时候大幕已经拉开了，但是剧本还没有呢。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人就知道，中国那个时候这个号令已经吹响了，但是怎么改、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是一点一点来的，没有哪一个人更高明作为这个设计师。但是无疑胡赵是思想非常开明的，他们是党内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们才成就了80年代改革这样的成果。

jindi5：80年代的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如何运作，如何相互起作用的？这对当前中国的改革有什么启示？80年代的改革，毛派在这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柳红】：先说毛派，我想80年代是一个“非毛”时代，那个时候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记忆犹深，尤其那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家对文化大革命是持否定的态度。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对他评价最低的时刻，整体性来讲是80年代。90年代后期，尤其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改制，两极分化，这个时候重新有一些毛派又起来，怀念那个时候所谓的平等。所有的经济改革其实都有政治改革的意味，因为所有改革都是在突破既有的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中前进，包括从计划到市场，包括允许个体户、允许民营，都有政治改革的含义在里面。具体到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其实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指向这个方向的社会运动其实也是一直都有，但是它和统治集团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不是改革含义上的，这个要看怎么评价了。比如说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这个其实是得到了高层默许的，所以一时风起云涌。80年代的竞选，那个时候的《选举法》相对后来的也要宽松。当时关于政治改革已经做了很多研究，1980年除了邓小平有一个讲话，1986年是政治改革话题非常热的一个年份，比如北京的社经所，他们做了很多大型的讨论，这一年有一个经济改革方案办成立的同时，也有一个政治改革方案办成立，后有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起草政治改革方案。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里专门有一节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如果那次事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中共自愿政治改革，中国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网友恍惚：提起八十年代，我总想起清末，不知道这种联想是否恰当。八十年代曾有几年，朝野具有高度共识，这跟清末最后几年的“君主立宪”共识很相像，而且清末具有明确的九年立宪时间表。我想请教柳老师的是，八十年的朝野共识是怎么被打破的？责任在哪一方呢？

【柳红】：我觉得80年代和那个时候也不像，对改革是朝野有共识，但是在清末没有社会基础，所以才有一声枪响立刻土崩瓦解，80年代的改革除了朝野有共识，还有社会基础、有民众的支持、认可这个改革，大家支持改革，愿意配合。

说到朝野的共识怎么打破的，当然是那场风波结束了那个时代。

【共识网】：这肯定是相互之间都有一个所谓的冲突，这个冲突，您觉得是不是跟80年代经历了这么多年有了启蒙思想，年轻人越来越活跃，试图去影响我们国家对于统治集团的某种地位有关系？

【柳红】：当时学生们的诉求，还仅仅是反腐，反官倒，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民主等等。

【共识网】：反腐到现在都是大家有共识的事情。

回到从前：柳红老师，您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八十年代的经济学界，那时候法学、社会学好像尚未成为显学，中国的法治基础也很薄弱，您觉得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会有胜算吗？

【共识网】：他对80年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挺存在疑问的。

【柳红】：对，当时不仅是经济学，实际上是全方位在复兴，只不过因为是经济改革是一个最主要的内容，牵扯国计民生，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多。其实在法治建设方面，当时彭真、彭冲等人率领制定了很多法律，他们主张法治而不能人治，律师制度兴起，法学教育扩大，总之，在法学领域有很多建设和推进。至于社会学方面，费孝通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从我刚才说到的几个年轻人的研究所里都有很大一个比例是与社会学有关的部分，体改所有两个部门跟社会学有关，领头的分别是白南风和杨冠三。他们做大量问卷调查，用比较规范的社会学方法进行，吸收北大社会学系学生参与。陈子明的研究所也有专门的社会学部，比如有一个民意调查中心，曾经做过很多项目，1988年做人大代表的执政能力和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程度的测量的民意调查，他们发了问卷1000多份，回收大概是70%，通过分析，得出这些人大代表能力怎么样，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情况怎么样，人大代表最关心什么问题，比如他们关心党风、物价等等。他们还打算和北大社会学系签约长期合作。总之，他们都做了非常有成效的工作。那个时候的社会学方法已经深深地和经济研究合在一块了。

小青年：柳老师对胡耀邦先生评价甚高，那对另一位领导人物赵的评价呢？如果不便细说，可否模糊概括一下？非常感谢您！

【柳红】：对赵的评价也很高啊。只不过，无论是写专栏还是成书，大多数时候，赵的名字不能出现，以国家领导人或其他代替，所以读者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如果看到了，就会知道在那么多重要的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其他事关这个国家改革发展的大问题上他起的主导作用，还有就是他对年轻人的赏识和大胆的使用都是空前的。

【共识网】：好的。我们都知道柳老师曾经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助手。这段人生经历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对这样一位经济学家充满了敬重，同时又有好奇。做他的助手，有没有比较高的要求？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柳红】：其实做什么工作当然素质越全面、能力越强越好，我觉得我当时是不够格的，准备是不足的。但是还是很尽心尽力地做了很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于改革历史的关注也与此有关。因为我1998年开始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这本书的修订，自然，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就进入了我的视野。包括做事要仔细、认真，那时有很多磨练。

【共识网】：有没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呢？他作为这么有名的经济学家，治学严谨，平时工作也很忙，会不会对您的要求也很高？

【柳红】：他要求很高，我大概是达不到要求的。主要还是需要很细致，所以每天的工作长度和每天的工作强度都是很大的。

【共识网】：每天休息时间大概有多少？

【柳红】：你是问他的休息时间？他睡觉很好，所以还是能休息过来，有的时候非常忙，就会睡得很少。

【共识网】：您做他的助手，需要为他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定比他的工作强度更大吧？

【柳红】：那倒不见得，工作性质不一样。他每天要面对外面，只要开会都是主讲，他是在前台的，我大部分工作是处理文稿，需要花时间抠，所以那时候常常熬夜，尤其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时期，特殊的项目。

【共识网】：有没有哪次会议给您印象特别深？

【柳红】：我不怎么参加会。每次编书、改书，强度都很大，因为都是在现有工作的同时再拿出精力来做，到最后的校对、出书等等，都很熬人。

【共识网】：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成为“家”的人，他的工作强度一定是一般人不能接受的。

【柳红】：因为人的时间有限，人和人的差别就是你怎么利用时间。

【共识网】：那么80年代，除了经济、政治领域以外，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当时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在思想领域，我们的网友又有哪些问题？

网友：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有着启蒙意义的时期，但是目前对于80年代的资料和内容相对不是很丰富，对于我们80后和现在逐渐成长起来的90后来说，对于那个年代的印象是非的模糊。柳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造成80年代具有启蒙意义的历史原因，和在哪些方面对今天的大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共识网】：就是怎样才会造成80年代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向上的氛围？

【柳红】：之所以启蒙，是跟“文化大革命”相关的。那样一个专制，把恶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大破坏，泯灭人性。这之后的拨乱反正，是在一个黑暗时代之后才有的这么一个启蒙时代，所以这个启蒙时代是和那个时候相连的。有一些先行者就担任了启蒙的角色，这些年轻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开始读书、开始思考，他们相遇，思想交流、碰撞。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常常被他们当时的那种火热的东西所感动，他们之间毫不吝啬彼此之间的赞美之词，他们会说某某坚韧不拔，有什么什么样的意志，因为有的人都是40年以上的朋友，他们在农村的时候就认识。我看到，他们那样有抱负，在那么一个看不到前途的时候就开始对未来作准备，当这个时代一来临，他们马上就迸发了全部的热情和干劲，投入进去。

农发组有一位叫孙方明。是贵州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就知道河南有一群知识青年特别有思想，有才干，比如在河南的有陈一谘、王小强、罗小朋、邓英淘等等，据说孙方明从贵州坐火车去会他们，第一次见到罗小朋，俩人谈了38小时！这就是他们！本来是单独的个体，独自思考，然而彼此发现，一块讨论，所以由这么小小的三五成群，然后十几个人的，然后上百人的，然后更大规模的组织起来。80年代的组织有几种形式，一个先是组，起初是松散的，彼此认识就在一起聚会，比如最早的聚会先是在翁永曦所在的《农民报》的小屋里，十几个人买点瓜子、糖，大家谈得有兴致，说下个星期去哪儿，可能就转战到社科院研究生院，都是租的平房，在那儿可能上百人聚会；还装不下，再一次可能去大礼堂。也没有主题，都是口口相传，大家就奔着去了。最后慢慢就组织起来了，形成相对固定的组，这些组后来又变成了研究所，体制内的研究所，或体制外在边缘的所。总之，自由组织，是80年代的一个特色。

网友：我们提到80年代，有一个属性，就是“激情”，柳老师能不能就您自身的亲身经历上，给我们讲述一些，跟“激情”的80年代相关的故事，或者是亲眼所见？

【柳红】：那个时候还有双周讨论会，中老年的也有，青年的也有，青年的当时常常在陶然亭聚会，两周聚一次。在社科院的经济所一直都有双周讨论会的传统。有些是以会议的方式在聚集。

我是1985年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我们有国际片、经济片还有其他片。一入校，就对师兄们比较有印象了，像78级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江南、朱嘉明。还有82级的华生、何家成等等。正在搞资产经营责任制，动静也很大，。

其实我们也经历了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一是1983年，一是1986-87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食堂伙食不好就罢餐，那时罢餐是各个学校里比较典型的事，当时我们研究生院只有三个楼，是一个环形的，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去食堂，趴在窗口上一块唱歌，拿着饭盆一块敲。有个别去食堂的人，大家在楼上看着他就骂。那是个群情激昂的年代吧。

还有，确实有读书风潮。汉译名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摆地摊便宜卖时，我们从研究生院，在西八间房，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一早进城去买书。

我们当时还是学《资本论》的。有两位《资本论》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位是孟氧，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坐了很多年牢，我们去过他们家。他给我们讲自己的人生经历。要释放他的时候，他不肯出来。原因是你们不能悄没声地把我放了，为什么抓我的呢？他很有骨气，也很精神，真是有信仰，真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所学的、他所教的、他所信的，是一致的。他给我们上课，他会对他讲的东西非常尊重，如果同学有上课说话的，他就停下来，不讲了，用眼睛盯着你，讲话人讲着讲着就会发现老师的目光，而且孟老师目光如炬他对他讲的东西这么认真，这么在意，他不是一个教书匠，而是把自己熔化在里面了。见到这一代人，你会感触到他的人格和精神，这种东西在我心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烙印的。

我1988年研究生毕业，就留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我又参加了研究生院的行动。

【共识网】：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例，关于学生想要试图反腐败之类的一些，您身边的同学或者您看到的学生势力，他们是很想这个社会和国家进步的。

【柳红】：当然，这点是无疑的。我们研究生院当时在所有参加学生运动里年纪最大的，所谓学历最高的，其他的都是有本科和研究生的，我们只有研究生。我参加了绝食，所以和学生们有很多交往，知道大家的心思。

【共识网】：大家都在想些什么呢？

【柳红】：除了具体的诉求，比如是反对腐败、官倒口号，也有对于自由、民主的诉求。学生只是起了一个头儿，实际是一个全民的运动，所有的机关、所有的报纸，人民日报等等，所有的学校和工人都出来，凝结成大家共同的诉求。其实，有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80年代是这样美好的时代，有这么多正面、积极、大家这么肯定的地方，为什么会以1989年这样的方式结束？

猛一听，好像是个悖论，好的因，坏的果。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悲剧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回答，好像令人费解的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我觉得，89年，也正是因为前十年的孕育，所以人们敢于集体地发出声音来，表达意志。文化大革命十年，出现过1976年的四五，但是人民没有后来那么自觉。然而1989年有，这代表这个时候人们的进步，代表我们一定程度对自己的政治权利的要求、主张的成熟。

【共识网】：近期柳老师都在忙些什么？做什么研究？

【柳红】：还在做80年代的研究，也在继续采访和看文献，现在写得比较少，但是工作一直没有停下来，而且越来越深入，我觉得把一些事情渐渐地看得更清楚了。

【共识网】：您还很爱做瑜伽？

【柳红】：瑜伽是我的生活。

【共识网】：我觉得做瑜伽和做学问一样，需要有平和的心态。

【柳红】：现在这个社会心态比较浮躁，大家都在忙，我常常看着那么多人也不回家吃饭，每天在外面有饭局，身体出了各种状况。我是独自一人在家工作，天天如此，几乎没有社交应酬，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会觉得他们每天跑来跑去的，还能干出那么多事来，很厉害。

80年代这段历史被遮蔽得这么厉害，需要很多人来挖掘，不要说在我书里的第一代人已经不在了，只有极个别的人还活着，但是他们也不太有能力能够回忆和复述了，中年一代也存活得并不多，第三代也在开始一个一个地凋零。很有紧迫感，把这段历史，趁他们在的时候留下，太重要了，否则后人连研究的基础都没有。我现在做的只是最初步的工作，也是非常紧要的事，需要沉下心来做。人们倾向于关心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短期问题，尤其是经济学家，然而我觉得探索、记录、发现历史太有意义了，我们要知道从哪里来，从历史中可以找到很多答案。

网友小小nopainkiller：八十年代的经验对于现在改革的困境有什么指导作用？

【柳红】： 80年代，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正的和反的，都应该从里面得到经验教训，一是人们那么一致，那么有共识，那么有热情，为改革献计献策，贡献力量，这是一件事。另外就是对人民群众的诉求，他们最后用镇压的方式来结束。对于知识分子和民众来说，经过了90年代以后20年经济上所谓的增长，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膨胀，大家丢掉了一部分理想，被现实、被这些利益所左右，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也会有所反思和觉悟，在未来的道路上重新矫正一下人生方向，给后来的年轻人做一点榜样，留下点东西。对于年轻一代，80年代后出生的人，他们特别需要了解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从中，他们应该知道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需要自己努力。他们有机会，有前途。中国又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出发的时候，年轻人，是等待呢，还是自己做点什么？

总之方方面面吧，80年代还是有很多遗产的。先要了解历史，从而可能会增加一些信心。我接触很多年轻人，他们说，一个是不知道历史上有过这一页，再就是说，您刚给我们打开了一段历史，曾经这么美好的一段历史，然而又说这一页翻过去了，让我们一些跌到现实中，都觉得非常彷徨。青年学生常常觉得自己很弱小、很孤立、很无力，而且前路都定了的，大学毕业，找工作难，接下来房奴，车奴，社会有那么多潜规则，不同流合污好像活不出来。说起来悲观，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不过，透过这些，我反而一直相信和看好青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90后的母亲。我了解他和他的朋友。这一代人，呈现多元，有独立思想，没那么多框框，虽然经历了考试教育，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有眼界。我认识不少80后，他们选择做有机农业、做环保，在民间自己发展，特别好。正是因此，让我觉得特别有希望。大家一边批评，一边建设。

【共识网】：您觉得我们以后还有可能会出现像80年代这样具有启蒙意义和大思潮意义的一个年代吗？至少在学术界。

【柳红】：我觉得不见得非是在学术界，而是在社会运动，在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的过程中。

【共识网】：有三个网友问到了关于您的著作权的官司的事情，他们也表示非常支持您。现在想问一下官司的结果怎么样了？

【柳红】：正在等待判决，还没有判，开了两次庭，按理说应该判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中间又有一些插曲，一波几折，但是我觉得都没关系，都挺好的，经历这个过程就特别好，还是期望最后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判决。

它不仅是我个人的事，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著作权，这个社会大家都说假的东西太多了，吃的、用的都是假的、毒的，大家都在骂，知识分子在里面是什么作用？知识分子写书应该是自己辛勤的劳动，不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创新，如果抄袭，在很短的时间内弄出书，这是不好的示范。这可能和过去二十年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有关系，今后希望人们都越来越认真，越来越仔细，知识分子也为自己，也为这个社会留下点东西，但是一定得是认认真真做的才能留下来，那样的浮皮潦草或者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其实是自欺欺人，他有一时的利益，从根本上，是对人才华的浪费和生命的浪费，而且提示年轻人我们不需要努力，不需要辛勤的劳动，急功近利的成功模式可以复制。

我是第一次打官司，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对我是特别大的教育，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我也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这个社会里有那么多进步的和有希望的力量和声音，还是觉得很好的。

【共识网】：我们的网友都很支持您。

【柳红】：谢谢，这个过程很难，肯定会遇到一些压力、阻力和意想不到的情况，也让我见识了人，见识了事，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案子，但是也能折射出很多东西来。比如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常常会批评社会不好的事情，主持正道，公义。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临到你自己的头上，或者你朋友的身上时，你能不能坚持同一把公正的尺子？我越来越觉得得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批评远的容易，批评近的难，自我批评更难。

【共识网】：从我对您的感受来说，您是那种心态相对比较平和的人，很难会和人争什么事情的人，但是对于这种真和假、是与非，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争。

【柳红】：对，遗憾的是因为大家有太多的圈，有些利益的圈，有些朋友的圈，又有人情的东西，这个时候是非就推到后面了。其实，分清是非并不妨碍，人是人，事是事，否则成了一锅粥，那不是好风气。好风气得靠自己建设，把自己放进去，当你不把自己放进去的时候，这事儿就不会有改变。我现在尽量本着这个原则。

【共识网】：有网友对您参选人大代表有问题提出来，我们看一下。

公民社会：柳老师，非常支持您参选今年的县区人大代表。关于人大代表参选热，不能不提到1980年代在高校涌起的人大代表竞选运动，在当时总体政治环境和具体法规都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高校的人大代表选举成果不错。对于当年的那场选举活动，您当时感受如何，现在评价如何？

【柳红】：1980年的竞选活动，北京是最突出、影响也比较大的，我当时是在上海上大学，我是1978级的大学生，学工科，没有那么敏感，懵懂，但是也有印象。我后来看资料再回看到1980年的竞选，我觉得他们太精彩了，非常漂亮。其中参加竞选的人也有几位我认识，他们现在年纪稍微长了一点，但是那股劲儿依然不减当年。我看他们竞选的主张，准备，为此发的大块文章，水平相当高。那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突出出来的很少的精英。当时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现在都不能比，这是现在和那个时候的差别。那个时候的《选举法》也相对宽松，79年的《选举法》允许参选人自己组织宣讲的方式，相当于可以参加竞选，但是后来再修改以后就不可以了。

【共识网】：当时是可以有大范围、公开的竞选演说。

【柳红】：对。所以那是个特殊的年代。

【共识网】：您参加过1980年的竞选吗？

【柳红】：我们学校曾经在两个人中间挑一个，有过这么一次选举，我是选举人。

那时选民也有热情，要选自己了解的，要知道他有什么主张，所以一是参选人已经有了很多的思想准备，他们对自己的诉求、政治理念都表达得非常清楚，非常领先。再就是投票的选民，也都积极热情，还有大环境，就是《选举法》的规定等等，都和现在是不能比。

今年又是一个新的气象，让我觉得中国也到了这个时候了，人们开始要知道我们不能轻易地“被代表”，我们要自己来表达，其实越多的人来参选，越多的人来投票，才好。做行动者。光批评不够，自己是不是放弃了权利呢，自己是不是蔑视了权利呢？这个国家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对我来说，我储备得不够，现学，了解与选举有关的事项。首先是一个态度，我愿意行动起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共识网】：当时80年代的选举人大代表，您作为一个亲生经历的选举人，在组织方面，您观察当时的组织者都有哪些？谁来具体地做这方面的协调工作？

【柳红】：我印象不深了，我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应届学生，参选的人都是老三届的人。我印象中当时学校里的学生会这样的机构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我不是特别知道。

【共识网】：您这次参选给我们说一下具体的信息，比如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讯息，怎么准备的？

【柳红】：我是先在微博上看到刘萍参选的事情，她受到了那么多压迫，心里还是很触动。后来，看到了别人的支持，再后来看到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宣布决定参选，说老实话，对我是个教育，我慢慢地萌生了参选的念头。我6月2日夜里12点多从外地回北京，2点多就把消息发出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好要参加了。有的参选人提示我要有一个竞选纲领，简单的主张等等，于是，我说我想主要代表这块群体，妇女特别是母亲，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群体，而且她们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家庭、乃至国家都太重要了，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经历，我也做过母亲，我也经历过孩子教育的过程，我也一直面临着家庭和工作两个社会角色的冲突，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女士、朋友，知道大家的困境和各种想法。我还有长期陪伴生病孩子的经历，经历了医疗、疾病与死亡等等，接触了大量癌症患者，以及丧子家庭，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群。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是付出特别多的人，权益保障不够的人。男性人大代表多，而人群中女人至少占一半，她们的利益诉求确实需要特别给予关注和表达。

作为女性和母亲，教育的功能太大了，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尤其在这样一个残缺的我们不满意的教育制度下，家庭的教育很重要，而这个教育不是知识的教育，是人格完整的教育。妈妈的心智是开的，健康的，才可能有孩子的健康成长。这都是事关未来的大事。我也看到在相对成熟、相对发达的社会里，比如台湾的女性，她们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都担当得非常好。如果女性朋友关注社区和公共事物，也将是自我教育成长的机会，是为孩子准备的最好的身教。

【共识网】：现在程序上做到了哪一步？

【柳红】：北京的选民登记还没有开始，我在筹划接下来该怎么做，怎么让我的选区的人知道我，也准备做深入的调查，了解他们的要求。

【共识网】：至少共识网的网民都知道了。

【柳红】：谢谢。

【共识网】：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请柳老师给共识网提一点希望和寄语。

【柳红】：中国又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了，何去何从，共识非常重要。共识网为各种声音，左的、中的、右的，提供了一个平台，是有建设意义的。你们的这份努力，未来中国会记住。也希望共识网越办越好。谢谢！

【共识网】：谢谢柳老师！

       （文章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