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处理和决定一些人事问题

 

陈云原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解除了除中央委员之外的全部职务。1972年7月，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反映他在江西南昌疏散和下放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其身体情况，予以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及“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等等。

 

毛泽东随即在陈云的来信和信封上分别写了批语：“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此后，陈云的情况得到改观。

 

意见尚不明确的批语

 

上述毛泽东关于人事问题的批语，都是比较明确的。不过，在有的批语上，反映出当时毛泽东的犹疑不确定，比如对待薄一波、刘澜涛等。

 

1966年8月，薄一波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8月18日天安门上主席跟我握手并亲切勉励要我好好革命时，我深受感动……最近主席如果有时间，希望找我谈一次。”

 

8月21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来信上作了批语：“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从毛泽东的批语看，已经显示出他对薄一波的成见，或者他已经不想听对方更多的解释了。

 

带有“似”字的批语

 

在毛泽东的批语中，往往会有一个“似”字，这除了公文的惯例、行文的习惯、对中央集体领导及民主作风的某种尊重之外，也是出于避免过于突然的一种心理反应。

 

比如，上将苏振华曾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在“文革”中却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解除了职务。1971年12月，苏振华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决心“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毛泽东在1972年3月5日批示说：“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之后，苏振华得以复出，翌年，担任海军第一政委。

 

1973年11月，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给毛泽东写信，内称：“我现在满身是病，两腿伤残，恳求主席和党解除对我的关押，给我一定的自由。”毛泽东随即在来信上批示：“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不久，罗瑞卿被解除监禁。至1975年，罗瑞卿又被恢复了党组织生活，8月担任中央军委顾问。

 

转周恩来处理的批示

 

在“文革”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毛泽东尝试减轻“左”倾带来的冲击和试图解决些冤假错案，也多是转送周恩来处理的。

 

1972年，中宣部原副部长李卓然和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何长工分别给毛泽东去信，要求恢复工作和党组织生活，对此，毛泽东批示由周恩来“阅处”。此后，李卓然出任中宣部顾问，何长工复出后则担任了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

 

1972年7月，国防部原副部长、北京军区原政委廖汉生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称廖汉生于1967年1月被隔离审查，至今已5年多，“……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毛泽东看到后，随即写道：“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翌年，廖汉生复出，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杨勇则在当年就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