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灭亡后混乱的中国政局逐渐明朗起来。战前声言三个月消灭共党的蒋介石不得不忍声吞下自己种出的苦果，而这时李宗仁等国民党要员还在为在党内争得三分之地而大打出手。在河北的乡村里，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指示。自此国民党一败涂地，军队、要员连同文物、黄金都逃亡到了台湾，开始穴居的日子。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始终未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在一九四九这个变化之年，普通人被历史的潮流裹挟着，知识分子却在精神矛盾和思想挣扎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而选择一旦做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身不由己地在政治的大流中奔荡。但最痛苦地莫过于选择本身，尤其是在那个变换之年。

 

胡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哀伤

 

新文化运动时声明不言政治的胡适很快地就被席卷入政治之中，正如陈独秀所言，“你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一向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胡适从未将对中国新时代的梦想寄托在一个出身山野满嘴马克思句句革命的共产党身上，他反而寻找到了蒋介石，成了一个被后来人斥为反动派的国民政府的诤友，甚至在四十年代进入国民党的阁府走马上任为驻美大使。

 

而在江山易色的前夕，不仅共产党将胡适列为重要战犯，而且毛泽东特别“关照”胡适来京的话可任北大图书馆馆员，加之持自由和容忍理念的胡适一向对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颇有微词。因此，胡适在1948年的岁末悄然离开了被大军围困的北平。

 

然而，胡适在苟延残喘的国民政府的眼中，是可以拉拢的一颗棋子。李宗仁组阁，拉拢胡适任驻美大使；阎锡山组阁，宣布胡适为外交部长；甚至蒋介石也力劝胡适，即使不愿到美国国会游说，“出去走走也可”。后来到危急关头，蒋介石希望胡适组织在野党，宋子文希望胡适出面领导救国运动。然而直到此时，他在演讲中仍然在高呼“假如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醉心于学术醉心于自由也许是胡适不入阁的缘由。

 

但是，“国家”存亡之秋，不愿踏入政治的胡适还是本着道义赴美为“国家”尽着最后的努力，但是国家易主的形势如江河一泻千里，纵胡适倾尽全身也回天乏力。令胡适苦闷的是，从抗日到内战，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而美国在关键时刻又过河拆桥，一“国”之政权远去。更令胡适哀伤的是，渐进主义改良道路从此中断，自由主义理念从此在大陆无立锥之地。

 

胡适走了，他没想到的是，两年以后，留在大陆的并且以思念杜威命名的儿子胡思杜在报刊上公开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要公开划清界限。随后鲁迅在大陆被追捧到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俨然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典范，而胡适却被厚厚的五卷《胡适批判全集》钉在耻辱柱上，除了在文革期间被翻出之外，被人们深深地遗忘，直到八九年代才回到大众的视野。

 

胡风：异路人的狂欢

 

对于胡风而言，1949年是他生命中“甜蜜的高峰”。1949年的他用后来家喻户晓的《时间开始了》为新政权的建立而欢呼：“毛泽东！毛泽东！/……你微微俯着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毛泽东！毛泽东！/由于你/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

 

此时的胡风在文字中对毛泽东是由衷的称赞，但他所称赞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人民政府，而不是对毛泽东私人的崇拜之情。胡风与毛泽东的思想一直存在对立，一个提倡“五四传统”，反对“文化上的农民主义”，号召“主观战斗精神”，而这一切都与将马克思列宁活学活用的毛泽东思想存在抵牾，都与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背道而驰。

 

即使如此，作为党外的工作者，胡风对始终认为自己是党的“同路人”，他所追求的革命与共产党所追求的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应当用文字、热情来抒发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共产党的热爱。甚至当他的积极而热烈的入党请求遭到周扬冷漠的应付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异路人的地位。

 

1949年，时间开始了，异路者的坎坷命运也开始了。

 

金岳霖：从不问政治到热衷于改造的知识分子

 

作为中国近代颇负盛名的哲学家，金岳霖有自己架构的完整的哲学体系。然而，到了五十年代，这一套哲学体系在金岳霖的心中崩溃瓦解，他转而认同阶级认同马克思主义，并且矢志不渝。

 

作为一名看透政治黑暗从此“任自然”的知识分子，金岳霖不愿过问政治。他虽然不满国民党的黑暗，但对共产党亦无向往之心，更不愿到国外的公寓终老。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对政治腐败到忍无可忍在之时，也往往会接受来自社会底层的改朝换代”（许纪霖）。而且，与胡适这个国际主义者不同，金岳霖是典型的爱国主义者。他就在对共产党的陌生感和对新的民族国家的伟大光明前途的期盼的矛盾中走入了新中国。

 

1949的金岳霖没有犹豫，但是不知所措。而这一切直到五十年代开始思想改造之后才有改变，金岳霖彷佛看到新的天地，痛感自己以往所主张的哲学体系的落后、虚妄，体会到新的社会新的变化。

 

对于金岳霖来说，共产党推到了“三座大山”，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切都令他欢欣鼓舞，而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努力，而且中华民族的复兴还要寄希望于共产党。就在这种“民族翻身”的情感之中，金岳霖将对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不知不觉地转向了对共产党认同的马克思主义。

 

吊诡的是，西南联大期间，殷海光向金岳霖请教何为真理之时，金岳霖答道：“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这个思想影响了殷海光一生，然而为何解放后的金岳霖却将之置之脑后了？

 

沈从文：洞察现实的悲观者

 

这位以《边城》成名的作家，却比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更加清醒。

 

在1949年这个动荡之秋，有的人为新政权的成立而欢欣雀跃，有的人为国民政府的离去而感慨万端，有的人正积极努力地脱离旧社会的窠臼以融入新社会的熔炉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包括沈从文，正在为知识分子的命运、整个国度的前途而担忧。

 

沈从文少年意气风发时发表《论郭沫若》一文直斥郭沫若创作方面毫无成就可言，没想到的是几十年后在政局交割之时即将登上权力顶峰的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将沈从文列为红黄蓝白黑反动作家中的“桃红色”作家。政治的定性让沈从文失去参与新政权的热情，他变得悲观甚至绝望，经历着游移、徘徊、兴奋和颓丧，甚至想用剃刀和煤油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对新时代到来的深深的忧虑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带来的深深的精神压力的背后必然是对新生政权深刻的反思。

 

沈从文一直作为反对派而存在，他不主张作家从政，不相信革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向往的只是文字的自由，而这些要求随着1949年的到来都变得十分遥远。他的前半生一直在“思”，在乡野之间，在市井之间，在学府之间，在庙堂之间，独立的、不受干涉的并且自己为自己负责的思考。然而，新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如果说先前的内战中尚有反对的空间，那么新生的时代是否可以留下些许的喘息呢？

 

沈从文不敢想象，愈想象精神愈加崩溃。当看到身边的朋友亲人都伸开双手敞开怀抱迎接新时代，他更加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然后又重新走向自己。他在朦胧之间忽然明白新生的政权的力量何在：只要有“信”，政治便会在千千万万青年心中生根发芽；只要有信仰，就有脱离“思”的力量，就有敞开胸怀迎接新政权的力量。

 

沈从文明白了，他不再“思”与“信”之间挣扎了，而是转向故纸堆。中国就在沈从文的忧虑中不断向前走去——思想改造、反右、文革……这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正如傅国涌所言：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城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