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并使两千多年的帝制从此成为历史。辛亥带给中国的进步意义，莫过于自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但是，辛亥带来的变革又是有限的，从那以后及至中共建立政权，强人政治和个人专断依然挥之不去。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全面推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强调集体领导，中国社会关于个人专断的历史阴霾才逐渐散去。尽管这一措施依然不尽完善，却不得不否认，中国社会在这一层面上，已经走出了新的道路，并已经不可能再回头。

另一方面，依靠着新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以及中国快速的融入全球体系，中国社会的开放所惠及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社会摄入信息量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已经无可能再回到过去封闭自守、愚昧无知的时代。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政权建立之后，都曾经一度延缓过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相比过去，可以说今日之中国在走出历史悲剧中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然而，观察当下的中国社会，却不尽然已经走出了历史上的悲剧，相反，许多危险的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与中国历史中的许多场景非常类似。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社会远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当代社会的许多思维方式没能走出历史的旧模式，这也正是中国历史具有高度惊人的相似性的原因。

中国的改革不能重复激进主义

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经历了体制内改革、体制外改革、温和暴力革命直至激进暴力革命的历程，为现代化作出了一次次艰辛而代价惨重的尝试。激进主义在给中国社会造成短期快速的社会变革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惨痛的代价，这些代价不仅包括巨大的财富损失，也包括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的消逝。

当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由于毫无行政经验，只凭一腔热情做事，在利益分配的改革问题上，大量触动旧体制的既得利益，最后无功而返，甚至断头流血。而体制外的革命者眼见改革无望，更是群起而发动革命，直至武昌起义给清王朝划上了最后的句号。蒋介石当年派遣其子蒋经国上海“打虎”，意图平息民愤，却也因蒋经国过于强硬，触动亲家利益，最后无功而返。其后国民政府由于贪腐是去民心最终失去大陆，到台湾后痛定思痛，在土地改革中采取渐进、温和的利益平衡方式，最后成功赢得在台湾的改革，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基础，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中国社会虽已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激进主义的因子却依然挥之不去。在内部问题上，中国左右之争均都有走极端之势头，对于思想言论与己方不一致者，则恶言相向，互相挞伐。有许多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之人，在论战中居然也是采取人身攻击、恶毒咒骂等方式进行，对于不同意见毫不容情，与当年“文革”时期的左派做法毫无差别。亦有人认为，左派当年不曾对自由派进行过宽容，所以自由派也毫无理由需要宽容左派，此等说法绝非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言论。

在对外问题上，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与100年前几乎毫无二致，中国社会的“受害者”心态至今深刻存在，对于外国对中国的批判声音不能理性对待。在对外问题上，任何秉持温和态度的言论和行为，动辄被认为是“汉奸”，“软弱”和“卖国”。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来，执政党以民族独立和反抗外国侵略的代表而获得合法性，因而对过去政府的软弱行为一再加以批判，及至近日南中国海危机频现，中国采取柔和政策以应对，却不得民众谅解，正是激进主义给自身带来的苦果。

执政党在近些年来，对左右之争不做直接回应，坚持不走极端的平和稳健的改革路线，以理性的姿态逐步推动社会发展，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社会层面激进主义的言论和基础依然广泛存在，面对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平衡木如何小心翼翼、不偏不倚地继续走下去，无疑是对执政党的重大考验。

在摒除激进主义的道路上，中国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在这一点上，言论的开放和自由需要正确的对待。言论自由并不是简单的等同于批评政府和反对外国，而是言论的宽容。中国社会不仅需要说话的自由，更需要包容的自由。允许不同的声音的存在，而不是党同伐异，才能实现真正的包容与和解。

中国社会不能重复“妖魔化”

中国历史上的修史习惯，历来是后朝为前朝修史。出于粉饰新政权的需要，往往前朝的末代皇帝乃至末代朝廷，都会被史书认为是腐朽无能之辈，而对于其所尝试进行的努力和成就则一概不论;另一方面，成王败寇的宿命，使得一同争夺天下的各路人马也被扫进了历史的阴暗处。

这种思维自上而下的传递，则是中国社会形成了“非黑即白”，“敌我分明”的简单划界思维模式。是非、黑白、善恶、敌友只需要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可以确定。清末，维新派批评保守派的改革裹足不前，革命党人批判维新派改革畏首畏尾，共产党力陈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都将自己反对的势力贴上了符号化的标签。直至批评者一偿权柄，方才发现国家治理与政权建设之难，远超想象。执政者与反对者之间，则轻易以体制内外划界，仿佛体制之内尽恶人，而体制之外皆是圣人。体制之外被道德化和神圣化的结果，则是一旦体制外部之人获得权力，神圣和道德感立即遭遇各方挑战，给民众造成巨大落差。待到旧政权一旦崩溃，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执政者之前诸多努力付之东流，也难挽历史名声。

当下中国依然未能走出“妖魔化”的怪圈。似乎一切责任都以体制划界，凡批评体制的，无论正确与否，均能获得道德的制高点，赢得民众的掌声;体制内部在权衡利弊之下做出的努力，均不能得到认同。无论是早年的“杨佳袭警”案件，还是今日的央视女记者血淋淋的遭遇，社会大众几乎一面倒的批评体制，甚至罔顾人性和生命的价值。如此思维之下，只会越来越发导致民众与体制的对立和误解，实非中国之福。

殊不知，体制内部人员之多，成分之复杂，使得对待体制内也已不能简单采用一种标准。近日以来，无论高层还是地方官员，都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纷纷发出不同的声音。中共机关刊物《人民日报》更是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的文章，这正是反映体制内部不同意见的重要表现。体制内也有善恶皆有，体制外又何尝不是如此。体制外批评之人，虽有许多是本着良心而行，却也不乏沽名钓誉、随波逐流之人，靠迎合大众民意抬高身价，而非凭借良心说话。更有甚至，利用媒体舆论打击政敌，丑化潜在对手形象，民意完全成为被裹挟的力量。一味将中国社会以体制内外进行简单划界，并将其妖魔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理性的推动改革。强调对立只能进一步导致冲突，而非走向对话、沟通与合作。

在许多国家中，由于实现了政党轮替，批评者亦有走上执政地位的时候，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角色发生换位，在野者的批评会较为趋近理性，广泛存在的社会媒体监督和包容的言论也会使得极端思想较难在社会成为主流。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则可以通过更广泛的向社会开放自身的政治体系，吸收社会力量进入政治过程，扩大执政的基础，让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以化解社会谣言。

另一方面，要走出“妖魔化”社会的历史怪圈，需要理性平和的态度进行社会沟通，增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理解。中共十三大报告曾经提出过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中国社会“妖魔化”现象的产生，是体制内外缺乏沟通机制造成的，而非简单的一方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政府和社会都有自己的责任和问题。倘若中国社会继续“妖魔化”的历史循环，那么中国就没有走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不能重复战争完成统一

中国在1997和1999年通过和平方式分别恢复了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行使，在治权统一的问题上，只剩下海峡两岸之间尚未解决。港澳问题事涉中国与外国，事涉主权的行使问题，其产生与解决与1840年以来西方带入的民族国家观念、主权观念等新概念所相关。因此，港澳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认为中国已经走出了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历史模式。

60年前，中共军队在金门战役中失利，随后朝鲜战争爆发，海峡两岸关系至此确定下来。反观海峡两岸之间现在的关系，均各自享有“一个中国”之下的部分治权，在法理上都坚持“一个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正统性。这与中国传统上的藩镇割据、王朝并立颇有相似之处，都是各自管辖一方，都自认华夏正朔。历史上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路径，几乎无一例外是采取战争的方式完成的，而完成统一的王朝和帝王至此奠定其历史地位，受后代敬仰。

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动力，除了长久以来由于分裂而带来的战争干戈促使民众渴望统一之外，大多来自豪情万丈的统治者一统天下、广纳四海的野心，并非为苍生大众所着想。一将功成万骨枯，几千年来的统一战争，造就了无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后世所追忆的丰功伟绩，却是建立在尸骨堆上的血淋淋的丰碑。

固然，从现实的政治决策角度来看，战争统一无疑是最快、最简单的方式，以激烈的军事行动迅速实现几代人的梦想，也能迅速奠定统一者的历史地位。(这里必须强调，所谓战争统一方式，不仅包括大陆对台动武，也包括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引发战争。本文论点不针对特定任何一方，而是涵盖双方由于不能寻找到现代方式解决内部纷争而由任意一方采取的的过激行动。)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正是中国人讲求结果，忽视过程的历史逻辑造成的。试想，武力统一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内部难以抚平的创伤和情感上裂痕。历史上无论战争平定哪一方的结果，都是多年难以平复的内乱。60年前的国共战争，使得两岸之间至今不能建立政治互信，历史教训之深，发人深省。

如果中国的统一问题依然顺寻几千年来战争统一的思路和路径，那么中国就不是真正意义上步入了现代文明的国家。因为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还没有更现代的文明方式来解决民族和解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中国依然没有摆脱急功近利、建功立业的传统思想就，不能从中华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出发去关注中华民族每一个个体的权益。

在新的时代，人类的文明追寻着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当下两岸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外环境下，从对立走向经济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依赖逐渐加深，说明新时代的中国人已经有新的智慧和新的方式来解决民族内部的纷争和矛盾。

辛亥已经百年，中国共产党也已成立90周年，而中国历史的魔咒却依然在华夏大地上徘徊。中共90周年之际，除了在具体的问题上深刻警醒自己之外，更长远的问题是其能否克服历史在身上留下的印记，带领中国真正走出历史悲剧的轮回。如此，中共才无愧于一个现代化的伟大政党，一个带领中国从过去真正走向未来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