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作者何方系张闻天秘书】
   
    回想过去真是糊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胡绳有一首“八十自寿铭”，说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用铭文把他的思想分成了几个阶段。我也可以说“十五而有志于学”，但经过延安整风已逐渐进入惑而不解状态。三十没有立，四十被打倒。此后就总有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经常萦回脑际，挥之不去。自己又无力对它们进行研究和解释，所以还是时清时懵地惑了大半辈子。在改行学习党史和这次整理“自传”的过程中，才比较明确和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对那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进行了一点清理。是几个什么问题呢?归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我也考虑最多的是这样五个问题：如何看待抗日救亡运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看待党的领导和如何看待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对于这些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专门研究过，但是改行后总算捋了一遍，有了一点新的看法，对个人来说也算明白了一点。至于对与不对，自己并没有信心。

下面就简要地谈一下对这五个问题的看法，算是给这部传记作个长尾巴的小结。

(一)如何看待抗日救亡运动

问题的提起

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要回答，我为什么参加革命，对参加革命后悔不后悔。因为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人在谈到民主问题时曾直接间接地联系到启蒙，在提出“回到五四”的同时，就有了“救亡压倒启蒙”或“抗战压倒启蒙”的说法。对于抗日救亡运动，是不是也伴随着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就大有分歧了。“压倒论”者自然不承认。官方史学虽不大讲，但承认有，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传播“马列主义”的运动，因此称之为“新启蒙”。据李慎之说，最早是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1936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得到张申府、张友渔等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的响应，并于1937年5月在北平成立了“启蒙学会”，发表宣言，引起思想界、文化界的热烈响应。其实照我看来，这次伴随救亡运动的“新启蒙”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已发动起来了，并不是只存在于抗战前几个月的昙花一现。何况无论中外，启蒙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中国如果从戊戌政变算起，经过“五四”、抗日救亡，直到现在，启蒙的大部分任务并没有完成，还亟须补课。至于救亡运动，为了方便起见，这里也就沿用了“新启蒙”这个提法。而这个“新启蒙”，既是在日本侵略、民族危亡的条件下催生出来的，也受到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影响，所以就表现为对内接受主张抗日和民主的共产党的领导，对外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也就因此同情和向往苏联。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却出乎人们当年的想象，苏联原来是个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帝国，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也丝毫无意于实行民主，反而更专制了。于是一些人就怪先知先觉者们的误导，也反思自己对别人的误导。有人公然说，我们受了骗，也骗了人。可见，如何看待抗日救亡运动和相伴的新启蒙运动，还是个值得研究和反思的问题。因为我也算参加过救亡运动，接受过先贤们的启蒙，因此才参加革命，走向延安。参加救亡运动本身就说明，我也启蒙过别人。因为我参加的救亡运动，主要方式就是宣传。例如跟我一起去延安的两个年龄比我还小的同学，就是由于受了我的影响。

一次广泛深入的启蒙

在我看来，救亡不仅没有压倒启蒙，而且救亡本身就包含着启蒙，甚至可以说救亡就是启蒙。启蒙是有普世性的历史进程，抗日救亡只是一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只要没有摆脱愚昧、野蛮、专制主义、个人迷信以及民族压迫等不文明社会的约束，启蒙就必须也必然会一直持续下去。我生长在西北，地处偏僻，在“九一八”之前，不但一般老百姓，连我这个私塾学生都不知道中国有个东三省。但是经过后来参加救亡运动和接受启蒙，就不仅知道了东三省，而且下决心要为收复失地而奋斗了。这对我们那一代特别是大小知识界来说带有普遍性。人们看了一些左翼的文艺作品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就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互相鼓舞，参加革命。同学们看不大起那些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只知埋头功课准备升学的人，斥之为“醉生梦死”。这些人确实也是少数。我们那些中小学生正是在救亡中接受启蒙，在启蒙中参加救亡。两者相辅相成，没有一个谁压倒谁的问题。其实，纯粹的理性启蒙，历史上并不存在。“五四”就是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交织在一起，“打倒孔家店”和“火烧赵家楼” 同时进行的。

所以，抗日救亡运动可以看做是中国人民的一次大觉醒，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五四”。不仅各种启蒙的理论书籍、文艺作品、报章杂志来了个大普及，而且宣传讲演、唱歌演戏还深入到了农村。以前，我们县没有卖新书的书店。“九一八”后出现了专卖新书的书店，连原来只卖《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等私塾课本和章回小说的书铺里，也摆上了鲁迅的《呐喊》、《彷徨》，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等新书。我们这些县城里的小学生还组织宣传队、演剧队，经常下农村活动。单是打着小旗，喊几声口号、唱几只歌，就已打破了农村多年的沉寂，一些青年农民也开始跟着活跃起来了。或许在大城市里感觉不出特别新鲜，但在偏僻的小城镇和农村，救亡运动和相伴随的“新启蒙”引起的变化，那可太显着了。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我们家乡关中一带几乎等于获得“解放”。

救亡运动不是单纯地只宣传抗日。事实上，与救亡运动同时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不仅广泛宣传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且也大量宣传反帝反封建，普及了有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知识。如果救亡内容只限于抗日，那就无法解释大批知识青年在抗日战争掀起后还投奔延安和其它根据地，在历史上培育出著名的“三八式”一代，成为解放战争和后来建国的骨干力量。他们当年离开国统区，走向解放区，就是因为虽然国共都抗日，但国民党却专制腐败，共产党讲求自由民主。

那时的进步文化人和知识青年，都怀有崇高的理想，不仅要求得民族解放，还要解放全人类。正像我们整天唱的《抗大校歌》所概括的，“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不但中国接受和参加“新启蒙”的人们倾向共产党和苏联，而且在全世界进步知识界中认同社会主义也是普遍现象。这是中国经历过上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人们都曾亲自耳闻目睹过的。否认那场轰轰烈烈的启蒙和把它的参与者看成被误导受蒙蔽，就是抹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和一代精英的历史作用，也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中华民族的最后形成

这场救亡和启蒙运动，促成了抗日战争的实现。也正是经过抗日战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得到了拯救并得以最后形成。在抗日战争之前，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在中国并不存在。至于由国内各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虽然早有人提到，例如梁启超就讨论过中华民族的精神，归纳为四点，但这个更松散的族群却还处于结合的过程中，并没有最后形成。在中国大地上，所有民族也都远没有成熟。人们常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各民族就已凝聚一起，有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任务。但是实际上，此后的民族斗争主要还是在国内各民族之间进行。不仅太平天国发动的是反满战争，宣言叫“奉天讨胡檄”，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初提口号也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国初年，一些少数民族痛恨和反对的仍然是欺侮和压迫他们的汉族统治者。我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回回造反”。西安周围一些县先后发生回民起义，后来大部分被赶到宁夏、新疆一带去了。现在我们村周围还有一些只有村名已无回民的遗址，如“回回道”。国内许多民族处于杂居状态，但是少数民族大多被迫移居边远山区，中原大地和条件好点的地方在历史的变迁中转入汉人之手。

中国还没有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另一个明显证据就是没有固定的边界。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不得不和周边国家逐个经过谈判、签订边界条约、正式划界，而且至今仍未完成。1957年中缅边界谈判时，我曾旁听过一段。由于中国过去的中小学课本一直写着英国占领缅甸时抢去了我们的片马、江心坡(其实中国的治理从未达到过这两个地方)，一些民主人士坚决要求在这次谈判时收回。周恩来总理就给他们做工作，其中曾提到我们建国后仍存在“四至不定，四邻不安”的情况。由于边境未定，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往往分不清自家是住在中国还是外国。或者人住这国，耕地却在那国。这种同一民族(实际上还处于部族阶段)分住两国，在我国周边是普遍现象，在边界的划分和边界的管理上都会带来麻烦。

抗战前中华民族尚未最后形成还可提出一个侧面证明，就是中共曾一再公开宣告，而且不但见之于党的某些文件、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的一些讲话，还载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承认国内少数民族(蒙、回、藏、苗等)的自决权，承认它们有权脱离中国成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也许由于情况不清，还提过允许台湾独立的问题。经过救亡和新启蒙运动，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发动，中华民族最后形成了，其它少数民族脱离中国而独立的问题就不再提了。至于台湾，更不存在独立的问题，因为那里百年前就是以汉族为主，土著民族已经极少了。如果说我小时曾目睹过回族和汉族的不断冲突，那么抗战爆发后所看到的已是包括五十六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战，从西北开往前线的藏民师、回民师等，那种慷慨悲歌上战场的感人场面至今印象仍然很深。我们那时不断组织对他们的欢迎，还学习和从事过对前线送回来的少数民族伤兵的护理。至于在战场上特别是敌后，各民族携手抗日的经历早已载入历史。还应一提的是，海外侨胞的抗日情绪并不逊于国内同胞。总之，经过抗战，中华民族才真正形成了，从近代史上一个较空泛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客观实际存在。从此，中国各民族如果再有独立倾向和独立活动，那就不但失去进步意义，而且属于分裂祖国的叛乱了。

历史证明，中华民族要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多民族的集合体，必须解决两大问题，就是对外实现国家独立和对内达到民主统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了独立问题，并且成为当时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但由于国共分裂、内战兴起，至今仍未完全解决统一问题，还丧失了大国地位。另一方面，新中国虽然成立了，却并没有迎来自由民主，反而走上了专制主义道路。但这不是由于“抗战压倒了启蒙”，而是由于启蒙的转向。这就是延安整风兴起的反启蒙的个人崇拜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行的一元化领导和舆论一律。因此，周扬、温济泽等人把延安整风说成是一次启蒙，是继五四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联系到个人，我在少年时代就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接受先知先觉者们的启蒙，确也是出于真心实意。之所以背井离乡加入革命行列，也是由于怀有崇高理想，那是没有什么虚假的。作为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能在那个伟大时代，投入革命洪流，真是人生幸运，从来没产生过悔意。至于后来陷入个人迷信，糊涂几十年，那也是历史的局限，虽然与主观因素有关，但也不能过分苛求于己。

现在有些学者，不但否认抗日救亡运动的启蒙含义，而且有时还流露出对参加抗日救亡的老一代先知和追随他们的广大群众的某些不以为然，说他们“搭错车走错路”，耽误了启蒙，误导了人民大众，直接间接帮了专制主义的忙。这可就太不公平了，实在对不起从“五四”到抗战的好几代中国精英，特别是那些为了民族解放和维护正义而英勇牺牲的千百万烈士。难道宁可置亡国于不顾，不要民族觉醒，只谈“纯理性启蒙”才对?那就真有点像《红楼梦》上林黛玉说贾迎春的话：“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清楚

马克思主义诞生将近二百年，我们先后把它定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有几十年了。但是直到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才说了一句老实话：“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就以我个人来说，我是从小就学习和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也读过不少，还给人家上过课，但实际上是一直没有弄清楚。不但作为学说，许多问题是模糊的，是跟着领导人云亦云;一联系到实际，那就更糊涂了。例如像大跃进、反右倾、饿死人、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瞎胡闹，内心实在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也不敢有个人的独立思考。比起一些先知先觉来，自己只能算一个随大流的落后分子。只是在改行学党史后，才对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了点稍微系统一些的思考，现在所能谈的，就只是近年来的想法了。

其实，邓小平说的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清楚的“我们”，主要指的显然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他自己那些参与中央领导核心的人，特别是一言九鼎的毛泽东，像我这种跟着跑的小不拉子大约并没有包括在内。而且他对毛泽东的评论也还有别的例证。1985年他曾对外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说的“我们”没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除了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局限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外，还由于中国领导人并不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例如毛泽东就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基本著作《资本论》(刘、周、邓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陈伯达、胡乔木也都没读过)，主要看的是马恩前期几本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加之他们不大了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历史和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先期国际共运中的斗争，特别是对第二国际和民主社会主义缺乏研究;也没多研读马恩晚年的著作如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等。他们不但没弄清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少曲解、误解、片面化、极端化、僵化、教条化，加上深受中国专制主义和历代农民暴动的影响，结果就造成实践中的专断、蛮干、胡来，严格的等级制度，以至大搞个人迷信等等，反而把这些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闹得许多地方自相矛盾。例如，既然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弄清楚，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怎么可能说他是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人都必须坚持?

对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没弄清楚，现在是不是弄清楚了?看来未必，可能是更模糊了点，有些还是为了维护执政地位故意搞模糊的，特别明显的是表现在造神、造假上。又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恩格斯晚年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可是我们能谈得上吗?如果单就言论出版自由来说，那么从实行改革开放、进行拨乱反正那段时间算起，不是恰恰相反，许多方面不是收得越来越紧吗?这大概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作为抽象的名词，民主还可以在报刊上经常见到，甚至允许作点不关痛痒的讨论。但是涉及自由，就连空泛的谈论也几乎见不到了，更不允许讨论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的思想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问题。这些词汇已日渐从报刊和其它印刷物上消失。由此可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全民必须坚持的信条，但实际上却并没有执行甚至也不想执行。我们执行的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当年从苏联搬来的斯大林主义(主要是政治模式，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后已基本上放弃了)。因为正像有些人所说，以系统的理论衡量，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毛泽东思想，它只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对马克思主义的几点看法

虽然我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不十分清楚，但是经过近几十年的实践和反思，也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判断，向大家请教和参加讨论。不过这里着重谈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中心课题，而不多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它领域。

马克思主义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

人类有史以来，就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其含义虽然各地区和各人群并不一致，但是许多因素还是大同小异的，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均富等。这些自古以来就有的理想，先后形成各种学说和信仰，不管叫什么名目，是大同世界还是乌托邦，但都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到十九世纪初，具有社会主义理念的不同派别就先后兴起，在欧洲形成了日益广泛的运动。不过开始阶段，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不但派别纷杂，而且思想混乱，什么货色都有，不光是都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还多为一些不同的封建贵族、宗教派别和资产阶级所利用。所以为了划清界限、不同流合污，马克思、恩格斯在初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时有意避开使用社会主义，而用共产主义这个词。他们起草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就取名《共产党宣言》。直到二十多年后，马克思的思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逐渐处于优势时，他们才更多地使用社会主义，而很少使用共产主义了。对此，恩格斯曾作过详细解释，在他领导下创建和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党也都以社会主义命名，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等。兴起于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到恩格斯晚年即已开始进入高潮。由于运动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所以恩格斯临终前不久，曾既高兴又不无惋惜地说，马克思如果能看到这种盛况该多好呀。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末已呈燎原之势，到二十世纪更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苏联东欧的变化，只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派别的衰落，而整个运动仍在向前发展着。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不算长的时间里，战胜社会主义运动中其它流派，处于优势和领先地位，首先因为它是在当时欧洲几门先进学说的基础上，空前地集中、提高和发展了历来社会主义运动的要求和理念，就是为解放全人类，求得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均富，建立起了一整套站在时代前沿的理论体系。也由于这一理论是一门科学，目的在于拯救无产阶级和其它劳苦大众，因此自然会得到他们以及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拥护，成为这些人的信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的学说特别强调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他和恩格斯直接参加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并执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学说，使之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真理。所以不论人们怎样评论，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谁也不能否认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不但工农群众，而且连西方学界也一直敬重马克思，一再自觉自愿地推举他为“千年第一学人”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主要还是在探索真理，并没有说已经穷尽真理。所以不能说它是“科学的科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是科学，就应进行研究和经过实践的检验，凡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应该坚持;证明是错误的，就应加以修正和扬弃。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必然受到那个时代的限制，一些观点以至基本原理的错误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本人就在对他的学说进行着不断的修正，后来恩格斯独自领导工人运动的十二年中更有重大的修正和发展。无怪乎一些人说他们的学说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些人只记得《共产党宣言》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两个“彻底的决裂”。其实马克思老早就认为在一些民主国家如英、美以及荷兰，可以实行和平转变，经过普选，工人阶级就能取得政治统治。到了1874年，恩格斯更进一步认为，“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只剩下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十年后，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1848年时提出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陈旧了”。面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自我调节，他还承认，“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可以通过普选和代议制等民主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原话是：“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他也不再坚持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主张继承其立宪和共和制度。恩格斯不只在理论上修正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同他的朋友和学生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等，创建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向高潮。

在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它只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流派，既不是处在高于其它流派和垄断整个意识形态的地位，更不能使其政治化，成为人人必须坚持信奉和服从膜拜，而不能怀疑、讨论、批判和扬弃的教义。任何学说只要被置于高于一切的垄断地位，加以神圣化和政治化，那它就会丧失科学性，宣布自己的死亡。

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写《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的专论中，就提出过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因为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实践检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些根本性的修正，并且证明这些修正有不少是错误的。中国一直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中国革命的遭受挫折和走了弯路，特别是头二十八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有空想的成分和“左”的倾向，而列宁主义走得更远，以致使它和马克思主义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脱节。下面我们就列举两者之间的一些主要区别，只是点到为止，不作旁征博引和详细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和理论体系。而列宁主义只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个“左”的流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旨在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人的解放，恩格斯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归结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斯大林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列宁本人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代表团的提问时也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必须以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和物资极大丰富为前提，因此只能发生在社会主义胚胎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列宁认为可以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较为落后的东方国家俄罗斯首先实现。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进行和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只能是国际事业，一国单干必然成为笑柄;列宁主义则认为，可以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并向世界输出革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说，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已经过时，马克思本人如果健在也会加以扬弃)，马克思主义当初所提也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只适用于国家消亡前的过渡时期。列宁公开主张的却是少数人(指俄国的产业工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进而成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并且“只要其它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要求的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到了后来，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已慎言暴力革命，而大力提倡争取普选权和代议制，主张改良、渐进的“和平演变”。对于这些，列宁持批判态度(有些重要文献如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列宁在世时没能看到)。

1919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彻底分裂后，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一是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和各国工党、社会民主党，一是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双方都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头时还都自封“正统”，但却互不承认，势不两立。

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差别当然不止这些。对许多差别，过去说成是列宁的发展，现在看来并不妥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列宁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那时已公布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计划经济等，都是继承和坚守的。因此只能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不能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且列宁在世时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称谓(近二百年国际共运中以活人命名学说的只有毛泽东一人)，后来的列宁主义是斯大林的定义和系统化、还同马克思主义连成一个单词——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不断把自己的思想追加进去，使它实际上成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现在有些人为了替列宁开脱，把坏事完全推到斯大林头上。这不但不公正，也不合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